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传播正在激烈地改变人民-国家-外交之间的关系。主权人民透过网络传播“现身”，介入国际政治领域争夺话语霸权。然而网民无法取代国家的角色，两者的沟通是否通畅将影响未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

2008年拉萨暴乱、奥运圣火传递受阻事件爆发后，中国民众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抗议西方国家及媒体歪曲报道的行动震惊了全世界。这类大规模网民动员的出现给国际关系和外交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过去以个别国家为主权单位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理论和运作，必须考虑到过去“隐身”在主权国家背后、授权委托国家进行外交决策的“主权人民”，在互联网传播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现代国家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过去主权人民大多是以抽象的、先验的、不在场的方式“出现”在国家的外交事务决策、对外行使主权的过程中，直到自发的网络动员创造了行使主权的不同方式。如今，在以国家为决策中心的外交体系中，任何政府的外交行为或国际议题都能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甚至集体行动，进一步引起政府介入调和。这里面牵涉到主权主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变化，以及外交行为或协议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等问题，都和人民的集体意志密切相关。

如果将发生的时间背景拉长，可以发现最近一波反对西方霸权的大众示威大致上是延续了199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网络民族主义动员的基调，以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主权尊严为主要诉求，只是对象更多元、手段更复杂。网民动员已经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上挣脱压迫、寻求独立自由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独特的权力移转现象，就是网民逐渐参与到国际话语霸权的争夺，而相对而言传统的国家政府对外交论述的垄断正在弱化。简而言之，网民动员似乎正在扭转过去国际外交事务中“官方强、民间弱”的传统模式，迫使国际关系体系和国家要积极回应网民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机会。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政府必须意识到所有外交行为都必须对赋予自身权力的主权人民充分负责，因为任何态度、行为、决策都可能成为网络舆论和抗议的焦点；另一方面，网络传播正在扩大民众挑战主流议程设定，以及自行设定国际外交议题的自主性，主权国家应该对此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这两方面都体现了网络民族主义动员与民主参与之间的紧密关系。主权人民的展示不仅能有效监督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强化了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力量。

主权人民：从抽象到具体

近年来网民介入国际事件的迹象表明，网络传播一旦放大，足以对传统的传播方式、主权行使方式和国际权力关系形成挑战。一种新的政治传播形态正在浮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水平传播模式逐渐影响主流媒体论述和官方议题设置模式，因此任何不被官方报道的国际事件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舆论、动员的来源。由传统媒体、个人手机、大型网站、论坛和博客所组成的传播网络强化了民众自主的传播能力，打破话语垄断局面并突破了组织集体行动的限制，这些发展趋势会对中国外交事务产生深不可测的影响。

该如何理解网络动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所带来的冲击？人民主权是否只能透过国家来表达？人民作为一个国家基本“构成权力”的意义在于，人民的同意是任何合法政府唯一的基础，也是政治权威和授权来源。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有两层意义：一是作为现有不同个体成员的集合（作为具体在场的、积极采取行动的集合体）；二是人民作为延续性的、不朽的历史存在（作为备用的、不在场的、抽象的、最终的合法权威总体）。这两者之间的缝隙，为目前的网络动员提供了介入国际政治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这些动员案例中，网民将原本抽象的、备用的、构成的人民主权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当下的集体行动。网民动员现象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们的集体行动统合了主权个体-集体的分裂、以及主权人民在场-不在场的根本矛盾。网络让集体政治情绪能够更快速地、大规模地传播，凝聚主权人民的集体意志。在这些偶发的、非常态性的动员中，网民从平常的私人生活中抽离出来，参与到公民行动方案中。行动的人民为国家捍卫利益和尊严提供了基本动力。诚如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所言，“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

相较于过去高度集中化、官僚化的传统外交行为，网民行动的动员组织结构虽然相当松散，没有确切的、固定的中心领导组织结构，却能够跨越空间的限制进行自我组织、即时传播、蜂拥聚集以及灵活地反应。新形式的国际政治似乎逐渐取决于网民的传播和自我组织的能力，以及如何掌握、运用和对手有关情报的策略。换言之，国际政治行动者都必须在这个新的传播场域中争夺话语权力。和传统外交模式相比，网络舆论或动员的范围相当广，针对的对象已经不局限于单一的国家或官员，还包括了外国公司（如家乐福和微软争议）、历史遗产的处理（如拍卖遭掠夺文物）和文化商品（如韩剧中具有争议性的历史描述）等与文化和经济有关的领域。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分界线正在被网民重新定义。由于网络舆论和集结始终处于浮动难以预测的状态，官方对舆论的掌控变得愈来愈困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介或国家已经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力，或网络传播已经完全取代了传统政治传播与主权模式，而是说新的政治可能性正在浮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权人民的现身及介入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参与、挑战和转化国际话语霸权。简言之，网络正在成为传播、表现、动员国家主权的另类公共空间。

