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真相大白，仅仅是因为此案的被害人幽灵重现，人并没死。但是，像这样的冤案，其实远不止这一起，河北佘祥林案，几乎跟此案一模一样，只是佘祥林比赵作海命苦，当被害的活死人出现时，他已经被毙了。还有聂树斌案，到现在也没有纠正。有的案件，当真凶出现，被冤枉的人或者已死，或者命大没死，已经被曝光者就有好些。这些因人命官司被冤枉的人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命案必破的魔咒与刑讯逼供。

在任何地方，命案必破都是一个公安机关必须执行的死命令。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只消当地出现了凶杀案，或者像赵作海案中的那样的无头尸体，那么就意味着领下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任务不完成，考核泡汤，领导升迁无望。当然，命案必破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社区出现命案，对民众生活影响很大，如果能迅速破案，对于安定民心，震慑罪犯，作用极大。

但是问题是，不可能所有的案件都能破，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尤其是出现案情复杂，或者时间久远的无头尸案的时候，限期破案的压力，往往会导致公安机关行为走偏，特别是在目前刑讯逼供在一些地方还相当盛行的时候，走偏的可能性就更大。命案的走偏不同于别的，在尚未废除死刑的情况下，一走偏，就往往意味着一个无辜生命的消亡。

事实上，命案必破和刑讯逼供都是有传统的。明清两代，也有命案必破的规矩。只要发生了命案，或者某个地点出现了尸体。地方官在接到报案后，必须第一时间到达事发现场。但是，有些案件是很难破的，有些无头或者无名尸体，根本查不出到底姓甚名谁。漫说古代简陋的侦破手段，就是放在今天，也未必能破案。但是案子不破，官员的考绩就成问题，严重影响日后的升迁。怎么办？老实的地方官往往把任务下达给捕快，三日一比，五日一追，打板子威逼，最后把捕快逼急了，胡乱抓个顶杠的，交差了事，有时候，往往了不了事，反惹出更大麻烦。稍微聪明一点的地方官，则往往趁没人看见，指挥衙役把无头或者无名尸体抬上，扔到临县地界去。当然这样并不明智，因为对方也会如法炮制，再给扔回来。所以，真正聪明的地方官，干脆把这样的尸体，扔到山涧里，毁尸灭迹。东西没有了，自然任务也就没了。

不过，那个时代，老实的地方官还比较多，于是，刑讯逼供就在所难免了。在古代，由于侦破手段贫乏，是允许刑讯的。况且，那时的所有命案，必须有口供，没有口供，就结不了案。所以，破案几乎没有不动刑的。可以打板子，上夹棍，用拶子，刑讯之下，往往人犯血肉横飞。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把人犯当庭打死，如果打死了，审讯官要负责任。

显然，重视口供，刑讯破案和命案必破的传统，在今天依旧存在。遇到疑难案件，尤其是上面要求必破的命案，公安机关很容易像赵作海案件中所做的那样，全靠刑讯，用刑讯逼人招供，甚至用刑讯逼人按警察交代的路线招供。也可能用变相的刑讯，逼出必要的旁证来。最后定案，又轻信口供，于是锻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赵作海案，在无名尸体身份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在检察机关不肯合作的前提下，居然又县政法委统一口径，所依据的，居然主要是刑讯得来的口供。

显然，对于存在冤枉赵作海的可能，从办案的具体人员到最后的审核以及宣判人员，心里都是清楚的。他们知道，此案如此结法，很可能就会草菅人命，导致一个人的毁灭以及他家庭的离散。但是，在命案的任务面前，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其实，他们并非重视那具无头尸体身上所蕴含的生命价值，他们看重的，只是无头尸体所代表的任务。这个任务，跟他们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升迁相关的事项，密切相关。破了案，则一切光明，不破案，则一切灰暗。所以，在一个鲜活的生命被任务给无情地吞噬了。赵作海还算幸运，由于存在疑点，法院没有判他死刑（按疑罪从无的原则，当然也不对），留了一个活口，而被认定被他杀害的人，居然在他有生之年出现了，造成了事情的转机。如果，那个“苦主”死在异乡，如果当年赵作海被判了死刑，那么，悲剧怎样挽回呢？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事情还有多少，多少个人并没有赵作海这样的幸运，又将怎样？

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完全被冤枉的赵作海，在监狱服刑期间，居然根本没有动过上诉的念头，对于他来说，严酷的刑讯，枉法的判决，已经让他彻底心灰意冷，全然绝望了。这是一个农民对法律的绝望，对政府的绝望。这样的绝望，相信绝非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