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布什推行的中东“民主化”战略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施行的第三世界“现代化”战略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实施的效果相差较大。“短命”的肯尼迪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战略，树立了美国“国际使命”的典范。小布什政府强力实施的中东“民主化”战略，继承了肯尼迪“改造世界”的思想内核，高举“民主”大旗，具有战略意义的影响。
[关键词]肯尼迪；布什；现代化；民主化战略
2004年2月，美国政府经过长期酝酿出台的“民主化”战略，与美国的国家战略传统有很深的渊源，特别是与肯尼迪的“现代化”战略如出一辙。肯尼迪政府为防止“共产主义扩散”，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传统精神旗帜，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发展或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巅峰。[1]小布什高举“自由民主”的大旗，竭力运用强大军事支撑的“民主”力量改变一些“邪恶”、“无赖”、“无秩序”国家的政权性质，扩大民主国家地缘空间，推进民主化进程，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进程中，重塑“国际新秩序”，以维护并提升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一、小布什中东“民主化”战略
现代化理论家罗斯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过，要取得游击战的胜利，仅提供援助是不够的，它还要求彻底改变当地人的文化。[2]改变当地文化的方法很多，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当地人自身的转变，通过“变则通”，达“通则久”。然而，当这种转变进程缓慢，并且还会滋生出另一种与“民主、自由”相反的“潜流”时，外力的推动也许会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积极主动地推动与美国利益不符的国家进行变革，如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肯尼迪的现代化计划等等。冷战结束之后，堪称“珍珠港事件”的“9·11”恐怖袭击彻底调动起了美国“关心”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状况的热情，美国暂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中东这一“热点”地区。
中东地区长期的民族矛盾、教派冲突、领土争端使该地区陷入了袭击、恐怖、血腥的恶性循环。长期的战乱、动荡、贫穷使一些国家的人民不满情绪蔓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盛行，中东逐渐成为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经历了“9·11”噩梦的美国似乎在整个中东地区看到了“恐怖主义”的“幽灵”。布什坦言，正如我们的前辈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一样，反对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府的重任。于是，美国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实行的中东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德日“民主改造”的成功经验似乎为美国“改造”中东提供了现成的答案。美国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开始在伊斯兰文明的边缘进行“民主改造”试验。2003年3月20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已经深入到了中东的“中心”。2004年2月，美国政府踌躇满志地提出了“大中东民主化”战略构想，力图在中东、中亚等地区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彻底解决巴以冲突，进而减少并彻底消除恐怖主义根源。其实，“民主创造安全”是美国从威尔逊以降历届总统共享的规则。[3]布什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毫无疑问承担了传播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活模式的重任。
美国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占领，强行输入民主因子；运用美国及中东所在国的宣传工具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动摇或部分改变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众的信念，提高其理性思考能力，从而降低“民主化”改造难度；以经济援助等手段，附加各种政治条件，诱压想接受和需要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功利地运用联合国对美国认为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尽管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有时也非常有效，例如海湾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制裁)；运用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及地区组织发动战略遏制等等。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军事、经济和外交制裁，企图迫使这些所谓的“无赖国家”改变其行为或者行为的方式，但并没取得预期效果。正如2006年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指出：“我们一直支持大中东民主的传播，然而，面对挑战，与我们的预期相反，看不出丝毫的民主进步迹象。”[4]美国针对所谓“无赖”、“邪恶”等国家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硬实力来提升软实力的影响力。
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的一系列“反恐”战争是布什政府“民主化”改造中东战略的重要步骤“，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伊拉克和中东推行“民主”。这些实际行动显示出美国的中东传统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依靠施加各种压力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向“选择性”军事直接介入转化。
二、“民主化”对“现代化”的继承与发扬
