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卫兵”的心灵史，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我也曾是一个“红卫兵”，在那些“盛大的节日”里，跟着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结帮反党说黑话……”，跟着批斗会主持人振臂高呼“X 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知道那个所谓“理想主义”的内囊是什么玩艺。而今，我倒很想了解当年人为刀俎、彼为鱼肉的“黑帮分子”的心灵史，当然要是信史，而非真假莫辩的“回忆录”、“传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1994年11月第1版，印数4000册），与《廖沫沙文集》第二卷同名集子相比，不仅有关于撰写所谓“大毒草”的经过与思想根源的交代，还有关于个人历史问题（如三次被捕）的说明、思想汇报和工作检讨等。感谢“中央专案组”，为我们保存了廖沫沙的这些“手稿”，使后人得以见到“检讨”、“汇报”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文体”。它们与中外被审判的那些著名人犯（如被德国法西斯诬为纵火犯而加以审判的季米特洛夫）所写的辩护词、最后陈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裁。而在首先被“开刀”并给“文革”祭旗的“三家村黑帮”中，唯一历经全程并度过劫难的廖沫沙，他的心灵史，无疑是一件“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完整“标本”。

这些饱浸血泪的文字告诉我们，廖沫沙初罹罗网时，是迷惘惶惑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公开点名，给他扣上“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的荆冠之前，他在努力反省自己的思想，反复阅读自己历年发表的文章，认认真真地写检讨。被公开点名批判后，他由愤怒到惶恐，但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反复推敲《红旗》杂志社论，研究自己是否属于允许改过的范围。但回答他的是无休止的批斗，等待他的是８年单身囚禁和３年流放偏远地区的生活。他经历了由不解到希望到麻木到思想对抗的心路历程。实践告诉他，原来他是否有罪并不重要，问题的实质是现实政治“需要”怎样做。１９７５年３月他在《给专案组的信》中写道：“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全局，有利于革命……我又何乐而不为？”

年逾花甲的廖沫沙后来被下放去参加繁重的夏收，要他“自己得到一个结论：‘我根本不配吃饭’。”一天数场批斗是要他“甘当‘肥料’”（反面教材）。古人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杀人不过头点地”。“文革”中对人的精神虐杀、精神凌迟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廖沫沙３０年代被关在上海提篮桥西牢中，经过斗争，还赢得看《圣经》和四书这类的权利。而“文革”中被“监护”时，他看书的要求不仅得不到许可，还要因此写检讨，斗私批修。

廖沫沙之所以大难不死，就在于他最终认清了“文革”的实质，看穿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流的政治把戏，丢掉了幻想，站到了精神的制高点。对于“逼供信”那一套，他的回答是“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检查我的顽抗态度》）。他敢于大骂“红卫兵”是“流氓”、“混蛋”，敢于对专案人员“捶桌大骂”，能够诙谐地在致专案组的信中，一开头就写“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５页，写了２０多页”，能够在挨批斗时在心中诵诗作诗，是因为他不仅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更因为他与“幼稚而纯朴”的吴晗不同，心底常常涌起一种滑稽感：“这哪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余烬集》自序）当然，这也不是说他没有自省。从他写的“虽然是祸从天降，但也咎由自取”（《复杜埃信》），和“‘三家村’里错帮闲”（《悼吴晗同志》）等词句，不难看出他的某种悔愧心绪。

这本《瓮中杂俎》不仅有历史认知方面的珍贵价值。在文学意义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形象。他可以复述加诸己身的“反动”、“毒草”等大帽子，可以承认自己歌颂了“封建时代的古人、死人，当然是放了毒”，承认自己写历史故事有“感伤情绪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客观效果”可能如何如何，但一谈到实质问题、具体情节，总是一是一、二是二，决不自污，更不肯诬人。正如李筠的代序所说，这本书“教你如何当黑帮”，也就是如何在横逆相加时，当个铮铮铁骨的大丈夫！

　　　　　　　　　　　　　（南方周末，199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