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兴趣大增,在相关领域发表了许多功底扎实的论著。另一方面,能够把西方理论的评介同现实政治、政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论著,似乎不太多。就我本人所接触的政策研究领域,如国际形势分析报告,所使用的概念、语言和思路,仍然以沿袭传统为主。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和有关国际政治的政策研究,在中国是“两张皮”。

当然,这种“两张皮”现象在美国和欧洲也同样存在。在思想库和政府部门里研究政策的人与大学里研究和讲授理论的人,相互贬低的情况很普遍;甚至在同一所大学里,理论家和研究具体领域(如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学者之间,也是文人相轻。不过,美国毕竟有基辛格、奈这样“跨界”的人物,也有对政策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米尔夏默(John Mearsheimer)、亨廷顿等学者。不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近十年来崛起的建构主义,都是应运而生。不管概念多么深奥,真正“解构”出来,仍是贴近同一时代的国际现实的。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两张皮”现象倒不明显,因为他们研究国际政治相当注重实用。他们的大学基本照搬西方理论,但政策研究是从本国实情和利益出发的。由于单位少,学者群体不大,建言往往对政策有较大影响。但没有听说谁要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家”也很少。

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在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政策问题研究之间,应该尽快克服脱节现象。下面就一些在平时研究工作中绕不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难点问题就教于大家。

在研究中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经济相互依存是否能够改变国家之间的政治战略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从理论上讲似乎经济相互融合能够带来政治关系的稳定,但事实情况未必如此。如果用西方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文明冲突”范式来观察中美关系,中美政治冲突就难以避免。我国的分析家没有那么多兜圈子的概念,仅仅用“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接触加遏制”等寥寥数语就把中美政治问题点透了。那么,中美经济关系加强是否有利于消解政治对立?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说过,中美之间应当“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说明通过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很多麻烦是可以避免的。这里面是不是包含着“建构主义”的思想呢?用新自由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的框架来观察中美关系,能够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

同一类问题,在研究另一些宏观现实和具体政策时也绕不开。比如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合作能够维持多久(涉及我国“二十年战略机遇期”问题)?朝鲜核问题能否通过帮助朝鲜发展经济、向它提供国际安全保证来解决?台海两岸的经济融合有利于政治的统一,还是“养虎为患”,让“台独”势力得到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好处(当然这是国内问题,而非国际关系问题)?

另外,国际关系里的“安全困境”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涉及我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如果接受“安全困境”的观念,我们的一些战略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促进多极化是我们的国际战略,政治上不容置疑。但是,能否从理论上说明多极世界比两极或单极世界更稳定、更安全?多少个“极”对中国最有利?到了政策层面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是否应当促进日本、印度等国家变成强大的“极”,比如支持它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至于国际秩序,我发表过一个观点,说既然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那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因素,将会越来越对中国有利。相应的问题是,现阶段我们提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需要推翻哪些旧规则,树立哪些新规矩?在国际规则方面,已经出现了老框架装不下的一些新问题。因此,我的想法是:引进、阐述、评价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工作还要继续做好,但更重要的是针对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虚实结合,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当然,这样做的难度更大,但也更值得去做。只要做起来,必然离不开对现有西方理论的借鉴,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