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说，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共同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播出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的央视、电影导演郭维告上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审理。

虽然被告的杂志和电视台都是我国各自领域有官方身份的老大哥，导演郭维是与董存瑞年纪相仿的老革命，论理不存在“恶搞”红色经典、消解崇高甚至侮辱、诽谤董存瑞这个进了教科书而几代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动机，但是，我还是感觉被告一方很弱势。可以肯定，如果是在意识形态禁忌森严的从前，被告受到的就不仅是军报的批驳，而是全民大批判，根本用不着上法庭，他们就被“打倒”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从前，郭维意在表自己塑造英雄典型之功的话，即便他敢说，杂志社与电视台也不敢放他“出笼”。

如今人们的“法律意识”是大大地增强了，在我们这个以“无讼”为上、息事宁人为传统的国度，像美国人一样动辄告上法庭，这不知是不是社会进步？

我不明白，原告们曾通过各种方式向上级和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求郭维说明真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董存瑞的名誉”，郭维与这两家媒体为何一直拒不答复。他们是有恃无恐，还是被“中华民族不可辱”这样严厉的反应吓傻了？是不肯低头收回已说口的话吗？可无言是最高的轻蔑，岂能不激怒对方？

我非常讨厌一些人动不动就把口舌官司变成法院的“最后解决”。1997年作家们怂恿韩少功起诉北大教师张颐武诽谤，后来有余秋雨起诉北京萧某，我都觉得这些大文化人真是没出息。但这一回不同，是郭维所在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先将批评《大众电影》及郭维的网民告上法庭，“成为最终的导火索，让本来一直为恢复董存瑞名誉奔波的人们怒火中烧”。

因此，对这场混战本身我无兴趣评说是非了。

我是“红色经典”哺育大的一代，即便在认清了江青之类政治骗子的真面目之后，我也认同那些经典表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核。但是，这与我们唾弃“高大全”的英雄模式并不矛盾呀。让英雄有血有肉有个性有人性的缺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凡人可以学习呀。可是，有人却像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不让人对他的偶像说半句“不敬”的话，否则必欲“追杀”之，这就太过分了吧？

不仅刘胡兰、董存瑞一定要按原有的方式叙述，连阿庆嫂、杨子荣这类根本上就是文学形象的人物也必须按从前的模式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太可怕了！如果“怀旧”的舆论不容许我们对既有的人物形象说三道四，社会大环境如此，法庭又哪有可能保障文学创造、批评与历史研究的自由空间？

由此，我想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言说有无至上的原则？

有部美国新片《父辈的旗帜》，讲的是：二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上夺取日寇固守的硫磺岛，登陆作战时牺牲惨重。战役结束，随军记者随意挑选了6名士兵在山头摆造型，拍出了一幅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发表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战后，6人中有3人生还作为英雄凯旋，受邀到处做演讲。虽然他们不讲自己，只讲这是战友们特别是那些献出生命的伙伴共同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和荣誉，但三人仍觉得于心不安，仿佛自己是存心作伪的骗子，其中一个印第安族裔的士兵几近精神崩溃。可是，带队的长官却不让他们讲出真相，劝慰他们道：世间没有至上的原则。意思是，为了军队的荣誉、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样更高的政治目标，你们不必较真。这部片子大大出乎我的意外，原来美军和美国也有这种树典型塑英雄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报道。而那位长官的理论只是与我们习闻的表述略有不同而已。

显然那位长官的理论在美国已被抛弃了。不然，关于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被公诸报端，就必定会被判处叛国或泄密罪；不然，美军士兵仍在伊拉克苦战，每天面临生命危险，关于关塔那摩监狱、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囚和美国大兵奸杀民女的新闻就不可能被容许披露。

显然，对于言说而论，人世间确有一条至上的原则，那就是忠实于和追求真相。在中国古代，有良史的理想人格传统，即“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不虚美不隐恶”。在现代，鲁迅先生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这段话是1927年2月在香港青年会做的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说的（收入《三闲集》）。我想，他提出的求“真”就是一条至上的言说原则。我为那个印第安族裔的美国士兵的真所感动，就想到了鲁迅这段话。

他的这段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经受了历史的考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流血政变之前，1927年1月作家郁达夫在创造社的机关杂志《洪水》上发表《广州事情》，根据上一年自己在广州的见闻，揭露这个“革命策源地”的腐败；随后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呼吁人们警惕新的“英雄”（暗指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和鲁迅没有党派政治立场，只忠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鲁迅因直到1927年9月才脱身离粤，其时表达得比郁达夫委婉）。而他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创造社老朋友的严厉批评，一度被斥之为“反动”。郭、成等人坚持的是“党性立场”，只为那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同样，蔡元培、胡适等人，因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对蒋介石在1927年“清党”时的血腥屠杀也没有大声谴责，直到数年后才积极呼吁人权和自由保障；他们的表现远不如周作人对新军阀践踏人权的高声抗议。

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正确”是一时的，而“忘掉了一切利害”求得的“真”，才是“善”和“美”的根基。“真”就是人间至上的原则。

为了防止有人歪缠而曲解我的意思，我得补充一句，这样讲自然不是鼓励人当叛徒，如果你承诺了对某个组织坚守某种秘密，那就该坚不吐实。但得先想好，你该不该承诺。被迫的承诺就像违法的合同，没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