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出版广角》月刊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过章明与闵良臣批评李国文的随笔《司马迁之死》的文章（今查，分别是2001年第11期的《粗疏与霸气——读〈司马迁之死〉》与2001年10月17日的《司马迁是“表演”吗》）。由于没有读过李作，当时便没有细看章、闵之文，只是心中留下一点疑问。
最近，有几家报刊联手评选“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李国文、韩少功跟王蒙三人入围“文学先生”。又有报纸举办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荣获“2002年度散文家”奖，“年度代表作”是《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因有这样声势宏大的背景，李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司马迁之死》）便来到了我的桌案上，我不能不读它一读了。
李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编辑说明”道：“近年来，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呼声时常响起，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为了对这种现象给予鼓励和总结，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的另两位作者是王蒙与刘心武）。也就是说，李的这本新著是“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作之一。
光看目录，作家李国文真够“学者化”的：自秦朝相国李斯被腰斩，中有汉代蔡伯喈、唐代李太白、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初金圣叹等等，直写到1910年小说家吴趼人客死上海，包罗宏富，不熟读25部正史外加稗官野史焉敢下笔？
然而，只看第一篇《司马迁之死》，就像啃了烂苹果，令人反胃。这样说，并不包含对作者借古讽今而采用古今杂糅手法的一些话语的反感和挑剔。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就有意采用了一些以今例古的笔法调侃现实，但那是小说，可以瞎编；而李著既是带学术性的随笔，是在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就得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章明先生的文章已指出《司马迁之死》的硬伤至少有三大点。一、说司马迁“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完全是无知妄言。“蚕室”，《辞海》上讲得明白：“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发愤著书”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有节录）讲得很清楚；若想省时间，《辞海》中“司马迁”条有简明叙述（“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蚕室”不过是兼有行刑室、手术室、术后监护室功能的牢房。李是当它真如江南农妇的养蚕室一样可大可小可以摆放书案，还是以为汉代人写作已有笔记本电脑而不用刻一堆竹简？
二、说“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作者在倒数第十段又强调了“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这真是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宫刑从生理上看与做太监要完成的手术是一样的。手术成功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恶臭糜烂到死的问题。否则，皇上后妃们还要太监侍候？谁都知道从赵高到李莲英，中国历史上岂止成千上万的太监奔走过宫廷？李国文亦知《汉书》上说司马迁“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在《报任安书》里写他随驾出巡。李先生怎么敢信口开河再三说出“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这样的昏话？
三、说“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并煞有介事地统计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纪》，共四十九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十九段，涉及封禅祭礼者十二段，两者相加三十一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李国文显示自己读过中华书局标点的《史记》，特别是这篇《孝武本纪》读得很用功，然而他似乎没有读过这篇《本纪》的题解，不知题解言简意赅论证了《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所作的《今上本纪》，乃“后人所补也”。褚少孙补《史记》，止取《封禅书》补之，本是文史学界的常识。李国文不懂装懂，真是丢人现眼。
李国文粗陋无学（且不管“血管里的基因”这些涉及新知的语句，不论《司马迁之死》的标题是否文不对题，因为李国文亦知司马迁“卒年更不详”，应知司马迁受宫刑后至少活了十几年，死因不详。他写的其实是《司马迁之“宫”》或《司马迁之辱》，或竟是《司马迁不死》。李猜想司马迁受辱而不寻死的理由有三条，“他之不死，实际是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然而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别人谈“幽闭”，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而他引清人笔记就是创见了！还一本正经在那里订正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集里《病后杂谈》一文关于宫刑与幽闭的叙述，仿佛他的学问比鲁迅还高一筹。其实，是他未读懂鲁迅的文章。最善意地说，是他这样特别喜欢用逗号的大作家，不习惯鲁迅文中的那个句号。鲁迅分明说：“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对于”一词承上启下，将“宫刑”与“幽闭”的关系说得何等清楚！李国文说“先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云云，真是大言不惭。
李国文在大著第235页说：“但有些文坛混混，因为无作可品；或有作而不可品、不经品，不品则已，一品便马脚暴露，纰漏无数，洋相迭出，笑话满纸。”他有《花园街五号》等作品，肯定不能说是文坛混混，但他的文史随笔比如这本《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也肯定是不经品的，端的“笑话满纸”。
以上说的是学问方面。那么史识与价值观念方面如何呢？
李著有三大主题。一是文人相轻、同行相妒。他要说王允杀蔡伯喈是文人“同行嫉恨”，也许勉强说得通。说汉武帝“宫”了司马迁，是刘彻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汉武帝哪里是隋炀帝，虽偶有诗赋，何尝把自己当作文人了？何况司马迁是史官并不作诗赋辞，受宫刑时《史记》还没写成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讲得很清楚，“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主上”汉武帝会视司马迁为“同行”吗？李国文的新见解“新”得太离谱了！（以上观点，经慨允采用了章明先生文中的观点。他的表达更严谨、充分，转引发挥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李著的第二大主题是：“文人的狂，常常是遭嫉致祸的根本。”（《金圣叹之死》）。
