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早上六点，78岁的袁伟时准时起床，他的第一项安排是做广播操，然后快走5000米，这大约用去一个多小时；每天，他是菜市场第一批顾客，买回最新鲜的蔬菜带回家；早晨八点整，他开始八个小时的工作，傍晚，他再次做广播操和快走5000米。
“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这是袁伟时对自己生活的总结，他说，退休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以后，至少还要再过十年吧！
这几天，摆在他桌面的依然是各种史料——有关北洋军阀的、有关袁世凯的，储安平的《英国采风录》和一本《华盛顿传》。他喜欢买书，家里的两间书房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因为他的书侵占了饭厅等地，家里再无法容纳，一位朋友干脆在自己的办公楼挪出两间房给他放书。
“反正喜欢就买，哈哈，好像还要再活一百岁。”快要八十岁的老人爽朗地笑了起来。
工作的八小时，他全部交给了历史研究。休息时他的爱好是看小说，广州几乎所有的文艺刊物都能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他说这是消闲，和自己喜欢听古典音乐、看电影一样。
晚上，他偶尔上qq和熟人聊天，对这位上网十年的78岁“资深”网民来讲，打字速度虽然不能像每天的一万米快走那样健步如飞，但绝对称得上不慢。
在和这位健康、快乐、爽朗的老人接触几次后，记者开始了本次读书周刊的重点人物专访，倾听他用历史的视角谈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热点。
大半生读史 练就深刻目光
记者：我们常说“读史明智”。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大半生，可以说毕生在读史，对这句话您最有发言权。就您个人而言，研究历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袁伟时：读史的好处体现在我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上，让我知道历史的智慧，因此看问题站位更高，眼光更宽，比较中外古今，有很多启示。比如，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艰难，如果和国外历史比较一下，在转型期间，西方有什么因素导致它顺利转型？中国少了哪些因素，导致转型艰难？英国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有法治传承，在13世纪，1215年，也就是我国的南宋末年，英国制订了《自由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贵族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自由大宪章》规定，不能任用不懂法律的人做法官。但在中国达到这一步很艰难，1998年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时谈到，中国的法官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素养，不是谁立场坚定、出身好就能去做法官；立即受到批判。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司法部发了文件，指明中国法官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规定哪一级法官应该达到什么学历。英国13世纪的宪章的内容，我国在20、21世纪之交还要争论。英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法治有很大关系。
所以，不要将中国100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归罪于某一个人，要看得更深入，眼光要更深刻，要看到我们社会结构里面有缺陷，原来的传统社会有缺陷，原来传统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发展那么艰难。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
记者：前几年，随着百家讲坛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泛历史读物，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因为大多的历史读物总是板着面孔，所以“解读”性读物才能被广泛接受，但这几年这种读物的市场又日趋黯沉，你觉得怎样历史读物最能让大家接受？
袁伟时：好的历史读物，一方面，内容要丰富，不单是讲故事，还要有思想，能启发读者在阅读时好好思考，作者的思想和智慧融合在里面；更重要的前提是不歪曲历史，如实揭示真相。当然，表达方式也要好，文字流畅，雅俗共赏；八股文章谁都不爱看、不爱听。达到这样高度的历史读物，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记者：您的《晚清大变局》从1992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是公认的好的历史读物。
袁伟时：对我个人来讲，它融入了我的价值观和生命追求。除此之外，书里是用史料来说话，所有论点都有根有据。第三点，我不人云亦云，别人提出来的论点、流行的结论，我都要经过重新考察、论证、思考，看它站不站得住脚，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最后，我觉得我的文字流畅，很容易接受。
揭示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记者：《晚清大变局》刚出版就引起过广泛关注，您的一些观点还曾被批判。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您认为您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袁伟时：我的研究领域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责任有两个方面：
头一个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历史真相被淹没，有些是史料限制，而更大程度是意识形态的干扰。从国民党开始，甚至从同盟会时期就开始了，孙中山搞革命当然要宣传革命，但他把历史作为工具。例如，刘成禺受孙中山委托写《太平天国战史》是为了革命宣传，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是：“扬皇汉之武功”，因此拼命歌颂、夸大天平天国的成就，从推翻满清统治的角度来全盘肯定。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也是这一类宣传品。其实太平天国运动是很腐朽、很落后的，不值得那样吹捧。大家都知道，洪秀全有80多个老婆，官员封建等级化，老婆多少也是按照官位大小，太腐朽了！他们生活的奢华是惊人的，和历代皇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天朝田亩制度》整个设计就很反动，对历史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它要求绝对平均，消灭私有制，从基层到中央实行绝对专制统治，这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种制度建立起来，中国要倒退100年都不止。
