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就有“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之说。仔细辨别起来，“三信危机”各有不同指向：信心是自我指向自我的（自信），信任是自我指向形下之非我的（信任政党、政府等等），信仰是自我指向形上之非我的（宗教之拜神教信仰、意识形态之观念信仰为真信仰，而拜物教——权力、金钱拜物教信仰等等则为伪信仰或信仰危机）。20世纪90年代，又有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精神文化危机之说。因为文化无非是精神的映射，所以精神为内在之本质方面，而文化则为外在之现象方面。由此，我们以“精神危机”为研究课题。
对于精神危机，我们主要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诸种社会历史角度去研究，而是从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去研究。我们力图通过这一研究，从现有各种“症状”中查出“病根”，以便开出“药方”，施以适当“疗法”，以为救治。
一
我们正在面临一场全面、深刻和持久的精神危机。
精神危机，亦即现代颓废主义思潮，表明人类对于自身的生存（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等等）产生了根本的、严重的、普遍的和持久的怀疑以至精神颓废。颓废主义是最完全、最彻底的虚无主义，是人对于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一切真理性、价值性怀疑的现代主义。
当然，即使这样一个时期，由于某些精神刺激因素（如权力、金钱、食色——饮食男女等），某些人们一时处于精神兴奋状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精神危机的局部的、暂时的缓和不能改变全局、常态。物质的丰富、身体的享受非但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而且还能起到反衬作用。
当今世界，危机重重。人类面临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核战争等等问题。但是比所有一切更严峻的是人类精神危机。可以预言，最有危害性和最有毁灭性的不是其它任何一种危机，而是人类精神危机！
为了把握精神危机的根源和本质，我们应当迅速切入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系统分析了人类精神的内在张力结构。弗洛伊德早期提出过“二分法”的意识结构理论，将意识区分为“潜意识”和“意识”，而又将“潜意识”区分为“无意识”和“前意识”。各种意识层面之间存在一种“潜抑”和“宣泄”的张力关系。而弗洛伊德晚期又提出了“三分法”的人格结构理论，将人格区分为“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各种人格层面之间同样存在一种“潜抑”和“宣泄”（“升华”）的张力关系。心理能量在转化中守恒。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是“本我”理论。他发现了“本我”自身内在张力结构：“生本能”（亦即“性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张力关系。他以之来解人类生命之谜。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
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生”与“死”之间的张力关系归根结底是人类基本生存困境的反映。所谓人类基本生存困境是指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两难和悖论。正是从这种困境中，人类获得一种基本生存本能。所谓人类基本生存本能是指：人类总要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有限中寻求无限，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死中寻求永生。唯其如此，才能有所依赖，有所归属，有所寄托，有所追求。人类总要确定生存的意义、价值、目的。唯其如此，才能具有生活的信念、理想、希望。
精神本身这种内在张力结构决定它的演化过程。
皮亚杰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系统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演化过程。皮亚杰以主客体在儿童心理中的建构为主导线索，揭示了个体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认为，主客体建构的关键是本体（守恒性）概念在儿童心理中的建构。 从全息观点看，儿童心理这一人类个体早期认识的建构不过是原始人类心理这一人类总体早期认识的建构的全息重演。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全息同构关系。
皮亚杰所揭示的本体（守恒性）建构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基本实践本性：从现象到本质，从表象世界到本体王国。换句话说，所谓人类精神基本实践本性是指：超越生活世界，建立“精神家园”。
这里，我们从可能和现实、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精神基本实践本性所具有的各种意向。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如同任何一座建筑都是将它的基础安置于大地之中一样，人类建立“精神家园”的唯一基本方式是将有限安置于无限之中。最初，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只有现实生活着的个人才是有限。而无限则可以通过以下四条或者五条基本路径建立起来：第一、回归自然，以物为本——自然本位主义；第二、依附社会，以人（社会）为本——社会本位主义；第三、个人膨胀，以人（个人）为本——个人本位主义；第四、精神超越，以神为本——精神本位主义。最后，与以上四条基本路径相对立的第五条基本路径：放弃存在，以无为本——虚无主义。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将精神意向划分为“历史理性”、“生命激情”、“审美主义”、“宗教情怀”、“虚无主义”。 可以与笔者这里所进行的划分相参照。
正如刘小枫指出，审美主义（“逍遥”心态）与宗教情怀（“拯救”意识）是中西方两大文化传统的基本主题。 所谓审美主义（“逍遥”心态），以外在的和内在的自然（人的自然本性）为本，亦即自然本位主义，如道家、释家（禅宗）等。而所谓宗教情怀（“拯救”意识）则以神为本，亦即精神本位主义，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历史理性——社会本位主义，以社会—历史为本。儒家、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典型。生命激情——个人本位主义，以个人—生命为本。近代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时期的青春主题是其中的典型。最后，虚无主义，以无为本。佛教、现代颓废主义是其中的典型。