不能将李国文先生视同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编导。公允地说，李国文先生的“右派”没有白当，对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还是有一定认识的。我特别注意到这本书有几段话不能说昏昧：比如第206页说：“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第317页说：“‘士’阶层的怯懦、软弱、苟且、偷生，也是助长这些痞子皇帝肆意妄为的因素。同样，‘文革’期间，那些痞子先锋所以敢如此为非作歹，也是吃准了知识分子的软弱。”第183页、第192页、第203页，有语句对敢于逆主流唱反调而不怕杀头的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持一定程度的赞赏态度。
然而，更多的占压倒优势的调子，是说这些文人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自触霉头自蹈死路。比如《司马迁之死》，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蔡伯喈之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后，总觉得自己在权力的盛宴上，应该有一席位置”；“屈原就吃过这亏的，他自视甚高，认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国……”《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说祢衡：“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好一个“逼”字，境界全出）；“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不知天高地厚。”……够了，不能抄下去了，再抄有混稿费之嫌。总之，在李国文看来：“闹，或太闹，是中国文人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第184页）。这些不肯安分安静的中国文人之所以这么闹，就是因为自大狂，有表演欲望，“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第190页）
李国文不惜用轻薄下流的笔调来奚落这些“狂妄自大”的“中国文人”。《司马迁之死》动辄就往裤裆里扯，X X几下子，还诌了一首歪诗道：“彼马（司马相如）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司马迁）讲真话，只有割X X。”说他“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X X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金圣叹之死》说：“他到玄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依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李国文对文人喜欢用全称判断。他似乎也染了文人的这桩“古今痛病”，以致不知老之已至，学起“下半身”派新诗人，逮住机会就要在谈性上露一手。
在我看来，李国文的上述观点毫不新鲜。李国文所秉承的不就是韩愈向皇帝乞怜悔过时讲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吗？古代的聪明人教导人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夹起尾巴做人是本分是良策，狂个什么狂。鲁迅说中国历代只有集体的自大，而缺少个人的自大；李国文反之，认为中国的文人太轻狂，太把自己当回事。二人谁说得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汉代扬雄是个有一定节操但并不张狂的人，他作《解嘲》一文，指出统治者用刑罚、诗书礼乐、举士制度来束缚士人，而士人只图仕进，依然“雷动云合，鱼麟杂袭，咸营于八方。”结果是庸夫充斥，奇异之士不见容，“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因此他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处世态度。（参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143页）但在封建王朝，他虽“明哲”也未能保身，以致跳楼自杀未遂。“文革”中那么多罹难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是因为张狂致祸的？不知李国文借古讽的什么今。
“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又有什么不好？庄子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消极无为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吗？今人知道天外有天，汉字终有一天要进博物馆而为拼音文字所取代，且信息爆炸，“名垂青史”对于今人毫无吸引力。然而不好名，尤其是不好身后之名，只重眼前之利与可以兑换利益的生前之名，便好么？我们的古代圣人孔夫子讲“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西方今天的心理学大师不也讲人有社交、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精神需要吗？李国文鄙薄人们对身后之名的追求，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未免太实利主义了吧！
李著的第三大主题是：“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司马迁之死》最后归总的一句。）李国文对这个主题一喟三叹，三（言多，实不止之）致其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不但是明清之际‘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多项政治运动中的不倒之术。”（第150页）“活着，才是一切”。（《方孝孺之死》的豹尾）为了证明他的这个生存哲学的高明和普适性，李国文睁着眼睛瞎说：“（文革）十年过后，统计下来，除一两位，两三位，实在熬不过来外，都奇迹似地挺了过来。”这纯粹是大言欺世，一派胡说八道偏要扯什么“统计下来”！邓拓、老舍、傅雷……不假思索人们都能数出一长串在“文革”中自尽的文化名人。你可以不相信他们是出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而自尽，总不能无视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生命经历吧？
我明白李国文先生想说什么，无非教人们信奉“笑到最后，才是真笑”的生存哲学，不要为黑暗所压倒丧失生活的信心。但是，他对自己的“生存智慧”太过于自以为得计，以致鄙薄那些宁折不弯的人是“认死理”、“傻狂”。俗语说得好：“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对“好死不如赖活”活命哲学捧得太高，未免有失做人的尊严。“不自由，毋宁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我辈虽然做不到，心存敬意还是应该的，至少是不必视为愚蠢或矫情的。
我刚读完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让我抄几句台词送给过于聪明的李国文先生吧：
安提戈涅相信人间法律之上还有神圣的天条，她不愿引颈受轭而要服从良知的召唤，要挑战新国王的禁令去掩埋她的兄弟被示众的尸体。其妹伊斯墨涅对她说：“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
安提戈涅答道：“你打算作什么人就作什么人吧；我要埋葬哥哥。”“在有些人眼里你很聪明，可是在另一些人眼里，聪明的却是我。”
在李国文眼中，似乎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没有脊梁骨，充其量有几个攘利搏名的狂妄分子和亡命之徒——这是厚诬先人；他这么自负地信口开河，仿佛与他同在世上的我们这些人都是白痴——这是蔑视今人。此公学问这么差劲，居然自我感觉如此良好，还有那么些人大力捧他，真是咄咄怪事！要说他的这本书代表了“作家学者化”的成果，我看作家们不去“化”也罢。
（原载杭州《鸭嘴兽》月刊200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