过去西方舆论往往持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论调，认为这些集体行动是被政府所操控，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官方宣传的结果，缺乏民众真正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这种观点所隐含的假设是国家对民族主义的绝对垄断，以及中国的民众不过是一群缺乏辨明是非的基本能力、缺乏自我独立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然而从2005年发生的全国反日游行可以明显看出，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主权国家和主权人民所设定的议题、诉求并非完全一致，其中不少民众甚至对国家所采取的节制态度表达尖锐的批评。当然，网上的活动也不仅仅局限于愤慨情绪的表达，也包括了和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价值有关的理性讨论和分析。网上讯息的流通和公共讨论是形成集体行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过去僵化的国家VS社会的二元对立观点，网民往往会策略性地挪用官方的论述来使民意诉求正当化，因此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容易分清。从1999年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到2008年抗议奥运圣火受阻及西方媒体歪曲报道可以看出，民众不是完全被动的、无知的乌合之众，而是拥有潜力来动员政治行动的主体（虽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相当稀有罕见，而且昙花一现）。这些动员行动都显示出人民（无论其意义如何抽象、模糊）依旧是行使政治权力和动员政治行动所依据的来源之一，能够产生足够的权威来影响国际政治。人民在此所指的不是无知的普通老百姓或所谓乌合之众所组成的人口，而是作为主权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表达人民意志，以更为直接、具体的行动表现了捍卫主权尊严和利益的权力。在一个依旧由少数国家所支配的全球体系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人民所发动的集体行动，对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尖锐的质问。

人民VS国家？

尽管网络动员在本质上体现了主权在民和民主参与的精神，一些持官方论调和自由主义者所作的评论都隐含着对“非理性暴民”的恐惧，如同政治理论家霍布斯（ThomasHobbes）所说的“多头怪兽”来形容无政府状态。“盲目”、“无知”、“狭隘”、“暴力”、“偏激”则是自由主义者常用的贬义词。某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论述往往将网络民族主义和抽象的民主、人权、国际主义、普世价值对立起来，夸大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造成的危害，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此外这种论点通常假设了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个人追求利润极大化会自动带来公共福祉，因此对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存在保持高度怀疑）。然而，历史上是否存在着没有民族的、不需要国家的、缺乏集体认同的民主实践？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空泛的人权、自由等说法上，而不需要在民族、国家所凝聚的社会团结的基础上来发展？从网络动员的角度来说，主权人民要求合法的政治权力必须奠定在被统治者的同意、并充分反映集体意志的基础上，这点完全符合现代民主核心价值，也是构成民众争取广泛民主权利的基础（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1999年以来以网络民族主义的民主动力开始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民众争取社会权利的基本动力）。换言之，民族国家所凝聚的社会团结和集体认同（如民族主义），应该是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基本条件，而不是阻挠其发展的障碍，诚如汉娜·阿兰（HannahArendt）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说过的，“人权的保护是需要以国家所赋予的公民权为基础“，这里隐含着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团结形式的期许，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放弃。如果当前的网络动员可以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寻求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某种延续（尽管前者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后者），这些行动所带出的深层问题应该是：国际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傲慢、偏见和种族主义是否已经消除？发展中的主权国家是否已经享有独立、平等的地位？这些应该是谈论民主、人权基本的前提。我们应该从参与行动的网民自身的主张，看到网民动员敦促国家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平等对话，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其贡献。

另一方面，网络动员也要求对国际体系中行使主权的主体、代表性和合法性等问题进行检验。在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及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就处于弱势的地位，处处受制于西方霸权，国家毫无疑问是表达主权、捍卫国民利益不可或缺的合法性要素。网民动员以集体行动来介入国际权力的争夺，针对的也不是国家，而是要求将权力还给主权国家以及较为公平的国际对待。在这个意义上，网民自发的动员行动（尽管其发生时机和规模往往超出国家的预期）可以说在既有的国家主权政治框架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争取国际承认、捍卫国家尊严和权利的政治空间。过去的外交形式是由国家代表人民自我表达、行使人民主权，然而衍生出的全球结构性问题是大多数国民被排除在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之外，不知情也无从监督，更遑论话语权的掌握。现在网民传播的扩散虽然还不至于取代以国家政府为核心的外交体系，但已经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提出挑战。然而，网民动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人民主权的行使，可以绕开国家、甚至和国家分享主权行使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有论者指出，由于网民舆论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家作为在外交事务上行使主权的主体权威正在被网络传播所削弱。但是这种说法不无疑问：将国家与社会分开能够有效解释主权权威内在的复杂性吗？在国际体系仍旧由国家充当中介的现实里，主权权威能够由国家转移到国民吗？我们认为主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因此在主权行使的问题上国家和社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削弱和竞争关系，关键问题似乎在于主权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是否在国家外交行为、决策过程中有效反映出来，也就是对外政策是否有效反映人民集体意志。换言之，网民动员不是国家行使独立主权权力的对立面，而是一股力量要求国家外交决策模式能够回应民主的要求、实现最大的国家尊严和利益，因此民族国家主权的内涵脱离不了人民的民主诉求，也取决于后者的行动。网民动员作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最终还是必须经由国家来整合其意见并付诸实践。由于网民动员大多缺乏实际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这也是需要国家来完成的。国家对于网民动员也应该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承认网络舆论的重要性并将其意见适度地纳入外交决策过程。可以预见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将愈来愈重要，因为缺乏主权人民的同意的外交政策没有合法性基础，也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如同卢梭所言，”人民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因此国家也必须积极担负起理性引导人民追求幸福的责任。

总而言之，在网络传播时代，人民主权的表达变得更为直接、独立了。人民不再只是隐身在国家背后的授权者，而是行使主权的主体。对国际政治舞台来说，外交事务已经不再是国际官僚体系或主流媒体所主导垄断的活动，而是一个包含网民积极参与的政治场域。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更为民主的世界交往方式的到来？

刘世鼎，伦敦西敏寺大学传播研究博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