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一个争讼不休的问题。但无论有还是没有。作为各种中产定义中，最没有争议部分的中小企业主，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却一直呈现一种相当保守的面目。跟国外学者的预期相反，中国的这部分人，一般没有民主要求，对于公民维权运动，也没有热情，甚至避之惟恐不远，反过来，对于政府倒有很大的亲和性。

不错，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的确比较热衷于跟所在地方的政府官员建立个人关系，建立私人庇护网，通过官员的默许，在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很多时候，甚至热衷于违法，或者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而非像西方历史上他们的同辈那样，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法律的制定，拓展自己的空间。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发展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的商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既无法影响政府制定一个有利于商人事业的法律，更无法建立一个商人政府。商人自己建立的行会和商帮制度，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严格地说，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有中产者，或者按照传统的说法，叫做“有恒产者”。包括中小企业主，也包括中等收入以上的企业白领和律师、医生、记者和大学教师。

但是，事情有些不一样了。国外有关中国中小企业主的研究，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多少有点过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近年以来，不仅原来国家承诺可以进入的领域，民企由于政府人为设置的门槛和限制，不是进不去，就是进去了站不住脚。同时，国企大力度进军国内竞争性领域，极大地压缩了中小民企的空间。对于有些行业而言，这种国进民退，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山西的煤炭业大力度的驱赶民企，比如电动自行车行业，国企利用影响有关部门，通过规则制定，整体性把原来的草根性的生产厂家赶走。第二个变化是，官僚阶层已经壮大，原来为民营企业主提供庇护的地方官员及其亲属，开始不满足于收取“保护费”，而要直接经营。开始出现官僚阶层利用权力吞噬民企的现象，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三个变化是，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日见增大，政府为了缓和民众情绪，刻意纵容舆论对于民营企业主的妖魔化，所谓“原罪”命题的提出和泛滥，给了企业主极大的压力。同时，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新劳动法的制定，把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责任，无条件压到了企业头上。使民营企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执行这个法规吧，企业无法承受，不执行吧，舆论压力又受不了。

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主的维权意识开始抬头。近来媒体和学界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很明显有他们的声音。最明显的是电动自行车行业，07年类似的行业维权活动，这个行业的企业主，只有少数人参与，媒体和学者剃头挑子一头热。可是到了09年，大部分企业主，都参与了维权。

但是，以城市白领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近年来却呈现相对消沉的状态。跟前些年火热的维权浪潮相比，白领的维权运动，开始低迷。一方面，城市房价连年高涨，大部分中高级白领都成了房奴，供房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不敢有半点差池，不得不变得谨言慎行。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连续十年困难，大大地拉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更多的白领，不得不在汹涌而来的新人压力下，接受更低的工作报酬，更恶劣的老板态度，以及更长的劳动时间，但却不敢发声抗议。但是，这样的消沉，也许只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奏，一旦就业形势继续恶化，房市继续上涨，超出了人们忍耐的极限，会发生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虽然在现实中忍耐，但在网上，却表现出更加激烈的发言姿态。

国内中产者的变化，源于市场的恶化。而市场的恶化，背后却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一个这些年借助印把子迅速发达起来庞大的官僚阶层，一个绑架了法律和政策制定的官僚阶层，正在通过政府政策和国企，挤压中产者的生存空间。在将更多的中产者驱赶到底层的同时，还激化了政府与这个阶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