揭示历史真相是我的责任。从同盟会时代到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很多时候干涉学术自由，歪曲了很多东西，作为历史研究者，就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责任。
另外，还要总结历史经验。还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吧，19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但这个转型非常艰辛，付出的代价非常大，仅仅19世纪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大约1亿多，20世纪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两亿多冤魂，多么悲惨！中国受外敌入侵很多次，割地赔款，国困民穷。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要总结经验，将历史挫折变成历史的智慧。这要很多人一起来做。我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义不容辞要做这个工作。
委屈和不解 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在网站看您的书评，大家公认您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您选择的这条事业道路上，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挫折？
袁伟时：我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绝不人云亦云。那些挫折，我自己做选择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这是很困难的路，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迎合尘世，我会活得很风光，很受重视，但那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一辈子会活得很羞耻。我不愿走那条路，我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负责，我也应该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负责，写出无愧于历史的作品来，这样，才不会受到良心谴责。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观点，因为我认真研究过，经得起考验，有充分的学术自信，当时受到挫折没关系。
读者读了我的书有收获，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有些人不理解没有关系，要看得长远一点，说不定过些时候就变了。那些委屈、不理解，都是历史现象。对历史学家来讲，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你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会有那些言行、那些现象，是什么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那样的事？这样，那些争论、不理解就变成了很好的历史故事，成为历史篇章里的一个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 要揭露黑暗监督公共权力
记者：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称谓，您自己怎么理解？您认为当下还有谁能担当这个角色？
袁伟时：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才会健康发展。就全国来讲，男士先不说，应该讲讲我们的女士。我认为有三位女杰——章诒和，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我认为她们是最杰出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代表。
请大家不要将公众人物理解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可以没有社会担当，可以没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可能不会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苏格拉底讲的牛氓，特点是批评揭露社会黑暗面，监督公共权力，维护法治，坚持社会正义，推动整个社会更好发展。没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不守护正义，是称不上公共知识分子的。
比如，刘晓庆是公众人物，但她是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啦。但也有一些公众人物，在让大家笑或者哭的同时，还带着思想，让人知道什么是、什么是非，加上艺术造诣很深，那就是杰出的艺术家了。所以说，不要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混为一谈。
记者：公共知识分子远没有公众人物受普通读者关注，比如，青少年追星，是只认公众人物，而忽视公共知识分子的。您对这个怎么看？
袁伟时：人生有多方面，让所有人都活得快快活活，需要有娱乐。年轻人追星，是娱乐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多数人追星不过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阶段，少年轻狂，过些时候，多数人就会思考，走上成熟，不那么狂野，会有更多社会责任感，有更多社会关怀，多数人会慢慢成熟。所以，他们崇拜偶像的时候，不要指责他们，要让他们自自然然快快活活成长，但要提醒他们多读书，多思考。
我有两个孩子。我觉得培养孩子最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他们看书。书也有好坏，但多数是比较好的，有读书习惯后，他们会自己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眼光，提高自己欣赏水平，慢慢就会成熟。崇拜偶像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感官满足。我坚持一个观点，欣赏一个艺术家，那一定要从艺术和思想角度，去分析、思考他们，才会提高自己的层次，也是提高自己的品味。要引导孩子不要老是停留在幼稚的盲目崇拜阶段，思考偶像让自己崇拜的原因，分析他与别的明星的不同之处，那就很好了。
