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考察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能离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必须看到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起步和发展起来的。目前亚非拉国家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尽管这些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面临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制度、体制与规则，已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努力方向，政治民主化理应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发展中国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词在西方传媒中频频出现，并逐步演变成为各国媒体全力关注、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超越国家、跨越民族界限的新经济时代的一个共同理念。如今，全球化方兴未艾，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关心和深入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全球化也早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参加讨论的学者来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由于立场性、倾向性的原因，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基本不使用“全球化”的概念，而仅使用“经济全球化”的说法，表明我们不承认、不接受经济以外其他方面的“全球化”的概念和主张。事实上，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带动政治及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全球发展。发展中国家（本文主要以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和黑非洲为例，分析概述全球化大潮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冲击和影响。）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就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政治民主化也应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起步，是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全球性的殖民主义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民主运动融合在一起的，其重大发展则是与当今全球化趋势密切结合的。
在非西方国家中，拉丁美洲是最早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掀起民主运动的地区。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开始，欧洲的探险家和殖民主义者来到拉美。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主义者很快将这一地区瓜分完毕，因而，拉美的人口构成、语言和宗教文化都深受西方殖民历史的影响。其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这次战争深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张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催生了拉美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民主化浪潮。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由于受殖民地的封建专制传统、天主教与传统专制的政治联盟以及军人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深远影响，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形成了一个“考迪罗主义时代”。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平民主义是由希望发展工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人、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结成联盟，以加强自身主导权的新型政治思潮”，是考迪罗主义衰败过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1978年，地处中美洲的巴拿马通过间接选举开始由文人担任总统，揭开了拉美新一轮民主化的序幕，1979年，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的独裁政权倒台。随后，民主化进程向南美大陆蔓延。进入80年代，拉美军人政权呈现出兵败如山倒之势。至1989年秘鲁、洪都拉斯、玻利维亚、阿根廷、萨尔瓦多、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海地、苏里南、和智利等国家的军人专政制政权全部为民选的文官政府所取代，拉美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
中东地区大多数国家产生或独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国家完全独立的时间，甚至比它们在形式上宣布独立的时间更晚。因此，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成熟、完善都尚需时日。加之独特的、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和政治参与性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使这个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较为独特和缓慢。其民主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前半期。这一时期也是欧洲列强对中东进行大规模侵略、扩张的时期，整个中东先后沦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同欧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流非常频繁，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逐渐丧失了主权和独立。随着中东地区整个社会基础出现结构性变化，以突出变革和对理性推崇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兴起，并导致了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以“坦齐马特”(意为革新或改革)运动为代表的在制度层面效仿西方的以宪政改革为主旋律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委任统治时期，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为确保长期的经济文化影响和战略利益，在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等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议会机构并进行了选举。从而把欧式的选举、议会、内阁移植到了中东和加速了政党的建立。这些国家的议会在独立之后继续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发挥着它的功能，这为后来的民主政治积累了一些具体的宪政实践经验。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及进行了一系列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世俗化改革，在中东国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中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
1945年以后，由于实行民主制度的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直接促成了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一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诞生，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中东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在这次民主化浪潮中也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其理论也趋于成熟。出现了诸如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阿拉伯复兴主义、布尔吉巴主义……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等国相继发生了使一顶顶王冠落地、改制共和的革命。一些君主制国家也先后实行了相对开明的君主立宪制。这使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主体的现代中东国家体系最终形成，从而为中东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基础。从70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也使中东国家普遍感到政治改革的压力。埃及最早启动了由经济自由化到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化潮流几乎波及各个国家，各国都加快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做出了改革的承诺。经过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洗礼，共和制国家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也门实行了多党制和建立了多党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摩洛哥、约旦和科威特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和建立了多党议会；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咨议制实施了民主化改革措施。特别是实施传统君主政体的沙特阿拉伯在1992年颁布了由《政府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法》和《省组织法》三大法案组成的基本法，使这个历来只以《古兰经》为宪法的国家从此有了一部类似宪法的东西，标志着沙特在以法治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西方媒体称之为新宪法，[1]可见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黑非洲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大陆。这里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中，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势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以种族、部族、宗教为划分社会群体标志的观念依然盛行，大众政治心理基本停留在部族政治文化的水平上，其文化本身的现代化含量极低，国家政治生活充满着残酷的个人专制、频繁的军事政变，以及血腥的内战、骚乱和部族仇杀。但就在这片“黑暗的大陆”上，仍然对当代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国家大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民族解放浪潮的推动下陆续取得独立地位的。