人类在这些“精神家园”中的耕耘和收获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创造。众所周知，人类一切创造基于这样一种形上追求：从现象到本质，从表象世界到本体王国。人类形上精神是一种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精神。它是这样一句“绝对命令”：我不仅要问“什么”，而且要问“为什么”；我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正是这样，人们拷问了世界、宇宙，拷问了人。对于世界、宇宙，它要达到究竟之极；对于人，它要达到终极关怀。前者作为一种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文化上；后者作为一种人文精神，体现在人文文化上。
但是，人类形上精神要求从外在的、杂多的、相互区别的、个别的现象中把握内在的、单一的、自身同一的、一般的本质，就是企图将充满感性光辉的表象世界归结、还原为笼罩理性阴影的本体王国。为了寻求一个对于生活的合理解释，我们以牺牲生活的全部乐趣为代价。如此，人类形上精神从丰富、充实走向了贫乏、虚无，从生活走向了死亡。正是这样，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哲学家们大谈特谈：“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总之，人类精神的实质正是现象与本质、表象世界与本体王国、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精神本身内在张力结构已经蕴含了危机的内在因素。在它的演化过程中，一旦出现了引发危机的某种外来因素，危机就会爆发。从精神危机的这一根源中可知精神危机的本质。精神危机正是双重危机。它是现象、表象世界的丧失和本质、本体王国的同时崩溃，亦即生活乐趣、意味的丧失和生活信念、理想的同时崩溃。
二
精神危机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精神危机作为一种现实，却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无论作为个体事件，还是作为群体事件、总体事件，精神危机往往取决于人们生存境遇的非常变故。但人们生存境遇的非常变故能否引发精神危机，却取决于人们的性格回应。人们的性格回应一旦失去应有张力，精神危机就会爆发。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演变历程中，首先，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建构时期，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儒家从血缘生殖这一人际自然关系中建构人际社会关系，形成伦理主义——社会（家族）本位。而道家则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形成审美主义——自然本位。所谓“儒道互补”，正是二者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张力结构。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构（危机）时期。两汉时期，儒、道两家在宗教化、神学化中各自走向极端。作为民族基本性格，“儒道互补”这一张力结构逐步失去原有张力，由此解构，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危机。玄学正是陷于这种“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困境反映。所谓“玄学思潮”、“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等等，都具有精神危机的意义。最后，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补构时期。通过援引外来文化精神资源（佛教），补救本土文化精神资源（儒家、道家），最终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演变历程中，首先，古希腊时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建构时期，形成了希腊文化精神。希腊文化精神是科学主义——自然本位和人本主义。早期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表现了希腊人对于自然界的浓厚兴趣；中期希腊哲学是人事哲学，自然问题转向人事问题，希腊人转而关注人本身；直到晚期希腊以及罗马哲学，人事问题更进一步转向人生问题，方才出现人生哲学。其次，古罗马时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解构（危机）时期。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对于人生问题的关注，对于生命问题的探索逐渐触及文化精神问题的核心：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原有的文化精神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在精神觉醒后对于精神本体的强烈需求。精神危机就这样爆发了。最后，欧洲中世纪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补构时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伯莱文化精神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希伯莱文化精神（基督教文化精神）是神本主义（上帝信仰和天国理想）。由此，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形成了希腊文化精神和希伯莱文化精神的统一。
比较而言，20世纪精神危机是迄今为止唯一具有人类总体意义的事件。这是一个严峻的时代课题：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物质文明的发达和精神文明的危机、科学的昌盛和人生的危机等等“二律背反”问题。
造成这一事件，首先是人本主义—科学理性的解构作用，然后是工业—城市文明以及消费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
正如由神本主义而生发的是宗教信仰一样，由人本主义而生发的是科学理性。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既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也给我们带来了祸害。爱因斯坦曾经将科学比喻为“双面刃”。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愈益表明它具有造福于人类和遗祸于人类的双重性作用。但是，科学的“双面刃”作用，不仅表现在其物质后果的双重性上，而且表现在其精神后果（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方法）的双重性上。
科学正是人类思辨理性（形上精神）的产物和表现。早在古希腊，当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这一概念和“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时，人类思辨理性也就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实现了“心灵的转向”。从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得以确立。柏拉图驰骋想象，建立了一个“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条分缕析，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被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神学所利用（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最后，以宗教的没落和科学的兴盛为背景，人类形上精神发生重大转向。它既标志着人类从幼稚的时代进入了成熟的时代，也标志着人类从确信的时代进入了实证—怀疑的时代。