神化鲁迅 是社会视野太狭窄
记者：鲁迅应该是近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最近，因为中学教材选录他作品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风波。网络上有人认为之所以有传闻称教材减少鲁迅作品，是作品生涩难懂，而且语文老师水平不高，也难辞其咎。五四之后，鲁迅文章一路风行，伴随几代人成长，今日出现这样的风波，以您对五四的深入研究，能否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袁伟时：我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他的小说和杂文都很好，语文教材完全应该收录，这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引以为傲的东西。至于选哪些恰当，哪些不恰当，是学术问题，不该炒作那么厉害。
另外一方面，我们编教材应该胸怀更宽一些，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胡适的成就也很高。他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也应该收进他的作品。
总之，要将语文课编的丰富多彩，适合传承中国文化，不要那么狭隘。前几天我才跟记者谈到，中学语文里，文言文比重应该提高；台湾的文言文比重占到国文课45%，我们现在的比重应该适当提高一点，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承。
记者：您觉得这场风波是媒体炒作？
袁伟时：鲁迅文章除掉少数文言作品，我想没有什么读不懂的，不会比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更难懂，说难懂是炒作。第二，这次的风波里面有公众的逆反心理。
多年来，我们将鲁迅神化了，把他定位一个神，他讲的都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历史研究来说，这些都不准确。现在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在神化鲁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提起鲁迅都很敏感。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全部文章我最少读过三遍，我感觉他成就很高。但20世纪，除了鲁迅，还有一些成就很高的人，甚至有比鲁迅成就更高的人，比如，在思想文化领域，我认为胡适的成就超过鲁迅；沈从文的小说也很好。这应该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我们现在的视野太窄，有些问题又不恰当地意识形态化了。
大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正义
记者：如果有人称您为大师您会不会接受？现在社会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大师称谓的广泛使用，例如被称为文化大师的作家余秋雨。以您对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大师？真正的大师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袁伟时：现在“大师”是顶廉价高帽，5分钱一顶，呵呵，随便买，随便卖，也没有严格标准，对这个，笑一笑就可以了。有人喜欢人家叫就叫，喜欢这顶高帽并且戴着很舒服，就让他戴，社会那么复杂，高高兴兴就行啦。我自己当然不是大师。一个人，自己怎么称呼别人，把谁称大师，代表了你的水平。这就要考虑了，你要愚蠢地、人云亦云地，随便叫人大师，那你就是那么个层次的人；你如果是有追求的，是有素养的、高水平的人，说每一句话都有标准、都有依据，那你就不会随便叫人大师。
我认为，大师，专业造诣要很深，这个标准不能低，他在学科里，要有非常重大的、系统的贡献；二，他要有社会良知，守护社会正义毫不含糊。
你注意我的用词，我不是要求他在道德上是完人，这是不应该的。比如我们的大师鲁迅，他有很高成就，不是也有“第三者”许广平吗？他没有离婚，就与许广平同居。从新道德来看，他很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按旧道德来看，是有缺陷的。还有胡适，他接受传统婚姻，但他也出轨啊，和表妹曹成瑛，共同在西湖生活了几个礼拜。胡适的白话诗大部分不怎么样，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留下了优美动人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他们两位在婚姻上都很可怜，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追求爱情。鲁迅就说，‘我也要爱’！他们勇敢地突破思想罗网，不能捡起泥巴往他们身上扔。
但是，他们两位在守护思想和正义上毫不含糊。胡适虽然和蒋介石合作，但他反对国民党专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里，胡适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孙中山不能批评？他直截了当说：按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国民党是反动的。他当面对蒋介石讲应该让反对党存在。这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和鲁迅用文章批判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年轻一代一样可贵。
维护正义是大师的根本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之前被称为大师的余秋雨根本不入流。他就是一个作家，文字漂亮一点，也读了一点书，但以这两个方面衡量，他够格吗？
养生要诀四句话
记者：您每天坚持快走锻炼身体，78岁的高龄，常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您能否对很多年纪轻轻就被颈椎病、腰椎病、鼠标手、失眠、抑郁症、脂肪肝等各种现代病缠身、心力交瘁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袁伟时：一个人，想在人生道路上有一番成就，想不要那么平庸、有所建树，就要有一套养生办法，保护身体，使得你能长期坚持工作。这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的健康，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用广州人喜欢的话来说是：“天跌下来当被冚（kan盖）。”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对不是研究学术的人，则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