近日，国际粮食市场又是波诡云谲，如同2008年的情形。如果传统粮食出口国的政治家不肯担当国际责任，其政治行为将帮助投机商人，给世界经济带来损害。2008年及后来中国能够稳定粮食和食品市场，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与官方积极披露市场信息、防止社会恐慌心理有关。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老百姓只能亲历极小范围的市场形势。在交通运输极为发达情况下，只要食品市场全局不出问题，局部也不会有大的问题，所以，老百姓也关心市场全局的状况，但这种关心只能依靠官方和媒体披露的信息。我观察，专家评论和媒体报道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多少会对大众心理产生影响。在粮食成为敏感话题的情形下，如何公开发表相关意见，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事务，当事人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对粮食问题的评论，我还是那句老话：大道理管小道理。只要抓住大道理，就不会被枝节问题牵着鼻子走。

关于粮食，眼下舆论焦点是两个问题：中国的粮食短缺么？粮食涨价会导致通货膨胀么？我以为，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坚守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我讲的“大道理”。

我国近几年粮食占有的人均水平是800斤左右，远远超过人均口粮的需要。这么多粮食做口粮当然用不了，其中约一半被用做了饲料和工业原料。即使遇到今年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完全可以让粮食涨一点价，增加养殖业和工业的用粮成本，使刚性需求很强的口粮供应得到满足。这是一种市场调节。除非有了极端情况，政府不必直接干预粮价。我们国家还有大量粮食库存，政府的调节手段很强大，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粮食短缺问题。

至于粮价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需要多费一点嘴舌。

通货膨胀是市场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情形。仅仅从数量联系看，任何一种商品价格变化，与通货膨胀都有关系。我国食品原料的市场销售额占到GDP的比重是10%左右，但由这些原料转化为食品的最终消费和服务的销售总额，其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则要超过30%，仅仅从统计关系看，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肯定对价格总水平有影响；因为统计部门对消费品价格指数的计算必须考虑国民的支出结构。但是，若要分析因果关系，特别是分析产品链上的间接影响，则要复杂一些。

现代农产品生产的确不同于自然经济为主的时代，其与国民经济整体有高度的依赖性。在农业成为现代技术要素大规模投入的领域之前，农业的独立性很强；如果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价格往往长时期低迷。现代农产品生产周期变短，直接来自市场的投入品大大增加，同时，部分农产品又会是其他相关产业的原料。这样一来，农产品价格波动就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有了极大的依存关系，与价格总水平也有关系。

在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中，有一种叫做“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但是，千万要注意，若一种商品价格上升即使是由成本变动引起的，若它没有引起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重大颠覆，就很难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

农产品自身因素导致的价格变化对总供需平衡的影响，要小于总供需平衡变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现代农业的成本因素已经高度市场化。以小麦生产为例，在正常年景下，原料投入、打工的机会成本以及隐性地租成本，会占到产品销售额的90%左右。如果投入因素分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它们的价格普遍上升，必然是国民经济的总供需平衡发生了变化，其后果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虽然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如果农产品成本上升，会引起农产品供应减少，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会发生变动，即使需求不变化，农产品价格自然会上升。这种上升有合理性。如果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会造成后续农业生产的持续减产，农产品供需的积极平衡也难恢复。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货币政策得当，消费者可能减少其他消费，导致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社会总需求不一定增加，从而通货膨胀不一定发生。

如果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又有关于粮食短缺的谣言流传，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使消费者动用储蓄，特别是动用以往的储蓄，大规模囤积粮食及其制成品，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必然产生总需求的扩大，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种情形发生的关键，是消费者是否动用以往储蓄。消费者究竟是否这样做，跟社会舆论有关，也跟商家炒作或囤积居奇有关。

目前，我国抑制食品价格过度上涨、将总需求控制在合理规模内，有不利的方面，也有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是我国就业压力很大，投资增长惯性是经济体制的固有特性；今年还有工资增长的压力。有利的方面是我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可补充国内市场供应；国际贸易顺差减少的空间较大，提供了控制货币投放的更好的条件；利率和人民币币值有提升的空间，有利于平衡总供需。总体看，我国控制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前景还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