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余英时氏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和于建嵘氏谈县政改革乃解决社会危机的“以空间换时间”两篇文章 ，尽管二者谈论的是不同问题，前者谈学术后者谈政治，但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所周知一个多世纪来有着无数的纠缠和纠结，陈平原氏《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有着深入研究和展开，诸如“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等。究其实，学以致用与无用之用，学术运作与政治逻辑，学科思维与跨学科研究，都很难凭常识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平原先生甚至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的研究整整奉献出六年时间），但有一个基本的东西还是可把握的，就是二者之间需要一个平台，有了平台就能互动乃至打通，没有平台就只能各说各话，乃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也许我们应该问：我们独立的学术界或知识界究竟在哪里？
也许独立的学术界或知识界就是最重要的平台。余英时以为：“远的不说，像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于建嵘说：“在改革的过程中，执政的人需要智慧，要通过改革，给民众信心。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可以先在十个县甚至一百个县做试点，十年再扩大到一千个县，再十年扩大到所有的县，以空间换时间，给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有品格的知识界，能够做到独立思考，通过批评与建议，推动改革朝前走。”可谓殊途而同归。换句话说，独立的学术和学术品格既可以推动学术自身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真正实现陈平原氏的“学为政本”的基本主张。没有独立的学术界与学术研究，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师，更不可能对社会改革和转型产生真正的推动作用。剩下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捉襟见肘不说，社会危机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按最保守的看法，眼下的这个社会已经又危险到了需要“打土豪分房产”的份儿上了，所谓“老左”与“新左”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呼应，就是几千年循环往复的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我们重提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在我们的社会获得了十分适宜生存的土壤。历史已经再次进入了恶性循环。一如贺卫方先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药不是粮食，我们大几十年把药当粮食，已经吃出了巨大的副作用。然而历史的吊诡是，而今的社会病态似乎又到了需要下这副猛药的时候了。
尽管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社会的良性发展本来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可供选择，其不仅有着丰富的营养可强筋壮骨同时也能具备有弹性无比的自调节能力，能够避免让社会老发病——况且那副猛药我们吃了半个多世纪，其产生的巨大副作用已经让我们的身体虚弱不堪——然而，我们的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不坚持到大厦将倾从来就是英明伟大并始终讳疾忌医，然后周而复始，“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下黎民百姓只有“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尽管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因突然爆发而释放出的能量可因逞一时之快感而欢欣鼓舞）。马克思在西方内部发起的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由于人家一直吃着营养丰富的粮食的缘故有着强壮的“身体”，用中国俗话说才叫“良药苦口利于行”。悲哉，中国！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下这个核心价值不断摇摆和失落的过程中，愿意贡献“粮食”且有足够独立意识的学者也不能说没有，甚至应该说还不少，无论体制内外也无论学科种类，其实均可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但由于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学术界与知识界，准确说影响不小，效果甚微。
即便回到学术本身，独立的学术与学术研究也是龙头，其不仅事关学术的独立品格，更是事关学术评价等机制本身。暂且不论大师的话，出色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有真正出色的问题与研究框架的学者，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示范意义。更不用说，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实际上常常喻示了一个时代精神，也即一个大时代往往有一批大学者不约而同地采取共同的研究范式，尽管他们的研究范围和问题取向可能不尽相同，但对整个社会转型显然有着共同的强烈意识。与此同时，他们显然有着各自特别的精神担当与历史使命。也便是由于此，即便是有着不同程度研究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学者，其实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成为真正出色的学者，更不用说大学者，这是因为日常存在的精神担当与历史使命的阙如，更遑论推动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直至制度的变革与变迁？而眼下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软实力”其实在此。君不见，哪怕是有着基本研究框架的学者在当下中国都得拿着放大镜去找还找不出几个的情形下，有了基本框架而缺失精神担当和历史使命感更是绝对常态。大师又如何有存身之地呢？当然应该承认，有精神担当和历史使命感在的学者当下中国越来越多，无论体制内外拒绝“主流”是最有效的试金石，但是也必须承认，学术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与历史使命以及精神担互为表里，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余英时氏上述列举的那些人外，不说最早的先秦诸子，即便是朱熹以“天理世界观”为核心的理学对现实的全方位批判，至今让人叹为观止（尽管作为哲学家的朱熹与意识形态化的朱熹必须做出严格的区分），之后的王阳明以及阳明后学诸如李贽、黄宗羲等，哪怕晚清思想家诸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几乎无一不如此。西方的“两希”传统以及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与启蒙哲学，哪怕是后现代思想家，也一样如此。这是学术运作本身的基本逻辑，无论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然而我们的现实状况是，二者常常是分裂着的，说白了就是有担当者无“框架”，有框架者无“担当”，出色的学者已经不易，大学者可遇不可求，大师几乎成了“白日梦”。至于就像“被增长”、“被自杀”那样地“被大师”，除了徒增笑料之外，更多的恐怕只能是让人悲哀。
