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庭某庭长做客浙江在线，与网民互动交流时，就前不久的胡斌案审判发表意见，其中颇有可商之处，这里需要提出。

就其第一点而言，该庭长声称“法院坚持依法办事，不受任何人包括舆论的压力”，这的确值得称道。法律的制定，其原理出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它不针对任何具体的案件或案件主体，因为它不知道。它只是根据“等害交换”的原则，以伤害之性质，确定相应的处罚条款。立法如此，司法亦如此。尽管事案发生，主体对象明确，但，这个对象之后的背景，司法者亦当自觉进入“无知之幕”，知之为不知。这样才能维持司法公正。

就该案而言，舆论的风生水起，便构成该案的判决背景。司法者如果能做到不视不听，自由裁断，固为好事，但并非难事。此事，我作为局外人可以称道，但作为当事人却不足以称道。因为这里的舆论压力，说压力，它就是压力，说不是压力，它就不是压力。毕竟舆论云云，属于权利，不是权力；而司法本身却是国家权力机构之一。权力面对权利，总是游刃有余。比如两年前的“周老虎”案，那个案子的舆论压力岂不更大，几成全民打虎之势。但，葫芦僧断葫芦案，那个假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路人皆知；但当地司法不顺藤摸瓜，却戛然而止，竟以周老虎一人刑责了之。这不更是顶住了舆论的压力吗？所以，司法不受舆论压力的干扰并不难，难的是顶住舆论之外的另一种压力，即权力的压力；因为权力比舆论更容易成为各种事案主体的沉厚背景。固然，司法也是权力，但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它最易为积极形态的行政权力所干扰。宪政国家有相应的制衡机制，尚不足忧。但，在制衡缺失或不到位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权力干涉，司法是否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色，就很难说了。所以，就本土实际情况而言，司法的骄傲，不在成功地抵御了舆论压力，而在于能够抵御权力的干扰。中国司法，庶其勉之。

如果说我对这位高院庭长的第一点是嘉勉，那么，他发言的第三点，我却必须行使我自己的公民批评的权利，而且不客气。该庭长说：“至于有人造谣说假胡斌出庭，很有煽动性，这个事已经清楚了，造谣者别有用心，已受到了惩罚。”我很惊讶，身为司法中人，说话怎么不是法律语言，而是政治语言。本是就法律问题和网友对话，何况该庭长还认为“网上有些人非常情绪化”，那么，无论出于专业或职业，还是针对当时语境，该庭长都应以法律语言说服网友，而非用“别有用心”的政治语言对网友进行指责。在以前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报道中，有两个高频使用的词语为我们所熟知，一个是“不明真相”，另一个就是“别有用心”。这两个词总是配套使用，缺一不可，它是权力者对群体事件的政治定性。如果可以溯源，这两个词带有长达几十年的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见证了权力到今天为止的思维惯性和语言惯性。在政治定性的意义上，不明真相的大多数可以受蒙蔽不问，但别有用心的少数人则必然是法律惩处的对象。现在，经由新华社，“不明真相”开始从政治语汇中剔除，却没想到，“别有用心”一词在这个司法者那里还独步一时。试看他最后的意思：你不是别有用心吗，所以受到了惩罚。这样一个因果让我惊悚，法律原来可以诛心；或，在该司法者那里，心，居然可以致罪。

针对该司法者陈旧的政治语言，我必须为“别有用心”正名。这个词在权力那里长期作为否定词，盖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反映了权力的一种心态，即权利必须和我保持一致。但权力者须知，按照宪政制度原理，权利不但无需和权力保持一致，反而需要不断地监督它。美国开国先贤麦迪逊认为，政府的存在就是人性最好的说明，如果每人都是天使，也就不必要政府了。如果政府为其必要，同理，对作为由权力构成的政府，监督也就成为必要。权利如欲有效地监督权力，别有用心则更加成为必要(无所用心是无法监督的)。因此，别有用心如果在权力那里是反面的，它在权利这里就是正面的。至此，我不妨宣布，在权力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别有用心者。别的不说，这篇文章，就是我别有用心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