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中国GDP达4.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4万亿多）和日本（4.9万亿），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该组织预计，2010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以如此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中国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中心，设在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香港（香港GDP总量另外计算，不属于常规GDP排名中的中国内地经济体内）等地。在各种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中，中国内地排名最高的上海也很难列入前20名。这种缺乏世界级金融中心的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这大概也是2009年4月29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原因。
可见，中国政府已有了长期的战略考量，要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世界金融中心。面对这一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金融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二，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是什么。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具有世界史的宏观视野，理解金融与大国兴衰的关系。
鸦片战争的败因漏掉了“金融”
1840年鸦片战争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竟被英国一支现代化舰队跨越半个地球轻松击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什么中国如此脆弱？历史学家从政治、军事、工业、科技、文化等方面总结了许多原因，但偏偏漏掉了金融。
鸦片贸易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大英帝国的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一场金融战争。18世纪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与今日颇为相似：中国货物大量出口欧洲，欧洲产品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欧洲国家不得不用白银（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支付从中国的进口，造成了欧洲的白银紧张。鸦片是英国用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找到的出口产品。当两国最终兵戎相见时，伦敦已经在拿破仑战争后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活跃的股票市场。而中国却无现代金融可言，不要说股票市场闻所未闻，甚至连通行的白银也没有货币化，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是外国银圆。也正是因为有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可以长期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要知道，当时一艘现代化战舰，价格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一座最大的工厂。一支舰队，就等于全国最大的几个企业飘在海上。跨越半个地球的远征所提出的财政挑战可想而知，但英国政府对此能从容应付。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无金融市场可依赖，政府财政还是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
金融市场为何如此神奇
那么，金融市场为什么如此神奇呢？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世界金融史。
现代金融市场起源于西方。以粗线条勾勒，那就是从以佛罗伦萨等独立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中世纪以来的大国兴衰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基本都是被这种金融的潮起潮落所决定。
中世纪的欧洲内陆以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为主。但是，以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和以布鲁日等城市群为中心的西北欧“低地国家”（相当于今日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北部和周围的德国部分地区）成为两个例外。这两个地区在政治上享受着充分的自治权，城市由工商阶层而非封建王侯主宰，经济上则以工商贸易为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
虽然这两大地区经济都相当发达，但在金融方面，还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先行一步，原因在于海上贸易的特殊性质。海上贸易利润丰厚，但风险大、旅途远，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长时间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商人创造了贸易伙伴的合作形式，即海运商人只出少量资金或根本不出，大部分资金由不亲身冒险的投资人预付，商船满载而归后再进行分成。这样，投资者和经营者彻底分离，颇有些现代上市公司的味道。早期的金融也从这里起步。在这些城市中，工商信贷渐渐成了气候。
笔者把这些城市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华尔街”。这一“中世纪的华尔街”，使这几个本不起眼的城市、国家异常强盛。比如，威尼斯就靠着雄厚的财力，攻克了从未失守过的君士坦丁堡，后来甚至一度囚禁了欠债不还的拜占廷帝国的皇帝！威尼斯在顶峰时期人口不过十几万，却能支撑当时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并且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长期维持着海上霸权。所谓“炮舰外交”，就是威尼斯发明的。
1300年前后，连接北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海路打通，意大利金融势力开始了在西北欧的渗透和扩张。但到了15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路，打破了威尼斯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白银通过大西洋滚滚涌入欧洲。同时，奥斯曼帝国征服了拜占廷，并在地中海获得了军事优势。意大利失去了对传统贸易航线的控制。
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低地国家”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相继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了16世纪末，经过了80年之久的独立战争，北部荷兰为首的诸省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形式独立。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南部的安特卫普，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尼德兰最终的胜利，就如同后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北美13个殖民地战胜大英帝国一样，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这个奇迹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尼德兰所倚仗的金融市场。