所谓“大师”或者“大学者”或者哪怕比较出色的学者尚且如此，你又如何要求普通人像正经学者那样对学术心存敬畏？既然学术体制鼓励的利益分成和进取目标是量化考核，诸如核心学术期刊、国家或者省部级期刊以及课题，诸如体制化的“长江学者”以及各省教育厅的“某江特聘”之类就是必然选择，更不用说两院“院士”以及社会科学院本院各研究所平均“分配”的“学部委员”之类，基本不是学术的正道与方向，只能是“被铺就”和“被规定”的晋身阶梯。更搞笑的是，离开了这些又如何让教育行政部门评价你的学术状况又让芸芸众生们如何去“混”个人样儿呢？即便如此，上述学术取向还只存在于比较像样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中，不那么像样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哪怕真正对学术有点兴趣的人，而今是越来越少甚至已经是极少数（如果哪位学人真的有兴趣只要对全国省部级以下的大学做个调查就清楚了）。因为“学术”是用来“混”的，能“混”上什么好处混上了那学术就是可要可不要的，如果实在“混”不上那也就混不上了，要那学术干啥？便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与学术境遇之中，雪上加霜的还有不少大学校长出自教育部原“司局级”干部的“空降”，这样一来，从招生到办学直至科研，学术独立的事情更是遥遥无期。简单地说，这实在是南辕北辙的两种相反的学术运作方式。
如果是前者的学术运作，其示范性的意义本身便是杜绝学术不端的根本方式，而遵守学术规范之类只是最起码的学术底线。如果是后者的所谓学术的运作方式，既然人们就是用来“混”好处的，包括抄袭、剽窃在内的种种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就只能愈演愈烈，就跟社会其他领域的反腐败一样只能越反越腐。最典型的恐怕当推最近爆出的一系列大学校长抄袭案，尤其是杨玉圣等教授提出的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抄袭应引咎辞职 ，并敦请教育部“零容忍” 却终于教育部“雷声大雨点小”了。就在此前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因论文抄袭少见的被校方撤销博士学位以及相关学术职务，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论文抄袭事件被曝之后一波三折之时，可谓“新人”辈出，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又被指涉嫌论文抄袭，他跟陆杰荣一样是第一作者，其博士生是第二作者。也许《参考消息》转载的港报文章《校长抄袭令学术殿堂斯文扫地》中所说基本道理似乎不错：“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它不仅培育大学毕业生，而且是生产社会价值与民族精神的地方，同时也担负着点化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功能。而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大学的灯塔，‘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很多大学这个灯塔发出的不是诲人不倦之光，而是“毁人不倦”的邪光。一个抄袭论文的大学校长，只能把大学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而误入歧途的大学又会使更多的人误入歧途。” 但这指的是一个理性健康的社会情形下才可能如此，在一个非理性而且只有“官性”的社会里面就并非如此，你说“大学是灯塔”我说“大学是衙门”，岂非南辕北辙？
君不知“斯文扫地”之类那早已是封建糟粕了吗，而今中国大学讲的是“教育市场化”和“跑部钱进”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究竟谁点化谁呢？“内地大学严重衙门化，一些大学校长就是一群官场得意者。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实行“赢者通吃”，官要当，项目要拿，学问要做，一样都不愿放弃。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大学校长很难有时间继续做学问，于是就让学生代劳，自己当起‘文抄公’，一切理所当然。” 即便露馅了也不怕，除非你是异己，如果是自己人，那太极拳就有着打。杨玉圣们真诚恳切地又是“敦促”又是“敦请”，似乎有点天真了。所谓官方制定的“学术规范”就跟那些“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显规则道理一样，一如网上最近疯传着的一个段子说的：纪委的一帮人面对据说是深圳原市长许宗衡留下的一个保险柜无可如何，有聪明者意识到乃“八字声控”装置，于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说了一通，但均不灵，有人突发灵感叫道“廉洁奉公，执政为民”，保险柜门立时打开，突现的一堆金银财宝让所有在场人士立时目瞪口呆。虽然是搞笑的“段子”但却道出了显规则与潜规则互为妙用的秘密，以及普遍存在的事实（台上讲反腐倡廉，台下接受贿赂千万）。因此窃以为，杨玉圣们几乎是用“显规则”来对抗“潜规则”，那除了遭遇“潜规则”太极拳化解于无形外，即便如何发力打出的一记重拳也只能打到棉花堆里去了。尽管港报文章一针见血：“其实，抄袭行为相当于盗窃，不仅涉及学术道德，更牵涉到刑事犯罪，当局只要今后将学术腐败纳入刑律究治，将这些身陷抄袭事件的学者一一逐出学堂，送入监狱，必然能令学风端正。” 但我以为，港人们说话到底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不是英人统治留下的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学术制度，港人轻出此言实在缺乏大陆本土的依据和理据。这个依据和理据便是“独立”二字。
因为司法不独立，即便是诉诸法律，由于权力渗透无所不在，审判过程众所周知的猫腻，最后的正义也大打折扣；因为学术不独立，人们也就只有忍受所有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蔓延所造成的整个思想学术呈落后状况的尴尬格局，所谓“不独立，毋宁死”大概就是如此了。由于二者的独立难乎其难，中国的理性化道路尤其显得艰难，而这也便是笔者常常喜欢举杨玉圣氏与贺卫方氏为例说事的原因了。回到于建嵘氏的问题，也即“需要一个有品格的知识界，能够做到独立思考，通过批评与建议，推动改革朝前走”，其实于建嵘意义上的“县政改革”，说的是分权自治的事情，跟晚清思想家尤其是梁启超的“分权自治”思想相近，而且在晚清，有关“分权自治”的主张还曾得到朝野上下的方方面面的共同支持。说到底，也是为了限制权力必须鼓励不同领域的分别“独立”。事实上，诸如政治、经济、司法、道德、教育、文化、文艺各个领域乃至社会各个行业的独立，均需要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和知识界，更不用说余英时意义上的“大师”内涵与外延。我想余英时肯定是对的：“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像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晚清思想家意义上的因限制皇权或限制权力而派生出的鼓励不同领域分别独立的思想，确实值得我们重新重视，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呼唤晚清意义上的思想家以及中国传统意义上和西方启蒙意义上的“大师”的重新诞生，以建立和“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学术界”以及“独立的是非标准”。之后，所有因为种种不独立的缘故所导致的积重难返、愈演愈烈的各个领域的被动难堪局面，也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校正与纠正。
2009年9月2日稿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