从文艺复兴到思想启蒙，人本主义彻底战胜神本主义，科学理性彻底战胜宗教信仰。近代欧洲哲学以培根提出“实证”（经验）原则、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理性）原则为开端。培根的“实证”是实验科学的原则，笛卡尔的“怀疑”是为了确信（“清楚明白”）的怀疑，是理性主义的原则。培根、笛卡尔企图以此从宗教中解放科学，从信仰中解放理性，从神中解放人。从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得以发展：“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笛卡尔）、“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我行动，所以我存在”（费希特）、“我言说，所以我存在”（维特根斯坦）。但从这种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中却最终演化出一种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来。在哲学史上，真正的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是不可知论：“经验之外不可知”（休谟）、“现象之外不可知”（康德）、“语言之外不可说”（=不可知）（维特根斯坦）。尽管康德曾经一语道破了不可知论的目的：“给理性划界限，为信仰留地盘”，但这种科学理性却最终突破了自身的界限，摧毁了宗教信仰的地盘。黑格尔企图恢复思辨理性（历史理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尽管如此，人本主义—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怀疑主义的时代还是到来了。
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被以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如同宗教、形而上学的绝对性和客观性早已受到怀疑一样，科学的绝对性和客观性正在并且还将更加受到怀疑。正像当年反对宗教迷信、形而上学迷信一样，反对科学迷信正在愈益成为时髦。
现代西方哲学，一面是英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另一面是欧陆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一面（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将科学局限于表象世界，另一面（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将理性驱逐出本体王国。现代英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从“超越形而上学”、“拒斥形而上学”到“重建形而上学”、“恢复形而上学”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卡尔纳普、波普、奎因是其中的三个典型人物。卡尔纳普提出“经验证实原则”及其划界标准，认为形而上学既不真实，又无意义，以此“超越”、“拒斥”。他们要求理性：我只要问“什么”，不要问“为什么”；我只要知其然，不要知其所以然。显然，这是与科学的精神或人类理性的精神相悖的。如同胡塞尔所批评的，这不仅无助于科学，而且无益于人生。“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 此后，波普提出“经验证伪原则”及其划界标准，认为形而上学虽不真实，却有意义，以此“重建”；奎因提出“本体论的承诺”，认为形而上学既有意义，也属真实（在实用主义意义上），以此“恢复”。事实表明，形而上学是驱不散的阴魂，是赶不走的幽灵。形而上学既是科学的需要，也是人生的需要。相反相成。现代欧陆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从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尼采提出的“上帝（神）死了”、福柯提出的“人死了”是其中的两个典型口号。上帝（神）是被理性谋害的，人是被知识谋杀的。“上帝（神）死了”，这就是说，神性死了，人失去了对于神的信仰；“人死了”，这就是说，人性死了，人失去了对于人自身的信心。失去了信念，失去了理想，人也就变成了动物。这样两个进程是现代西方社会精神危机日益深化的折光反射。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它们是现代西方世界精神危机，亦即现代颓废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正负两面的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是以实用理性为基础，而不是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由于以实用理性来取代思辨理性，缺乏形上精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既缺乏宗教精神，又缺乏科学精神，始终以伦理主义—审美主义为基本构架。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精神汲取了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但却始终没有汲取其中的宗教信仰，甚至在科学理性下，以意识形态为“科学”，以意识形态为“宗教”。因此，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除了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它的特殊原因。
但是，总起来说，人本主义—科学理性通过实证—怀疑，在事实真理上建构价值真理，从而一劳永逸地摧毁了人们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所有“精神家园”。在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下，宗教情怀—神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本位是虚妄的，历史理性—社会本位、生命激情—个人本位是徒劳的。惟独虚无主义是切实可靠的。这是人本主义—科学理性通过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最终达到虚无主义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进程。
