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半岛的合纵连横
2010年初，我与妻子有一次柬埔寨之行。观光性质的旅游，建构的印象自然比真实生活要美好，但以其有新鲜感，有时感受可能更真切。
行前我对柬埔寨有两种印象。
第一种印象，来源于早期记忆。1970年，我18岁在村里当小学民办教师，那年毛主席发表“5?20声明”，即“林（彪）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代为宣读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起因是那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在法国度假之际，首相朗诺联手副首相施里玛达，通过议会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国。当然是美帝策划了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啦。于是，我们激动地举行反美游行，大唱根据“5?20声明”编词的革命战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后来，多次看到毛主席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同登天安门城楼。西哈努克展现他的多才多艺而谱写的深情感谢中国的歌，我也听过，不过不像“东风吹，战鼓擂”那样至今难忘。
还有就是关于“红色高棉”的。最先是从报上看到它的领袖乔潘森、英萨利等人访问中国，知道他们得到中国的支持。支持是理所当然的，都是共产党，何况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后又得知红色高棉胜利攻占金边，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然后，就是1979年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同学们议论“对越自卫反击战”。可能是某个同学从“美国之音”里听来的，说中国发动进攻，是为了牵制越南军队，阻止他们进军金边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反对地区霸权主义（俗称“小霸”）当然也是合理的。后来，“红色高棉”（又称“民柬”、“赤柬”）波尔布特一伙，在柬埔寨推行消灭私有制、消灭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实行灭绝人性的极权暴政，屠杀了一二百万即全柬近1/5人口，被国际社会知晓。
第二种印象，主要是出行前搜集相关资讯得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书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军师”基辛格博士所著《越战回忆录》（慕羽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据基辛格的说法，朗诺的政变与美国毫无关系，中情局没有料到，西哈努克也没有料到事情的严重性，以致迟迟不归国而延误了挽回局面的时机；而朗诺等人主要是出于柬埔寨的民族主义，反对北越占用其毗邻越南的柴桢省向南越运送人员物资，将柬埔寨卷入战祸。西哈努克国王的本性当然是反共的，甚至暗中支持美军轰炸高棉人的世仇越南人，只是小心地维持着小国在大国间的外交中立。朗诺于政变后亲美反越，美国当然高兴，但苏联一直是承认朗诺政权的，未撤驻金边大使馆，而不承认西哈努克在北京的流亡政府……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红色高棉原本是得到越共支持的反美帝反西哈努克封建王朝的，统一后的越共进军金边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解放”柬埔寨人民，并不完全是中越关系恶化背景下要与中国支持的“民柬”作对，而是中南半岛两千年来越南人、占族人（占城古国亡于越南人，今属越南版图）、高棉人、暹罗（泰国）人四族争霸使然。撇开印度、中国、法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大国对中南半岛的历史影响不说，这个地区的部族和国家也有自己合纵连横争霸逐鹿的“春秋战国”。然而，从基辛格书中可知越南战争给柬埔寨带来的伤害之大。看电影《战火屠城》，获得全美1976年新闻大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辛尼，就认为是美军为从越战脱身而对柬埔寨的狂轰滥炸，造成了柬埔寨人对美国的仇恨。
据中国驻柬大使馆网站介绍，至2007年，柬埔寨GDP71.17亿美元，人均GDP506美元（2006年数据）。这个小国穷国，人口1400万，还不如北京或上海一地多，居然有“274家报纸，27家刊物、74家杂志、14个新闻工作者协会”，“28家电台，7家电视台”。另外，《南方周末》的“中国在柬埔寨的真实存在”专题报道有段“中资企业的烦恼”，说由于柬劳工组织林立，工人劳动保障优势明显，那里的中资企业步履维艰。这些讯息令我激动——柬埔寨的民间社会竟这么活跃，言论出版这么自由。
忽然想起“穷凶极恶”这个词
进入柬埔寨的第一印象，便是腐败。在广州时导游就对我们说了，在柬埔寨进海关时，要准备好1美元或10元人民币夹在护照里，在越南就不用了。那晚在暹粒(吴哥)机场进关时，我觉得夹钱很别扭，试探着递上护照，一个中年关员抬起头，低促而有力地用汉语说“一块，一块”，我赶紧递上10元人民币。没有回头看他对白种人要不要买路钱。我在旅游书上就读到过关于柬埔寨腐败状况的介绍，说的是警察与军队也参与吴哥等地文物的走私，偷去换美元。在去金边的大巴上，华裔导游小张给我们讲他读书时的事，老师利用职权要学生补课，以赚外快，而在学校你上课是否认真、考试成绩好坏都不要紧，只要给老师送钱送礼，一切都OK。
