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孝，是个好事。人类区别于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能够反哺，产生的效果是人类得以积累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也顺便发展了文化。不过，孝这名目，不会老老实实跟人们在底层待着，一旦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就未免有些啰唆。啰唆到更像仪式和表演，而且是不合人情的仪式和表演。

儒家主张的守孝三年，虽然具体算下来是两年零几个月，也够长的了。父母驾鹤西游，做儿子的结庐在坟边，披麻戴孝，不能饮酒吃肉，禁绝性欲，也不能生产挣钱，苦苦熬上两年多。有几个人能实行呢？在孔子那个时代，这是说给贵族听的，一般平民没有份，想操练也不行，要饿死的。孔子之后，儒家伦理变成了国家道德，奉行三年之孝，成为官员士大夫的义务。谁要在这个问题上稍有闪失，一辈子就交待了，再也别想飞黄腾达。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士大夫才不得不皱着眉头咬牙守着。汉代做官，不比文章比孝顺。最容易见出高低的战场，就是结庐守孝，你守三年，我守四年，你四年，我十年。真的守了十年，怎么能熬得住呢？于是有人揭发，这人在父亲的墓道里纳妾，还生了儿子。

现在讲究评劳模，表彰先进，古人其实也好此风。古代的先进模范，是孝子和节烈妇。定期由地方官上报，事迹核准，由皇帝批准建牌坊。虽然那时候男人当家，男人做官，但表彰者却多为女人。因此，后来的人一说到牌坊，就马上想到贞节两个字。其实，孝子牌坊也是有的，只是少一点而已。有意思的是，查一查史籍，凡是孝子，差不多都有一项特别事迹，那就是割股疗亲。父亲或者母亲生了重病，在求医问药不灵，或者根本没有怎么求医问药之际，孝子就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一般都是屁股上，也有个别在胳膊上下刀的。对自己，比《威尼斯商人》里的犹太人夏洛克对安东尼奥还要狠。这块肉熬汤给父母喝了，病就奇迹似的好了。没有做到这一条，孝子多半当不上。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真的下刀割的，当然有。但只装装样子，割层皮下来充数，甚至连皮都没破，只拿屁股上不小心碰的伤口说事的，也不是没有。

人屁股上的那点肉，跟猪屁股上的肉，没有多少区别。煲汤，其实还不如猪脚和鸡大腿。对任何的疾病都没有太多的用处。这个道理，其实古人未必就不知道。否则，医生们治病，就无需针砭药石，只开孝子屁股汤就好了。所以，这种事迹，多半是矫情，属于为了争古代劳模而施展的非常手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凡是可以借以牟利的东西，都可以产生迷信。就像国人拜神，多半是为了要挟神为自己办难办的事一样，可怜的神仙，一面被利用，一面受膜拜，拜的久了，拜的人还真就有点将信将疑——迷了。所以，孝之本身，无论是孝行还是讲孝道的经典，在奉行孝道的人看来，也具有神力。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郭巨为了不让儿子跟老母争食，挖坑要埋掉儿子的那一刹那，居然挖出出来一罐金子——孝行感天动地了。同样的例子也是二十四孝上的，这回只感动了一个上天的美女。董永卖身葬父，七仙女下凡给他做媳妇。显然，这个故事比郭孝子的事迹，对人们更有吸引力，要不然怎么会有黄梅戏《天仙配》。汉代对孝道推崇最卖力，甚至还假托孔子，编了《孝经》。既然编出来了，信徒们自然奉若神明。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天下大乱。居然有人对皇帝建议，对付起义，无需派兵，只需派一个大臣，向北面诵读孝经，反叛自消。又过了些年，董卓专权，天下灾异流行。两位大臣上书，说是念诵孝经，就可以消灾去难。汉献帝从谏如流，真的让两位仁兄隔两天就念诵一遍孝经。

郭巨和董永的故事，都是神话，或者大人编给孩子看的中国式童话。如果真的相信活埋孩子能挖到金子，展示孝心可以吃到天鹅肉，等七仙女下凡，那就该进精神病院了。同样，无论念多少遍孝经，也止不住刀兵，息不了灾难。出这样主意的人，如果不是病笃乱投医，就是思维昏乱。或者像余英时先生解读的那样，是受了作乱的太平青领教装神弄鬼的影响。但是，几千年来，无论孝的矫情，还是孝的迷信，都长久不衰。多少辈子都有人津津乐道，传的妇孺皆知，不断在民间发展出些新的故事来。只要孝道还有需求，就会有人将之鼓吹成这个样子，一点办法都没有。《红楼梦》好了歌云：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子谁见了。可惜，痴心父母话语权大，他们只希望“好”，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了”。好便是了，就变成了虚幻有“好”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