独立之初曾普遍采纳了多党民主体制，但从西方移植的多党民主在黑非洲的文化土壤中缺乏生存的条件，独立后时间不长，除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都转向了一党制。到80年代末，只有塞内加尔、冈比亚、博茨瓦纳、毛里求斯、津巴布韦5个国家采取多党制，而实行一党制的国家有29个，还有加纳、几内亚、乌干达等10个国家实行禁党制和军人统治(纳米比亚当时尚未独立)。然而自1989年起，受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多党制风潮开始登上这片大陆。1990年，多党制率先在西非小国贝宁取得胜利，随后迅速蔓延扩展。一年当中，29个一党制国家中的18个已经实行或宣布实行多党制。到1992年，几乎原来所有一党制国家都已经实行或宣布即将实行多党制。短短两三年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通过修宪立宪、全民公决、议会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程序，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南非的民主化在经历了从解冻——解除党禁——谈判——废除种族隔离法——制宪的诸多艰难步骤之后终于在1994年4月举行了南非历史上首次多种族全民大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当选南非首任黑人总统。[2]到1995年，在黑非洲大陆，典型的一党制事实上已经不在存在。1996年9月，马达加斯加总统受议会弹劾而下野，这在黑非洲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它表明对政府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开始产生积极效应。到1998年，尽管还存在个别的军人政权，部分已经转向多党政体的国家政局还有动荡，但从总体上看，真正的一党制政权在黑非洲已经不存在，权威主义政权已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即使在这些国家，执政者也往往允诺或正在实施向多党民主的过渡。
二、全球化对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影响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大影响，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李普塞特等人曾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国的人均GNP是民主的“关键的变量”。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标志是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但是，随着经济生活的一体化，各国的政治和文化或迟或早也会出现同质化的趋势。所以，全球化既有经济的内涵，又有政治和文化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现象。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的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看，政治全球化也就是全球的民主化。发展中国家独立之后为发展经济，普遍采取的步骤是对外开放，加强与外部经济交往，因而自觉不自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全球经济事务。战后几十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普遍高于独立前和同期发达国家，一些国家跃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提高。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因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们包括：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带来新的、更为分化的、复杂的和相互联系的经济，使权威政体的控制更为困难；经济发展在国家之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利资源，以及参与决策的基本需求；更直接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和价值的变化，它又推动了民主的发展。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带来政治民主化发展影响是：第一，一个社会本身经济福利水平塑造其“公民的价值和态度”，培育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感的发展。生活的满足和充裕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密切联系。第二，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教育水平，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倾向于培育出信任、满足的性格，发展起民主生活所需要的能力。第三，经济发展使更大量的资源在社会集团间分配，因而促进了和解与妥协。第四，经济发展在60至70年代既需要也促进了社会开放其对外贸易、投资、技术、旅游和通讯。一个国家卷入了世界经济，创造了非政府的财富资源和影响，使之开放社会接受工业化社会民主观念的影响。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中间阶级的扩大。社会人口中越来越多地由商人、专业人员、店主、教师、工职人员、经理、技术人员、职员和店员构成。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的主要支持者都是来自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中产阶级。[3]
(二)西方民主制度的示范效应
早在18、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殖民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复兴，而复兴的途径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一切希图振兴的国家迟早都要走这条路。最初的学习主要是从器物方面效仿西方，以“自保救国”。在改革受阻之后，进而采用西方的共和宪政制度，在制度层面效仿西方。如中东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埃及、伊朗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改革，都把颁布一部宪法、设立一个议会、改革政体，引入西方近代政治制度中一些民主要素作为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一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全盘西化为目标的世俗化改革，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在苏联模式宣告彻底失败之后，西方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富裕生活的示范效应，加之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貌的改观，在思想观念上，以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和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的自由平等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法制意识已经比较普遍，宪政意识也进入了普通公民当中。
(三)西方国家对民主运动的干涉和推动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以“维护人权”、“推进民主”为借口而对发展中国家民主运动的干涉，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其手段多种多样：一是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投资或债务调整等机会，附加政治条件，干涉内政；二是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美国的“美国之音”、CNN，英国的BBC以及国际互连网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宣传、渗透，为“民主化”大造声势，对它们不“满意”的国家发动心理战，挑起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情绪，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倒台；三是利用经济手段施压促变。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国家，就会受到停止援助的惩罚，甚至是经济制裁和封锁；四是直接干预民主进程。西方国家除从外部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和压力外，还常常以政治或军事手段直接干预一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在民主运动初期，主要采用政治手段即一方面对大势已去的集权政府施加压力，促其交权；另一方面积极拉拢民选政府，以确保“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对新政府的影响力。在菲律宾和拉美国家的民主中，美国表现活跃，各种手段交替使用。当民主运动出现反复时，则不惜动用武力，如美国先后远渡重洋，“帮助”陷入动乱的索马里、格林纳达、海地、巴拿马、卢旺达等国“恢复民主秩序”，推进其“民主化”进程。[2]西方国家对民主运动干涉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在客观上对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埃及不可能在2005年9月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有多位候选人参加的大选。
(四)民主化的连锁反应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象的渗透”，[4]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2]当今的“民主化浪潮”就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科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还产生加速度的变化，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压缩的形式和以较顺利的方式重演。民主化的“雪球”把各国卷入其中，大批尚未具备充分条件的国家借助外力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目前，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踏上了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有经济内涵，也有政治文化的内涵。“就政治意义而言，全球化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民主化的同义词……全球化的有形动力是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的无形动力是价值的一体化，民主政治与全球价值的一体化。”[5]任何国家“一旦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政治或多或少或迟或早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国家的意志为转移”。[6]因此全球化的内涵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政治民主化也理应是其重要内容。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面临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制度、体制与规则，已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努力方向。它是我们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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