但是，进入柬埔寨的第二天早上，我就“理解”他们的关员为什么会“酱紫”（“这样子”谐音——编者注）了。在吴哥城，我们看到的那么多孩子，不论男女，都很瘦小，明显营养不良，有的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有的赤脚走路，卖小礼品的跟着人叫“问多利”（一美元），眼巴巴地看着你。看到他们，我不禁想起自己挨饿的少年时代，天天饥肠辘辘，小学毕业体检身高只有138厘米，但比他们的营养状况似乎还好点。导游小张说，老师的工资太低，一个月相当于20到30美元，不从学生身上捞外快很难养家糊口哇。他对自己倒是很满意，说一个月的收入有100美元左右（将近人民币700元），比工厂里的工人们强多了，更不要说农民。我们在洞里萨湖去看“水上人家”，所谓“海盗船”——飞快靠近旅游船的乞讨艇——上的男孩或女孩，迅即从小艇跳上船，向游客兜售小玩艺或香蕉之类，或者照个相，那些孩子可爱又可怜。也有头颈盘蛇坐在铅锡水盆乞讨的女孩，男孩子则赤条条坐在水盆里向游客伸手，更叫人心有戚戚焉——生存对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生活没保障，人就没有最基本的尊严。乞讨，包括海关关员的乞讨（虽然利用权力有敲诈之嫌，也可以叫腐败），在这种情境中，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总比“饥寒起盗心”的抢劫和杀戮要好得多。
在柬埔寨旅行时，忽然想起“穷凶极恶”这个词，“穷凶”与“极恶”是同义叠加，成语的本义是凶恶到极点。红色高棉政权可以用“穷凶极恶”来形容，古今中外恐怕没有哪个政权会如此凶残地对待自己的子民，尽管它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旗号。金边郊区和大吴哥树林里，据介绍还有当年大屠杀留下的累累无名尸骨乱葬地。大开杀戒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是“解放前”哪怕稍稍富裕些稍稍有点社会地位的人。这种对“有钱人”的“阶级仇恨”是怎样煽动起来的呢？我很想听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和那时的少年骨干（类似中国的红卫兵、红小兵）回忆一下。我猜测，还是穷人太多，太穷的人对富人、对过得好些的人充满嫉妒和仇视，即“穷”得太“凶（狠）”就会让人性之恶登峰造极。
我这样理解赤贫导致仇富仇官，还隐含着贫富悬殊的条件，否则大家一样穷就无所谓嫉恨了。确实，穷国从来不会缺少富人，虽然当地的民众很贫穷，但为我们这些观光者服务的宾馆饭店，条件一点不比中国的星级酒店差。在金边，我们参观的金碧辉煌的柬王宫，比泰国的王宫更有“品位”。宫内王室佛堂（现为王室博物馆），陈列了一尊重达90公斤的纯金佛像，镶有2086颗钻石。有报道说，现在的柬埔寨由日本人帮助实行数目字管理，军方则看越南的眼色行事，“事实上是官僚利益集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财富”。但此论是否确当，我难以评判。
我们现代人心中的贫富悬殊，自然不能与古代相提并论。我一直没想通，800年前的高棉人，是怎样建设这么庞大而富丽的都城和众多巍峨神殿的。
站在此地，最容易产生的历史感是“盛极而衰”
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吴哥之美的震撼。事实上，也不需要我这枝秃笔来描述，网上相关记叙“备矣”。
与“小吴哥”对举的“大吴哥”，是当时高棉（中国称之为真腊）王国的都城。现在还有宽阔的护城河和城墙。当年亨利?穆奥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并非发现者的夸大推销之辞，而是他的真实感觉，也是我的真实感觉。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虽然工程大体量大，但艺术性难与吴哥古迹相比；俄国沙皇的夏宫、法国国王的凡尔赛宫、印度的泰姬陵，虽然建筑艺术价值高，但论整体的宏大与精彩，还是比不上吴哥古迹群。吴哥古迹群是罕见地既有历史沧桑感，又毋须借助想象就可以复原当日鼎盛辉煌的大景观。参观热带雨林丛中的大小吴哥人文历史古迹，心灵的感悟难以言宣。
站在此地，最容易产生的历史感就是“盛极而衰”。位于吴哥城中心的巴戎寺，被视为吴哥城的象征，据说由54座宝塔构成，代表当时吴哥王朝所辖的54个州。一个州撑破天，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吧？就算极盛时真腊王朝征服了泰国、越南的大部，称雄于东南亚，以当时的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积累那么多财富，耗费那么多人力大兴土木，在表现其盛世成就的同时，不是也在蓄积民痛和民怨吗？不是自速其亡吗？
我当然知道，“盛极而衰”之类不过是历史的老调子。在中国自秦二世而亡，人们就一直在总结这样的教训。长城东头的山海关孟姜女庙，至今仍以联语形式记载着民心：“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而唐人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与杜牧的《阿房宫赋》更是这方面的名篇。“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想那暹罗人兵临吴哥城下之时，王城内外做苦工的高棉人及外族奴工，想必也有不少人怀着“与汝偕亡”的怨恨，愿意与高棉暴君一起同归于尽的吧。因此，与中国的秦王朝一样，表面的强盛迅即崩溃，国王只有弃都逃命。
一个国家真正的强盛靠什么，表现在什么地方，吴哥就有最形象的历史答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