作为学生的“荷兰金融”，比起作为老师的“意大利金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虽然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发明了国债，但国债的发放经常还是根据贫富强行摊派。荷兰则把国债在市场上推销，让投资者自由认购。第二，荷兰的国债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买卖双方都可能来自境外，几乎彻底市场化了。第三，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也从此诞生。这种股份公司比意大利海上贸易的合作伙伴更进了一步。
“荷兰金融”之所以有这些创新，根本在于整个尼德兰的政治结构是以地方自治城市为主体，各城市的政府多为共和政体，行政权力由地方贤达掌握，受到市民阶层的制约，不像王室那样肆意妄为。荷兰省议会决定的财政拨款，必须经过各城市代表参加的投票表决；任何一级政府决定发放国债，都要考虑未来的偿还能力，同时也不敢赖账，因为债主多是市民，具有影响政府的力量。这样，因为有借有还，政府信誉就好，国债就走俏。这是“荷兰金融”之精髓。相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没有这些制约，肆意搜刮，而且经常借债不还，金融信誉很差。一般的商人，除非有非常高的利率利诱，否则不会贷款给这样的王室。因此，在尼德兰对哈布斯堡的独立战争中，尼德兰一方在危机时刻以大量低息借贷，最后拖垮了背着高利贷的哈布斯堡王朝。
尼德兰独立后，阿姆斯特丹便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欧洲除普鲁士外，各国政府都来这里通过发放国债借钱。可以说，在18世纪，没有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哪个国家也打不起仗。后来尼德兰的统治者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密渡英吉利海峡，出人意料地登陆英格兰，掀起“光荣革命”，抢夺到英格兰的王冠，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他的这一庞大冒险，靠的就是在阿姆斯特丹金融界的秘密借贷。王座坐稳后，他又说服英格兰议会采取荷兰的金融体制，并从荷兰带来一批金融专家，使“荷兰金融”变身为“伦敦金融”。后来美国的独立战争，13个殖民地组成的联邦政府也到阿姆斯特丹通过发放国债借钱。不借用荷兰的金融体制，美国恐怕也没有资源搞独立，至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独立。
金融民主：钱堆不起金融市场
发展到“荷兰金融”，西方金融体制进入了现代。那么，这种体制的实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金融民主。
第一，在这种制度下，股票也好，政府债券也好，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投资人对发行股票的公司或发行债券的政府的一次公决。在这个领域，政府不享受垄断的权力。事实上，从尼德兰和哈布斯堡王朝的80年战争可以看出，权力越有限制的政府，越受到金融市场的拥戴；权力越独断的政府，越受金融市场的排斥。正是金融民主，使看似弱小的尼德兰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第二，金融民主降低了参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一张股票、一张国债，金额有限，小民百姓也可以投资，几个大财团再难一手遮天。第三，那些没有资本却有能力的人，可以从股票市场获得资本，白手起家创造大事业。总之，金融民主扩大了金融参与。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只有尊重金融市场才有出路。
金融市场通过扩大金融参与，能够把社会各个角落的闲置资金调动起来进行生产性的投资，负责任的政府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金融机制以较低的利息借钱应付危机。因此，健康的金融市场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事实上，到了18世纪，金融市场的威力已被充分认识。但是，真正能够发展起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多是民主宪政国家。比如在尼德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任何财政需求，都必须经过相应各级议会的批准，并最终受到那些不停地买卖股票和债券的市民的影响和控制。可见，影响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经常是同一批人。在这种制度下，股市才对政治放心。这也是宪政制度与金融市场的亲和力所在。
伦敦金融市场的崛起，也在于英国王室或政府的任何财政行为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政府是权力有限的、负责的。华尔街的崛起，其政治架构是总统必须到国会要拨款才能治理。所以，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国债的利率竟仍然比拥有大量外汇盈余的中国还低，这主要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和宪政的亲和力，使投资人对美国政府更有信心一些。
相反，像法国的波旁王朝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建立自己的金融市场，但种种努力都以金融灾难而结束。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但这个市场不是想建就能建的。中国巨大的经济产生了世界最大的外汇盈余，但因为没有自己的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债券。自己财富的保值不得不听命于人，这也是建立中国的世界金融中心的迫切性所在。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信息充分自由流动
那么，中国怎样把上海这个大都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先生提出了四点必要条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在此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两条：宪政制度和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
关于宪政制度之重要，前文已经论及。这些历史，中国在筹建世界金融中心时不能熟视无睹。
信息充分自由的流动，则是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之所以成为“欧洲的华尔街”，一个原因就是信息最灵通。这些城市的商船四通八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通道，甚至连欧洲各王室也要依赖意大利的商人获得海外资讯。佛罗伦萨不仅产生了许多银行家，更造就了彼得拉克、卜伽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里等一批文化巨人。没有开放的文化，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16世纪的荷兰，是欧洲言论出版最发达、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宽容的地方。这就保证了资讯的流通。再看19世纪至今的伦敦和纽约，全是出版之都、报业之都，信息自由流动有着最严格的保障。金融市场说到底是个信用经济，而信用必须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流动才能达成。
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与建立“世界工厂”，是非常不同的事业。上海至少要成为世界上说话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对外资讯交流最顺畅的地方之一，否则世界金融中心就无从谈起。因此，这一千秋大业并非金融界本身的事，也是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 原载2009年第7期《同舟共进》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