除此以外，工业—城市文明以及消费社会生活方式，切断了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本来关联，使人成为孤独的“原子”，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运行。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既没有爱，也没有恨，除了自我保存，甚至连生殖欲望都没有。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这就是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这不是能够像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那样好理解的（现代科学十分自然地企图去理解过）；它应被理解为是一种本质上向灭亡的形而上的转折。世界城市中的最后的人类不再希望活下去了——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他可能依恋生活，但作为一个类型，作为一种集合体，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集体生存的一种特征是，它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怖。那种以严重的、不可解释的恐怖心来打击真正的农民的事物，那种认为家和族可能消灭的看法现在已经失去了意义。有形世界中的血统关系的连续已不再是血统的一种任务，作为家系中最后一员的宿命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劫数。不再有后裔了，并不是因为不能生育子女了，而主要是因为强度已达高峰的智慧不再能找出要有子女的任何理由了。” 美籍日裔著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提出了与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最初之人”相对应的“最后之人”。福山指出：“自由民主国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最后之人’，一种由现代自由主义缔造者塑造的人，他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最后之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些愿望不会感到任何羞愧，所以，‘最后之人’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其实，造成“最后之人”的并非福山所谓的自由民主，而是工业—城市文明以及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一旦人们采取这种极端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立场，就会走向虚无主义—颓废主义，最后造成精神危机。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一书中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没有也不需要主角和英雄，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 但是，正是在“散文时代”里，人们呼唤诗；在“后英雄时代”里，人们呼唤英雄、浪漫。
三
毫无疑问，寻求走出这一精神危机的出路是当代人类文化精神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它要求我们反思我们现有的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从我们以上探讨中，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在当代人类文化精神建设中，应当努力避免现有的两种极端倾向，在适度的“平衡”中进行伟大的“综合”：既坚持寻求本质和本体王国，也同时反对以牺牲现象和表象世界为代价；它要求“普遍承认”现象和表象世界，在这一基础上寻求本质和本体王国；它要求即现象求本质，即表象世界求本体王国；以统一本质与现象、本体王国与表象世界来统一科学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当表明的基本观念是：哲学不是解剖术，而是复原术；人们不是在思想中生活，而是在生活中思想；学习哲学就是学习生活，等等。
哲学历来的本性是：在概念—语词的“巫术”、“游戏”中遗忘了生活。在对待生活上，传统哲学是“巫术式”的，而现代哲学则是“游戏式”的。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运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套话语：文本—符号系统，正如巫术一样，企图以虚幻的思想—语言来影响真实的生活。人们以为思想—语言比生活本身更真实，概念—语词比人物、事物本身更真实，但生活的铁律却粉碎了一切梦想和呓语。于是，在现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在思想—语言的碎片中开始了游戏的生涯。
如果说，原来我们以生活本身为虚幻，但却以关于生活的思想—语言为真实的话，那么，现在不论生活本身，还是关于生活的思想—语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虚幻的。
但人的本性却无法在虚幻中生活。本来，哲学揭穿生活的虚幻，是以许诺真实的思想—语言为补充的。现在，哲学揭穿了自己编造的谎言、骗局，使人们陷于双重虚幻中无以自拔。
因此，现在是我们同所有以往哲学告别的时候了。但这种告别并不是拒绝任何一种人类精神文化遗产，而是建立在全面“批判”、“继承”、“借鉴”基础上的伟大“综合”。这种“综合”在表现形式上或许是西方两大文化传统（英美唯名论—经验论—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与欧陆唯实论—理性论—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再度综合，甚或是世界三大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面上的首次综合，形成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而在实质上则是人类精神自身的整合，是人类精神的两面——寻求本体王国与返回表象世界双重本性的整合。
总之，建立在宏伟“综合”基础上的伟大“创新”，应当以双重的真实来代替一重的和双重的虚幻。
正如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应当“综合”前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城市生活方式（硅谷生活方式）应当“综合”前城市生活方式（乡村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本来关联一样，这样一种文化同样应当实现对于人的全面关怀，全面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人们确立现实的、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不断探索。
从表象世界深入到本体王国，亦即从常青的生活世界深入到灰色的理论王国；从本体王国返回到表象世界，亦即从灰色的理论王国返回到常青的生活世界。我们在这种深入—返回中，既可以永葆生活的乐趣和意味，又可以永葆生活的信念和理想。
注释：
参见[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参见[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同上，82页。
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7页。
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全两册），齐世荣、田农、林传鼎、戚国淦、傅任敢、郝德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19页。
[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页。
《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