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超级大国”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探究如何运用不断兴起的“现代化”研究所提供的专业知识，来发动或推进欧洲及“新兴地区”的社会变迁。[1]与“新兴地区”相比，现代化理论家们自认他们是站在“现代化的顶峰”看世界。“世界似乎注定要向着惟一的终点前行，而西方已经到达了这个终点，并代表着这个终点”，[1]其他欠发达世界注定亦步亦趋。美国不应坐等其他国家“效法”自己，要积极地创造用以影响“新兴”社会生活的制度，通过美国的力量为那些“变革中潜流涌动”的“停滞”社会提供强大的推动力，用美国方式加速原本缓慢的社会发展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现代化理论并不是当时美国对外决策理论基础的全部，但已经显著地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了。第三世界民族革命、独立战争的不断高涨，美国似乎在全世界看到了“苏联的影子”，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声称：“德日的战败及英法帝国的衰落”将导致美国和苏联的竞争，而苏联这个无情的对手决心要“把它的绝对权威强加到世界其余各地”。[5]“恐苏、恐共”坚定了美国推动第三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决心，只有“现代化”才能抵御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正如“民主”可以抵御恐怖主义的渗透一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内核的肯尼迪在1961年3月对国会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世界的整个南半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正全力投入伸张其独立和使古老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事业。”[1]为了回应这种趋势，遏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肯尼迪出台了一系列促使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政策：“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计划”、“越南战略村”等，力图通过美国的力量为那些“停滞”社会提供强大的外部推动力，抵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及诱惑。于是，在冷战的背景下，现代化理论不自觉地充当了塑造冷战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假设性结论强化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利他主义”世界领袖之间的联系。
然而，肯尼迪时期，限于冷战的国际环境，加上新兴“第三世界”对美国的怀疑，“现代化战略”实践大打折扣。所以，冷战期间，美国的基本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等待“新兴世界”内部的“突变”，并在广大的“边缘地带”与苏联展开时激时缓的争夺。正如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所言：“为了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对付任何艰难困苦，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6]他的“短暂”努力为其继承人提供了绝佳的“模式”，通过“现代化”来改造第三世界，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及诱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可以说，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与大约四十多年前伍德罗·威尔逊明确阐述的美国对外政策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只不过肯尼迪的个性和当时的国际形势背景赋予了它新的特点。[7]
在中东地区，美国一直处心积虑地填补“老衰帝国”英法撤离后的“真空”。艾森豪威尔主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的新变种”，所以“中东阿拉伯国家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几乎普遍持敌视态度。”[8]肯尼迪总统就职后不久，就主动与当时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通信交换看法，改善双边关系。肯尼迪任职的第一年，美国就给予埃及的食品援助达二亿二千万美元，[9]以减弱纳赛尔对美国的怨恨，削弱共产主义对埃及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形，原来微妙的平衡出现了巨大倾斜。美国的外交政策立论基础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民主和平论”、“新帝国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等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小布什入主白宫以后，其对外政策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布什主义”。按照布什主义的逻辑，所有社会都要经历同样的普遍性发展阶段，而美国正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终点。[10]这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论调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基调”的再现。只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已经摆脱了冷战时期的战略“困境”，实行进攻性防御、选择性军事介入战略，给与美国利益不符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变数。
中东地区那些曾利用和依靠前苏联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面临着新的抉择。客观大环境为美国提供了新契机，可以放手对中东进行“整合”、“改造”以使中东这个“世界油库”更适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需求。
“9·11”事件成为美国及整个世界对早已存在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态度发生急剧变化的转折点。布什宣称：“这不仅仅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这是对美国的宣战。”[11]当还在讨论是否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动武的时候，美国高层决策者们就已经开始讨论对伊拉克“开刀”了。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说：“任何一场认真的、全面的反恐战争最终都必须将伊拉克作为目标。”[11]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滋生、蔓延源头的阿富汗、伊拉克成为了美国首批打击、改造、“民主重建”的重点目标。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把伊拉克建成“中东民主样板”，那么，肯尼迪时期“现代化”理论内核之一、结构功能理论的“溢出”效应或许将成为现实。但是，这一进程既艰难又充满风险。
三、中东“民主化”战略的影响
肯尼迪时期“，现代化”理论对美国优越感与实力的自信，为美国重塑“世界秩序”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只是受制于冷战时的国际环境，其后果只有在其后继者那里才看得更加明晰。继承了肯尼迪“现代化”衣钵的布什“中东民主化”，必将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民主化”战略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东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丹尼尔·派珀斯曾断言，当今世界上，穆斯林国家恐怖主义最多、民主最少，并且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12]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借助历史性的反恐契机，不惜动用武力推动中东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已向世界表明了“改造”中东的决心。因为布什政府及“民主”的捍卫者认为，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不仅可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消除恐怖主义根源，还能改善美国的安全状况。[13]“民主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中东“民主化”进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反弹，但从长远看，会有利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而部分地消除恐怖主义根源。这方面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比如埃及已经进行了历史性的大选，利比亚积极寻求重新融入国际社会，伊拉克已经建立了“民选”政府等等。尽管这些“民主成果”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关系较大，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外在推动作用。
其次，如果美国“改造”中东成功，将会培植一批亲美政府，从而控制世界石油主导权，增加美国干预世界事务的筹码。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及天然气消费比重从37.4%上升到了61%。[14]据经合组织测算，国际石油价格每上涨十美元，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5%。[15]因此，在新型替代能源投入实用之前，石油仍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血液级”能源，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把石油的稳定、安全供应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
美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2000年其日均消费石油量1950万桶，占世界石油消费量的25.6%，2010年美国进口石油将达到其石油消费总量的70%。[16]因而美国对世界石油供需是否稳定非常关切。缘于此，美国如果控制中东石油的主要产地，一方面可以利用“石油武器”削弱欧佩克的影响，确保世界石油市场稳定，防止石油供需失衡，进而保障自己获得稳定、安全的能源供应；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中东的石油联系日益紧密，俄罗斯目前也以加大能源出口来拉动经济复兴，美国控制了世界石油主导权，东可以抑制中国经济发展，北可以延缓俄罗斯复兴，西可以减弱美国传统盟友针对美国的不同“声音”，加强美国传统盟友间的团结，从而完成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愿望”。
再次，美国进军中东心脏地带，将有助于减少“东方联合”反美的声音。近来大国关系走势表明，中俄日益接近，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结果。那么美国控制中东，就可以从俄罗斯的“软腹部”压缩俄战略空间，减少或削弱其对中亚、中东的影响。如果亨廷顿所言非虚，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对抗西方文明，那么，美国控制了伊拉克，同时在中亚及阿富汗屯有重兵，就可以遏阻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之间的联系。
卡普兰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军事力量从中东转移到太平洋，并与亚洲各国建立新型盟友，共同制衡中国的强大。卡普兰说，中东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争夺将是21世纪的标志。同时，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将是一个更难应付的敌手。[17]尽管卡普兰并不是美国智囊团的核心人物，但他真实地表达了美国当前新现实主义的战略意图。
如果循着新现实主义的冷战思维逻辑，我们会得出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条从欧洲、中东、南亚、东南亚、台湾、日本到韩国的新“遏制战线”，并在一系列重点部位屯有重兵，这与冷战时期没什么两样。美国控制伊拉克，就能左右海湾，从而增加中国“中东、远东航线”的不确定性，加大中国石油进口的风险。最近，美国还在印度加紧外交攻势，企图拉拢印度加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包围“联盟”，以图加强印美关系，从中国的南部压缩中国“西进南突”的战略计划，延缓乃至抑制中国的发展。
最后“，民主改造中东”是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攻坚战”，一旦取得进展，必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主导权，从而大大推进美国重塑世界秩序的进程。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高举“反恐”、“民主”旗帜，大力推进美国从约翰逊“十四点计划”以降一直未尽的事业，按美国意图来重新构建世界秩序。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民主改造”已经从伊斯兰文明的边缘深入到了“中心”。
简言之，肯尼迪的“现代化”战略与小布什的“民主改造”中东战略都是美国企图重塑世界秩序的具体战略计划，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布什的“民主改造”战略具有明显的肯尼迪痕迹，即所谓的美国“自由主义、利他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翻新和寻求美国主导世界的企图，二者是前后相继的一个完整过程，布什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去完成其前辈未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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