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 ——这是1962年2月3日，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的一段讲话。

47年过去了，当年那张“纸”不知现在还在不在。而眼下在有些地方，却真的筑起了一堵“墙 ”。

这里说的“墙”，指的是有些地方动辄搞交通管制、警车开道之类安保措施，严官民之界，防范老百姓。其“筑墙”之效果早就引起人言啧啧。去年《人民论坛》第21期刊登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文章说，他去年两次外出坐车两次碰上“霸道”。一次是在京广高速上，快到石家庄的时候被警察拦住，硬把他们一行赶到停满了车的服务区苦等，原来是一个不大的车队从北面驶来，威风八面，呼啸而过，又隔了几分钟才准许他们上路。另一次是到北京开会，离京津塘高速公路进口还有很远，就看到汽车排成了长龙，又是警察把路口封了，原来是“参加人大会的代表要回来”!

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对这种“霸道”之举，早就心怀不满了。2006年秋，我太太躺在急救车里送医院，遇到一个庞大的车队经过广州市区，因而多条道路封闭，我真是心急如焚……

所以，读到3月10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政协常委怒批开道车滥用扰民，提议政协委员下基层尽量不用”，我不禁为他们的仗义执言而感到快意，说得好！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江蓝生怒斥，“现在开道车的滥用，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并建议国务院研究室转告温家宝总理。他说，他去浙江绍兴参加粤剧节（编注：疑报道有误，应为越剧节），开完会离开时，突然被警察粗暴拦住，在那儿等了半天，过后才知道是有警车开道的一个庞大车队。而且，车队走了，“还必须要等很长时间，别的车才能开：要等到绍兴的人送到与杭州交界地，那边接上了，这边才能走”。

江蓝生的话引起了在座的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少将的共鸣。他说：“昨天开会，我旁边坐了一位，他跟我讲了个事儿，跟您这个类似，职务比您还要高，去武夷山，结果有个领导去了，地方事先给他安排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他一下讲了3个小时，那时候两边全是清道、戒严，动用警力二三百人。”

的确，“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比这恶劣的也不在少数”，“群众是很愤恨的”。

这种媚上风气是怎样愈演愈烈的？“大人物”们究竟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了是很享受官威凛凛呢，还是痛恨这种将他们与群众隔离的“筑墙行动？“大人物”之“大”，是相对的；一个地市级官员到乡村就够“大”了，我可以肯定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知道群众心理的，也是很享受这种威势的。可见，官员权势的高调张扬，是“官本位”和官位来自上授的任命制度的必然产物。他们不必在乎群众的感受，“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

我们也不能只痛斥官场做出这种“安保”决策的“下官”是“势利小人”。你注意，江蓝生常委提到的站路警察，他们执行封路命令时是很“粗暴”的。这是“职业病”，还是狐假虎威的傲慢？无论如何，他作为一个底层公务员是认同这种“霸道”的。说我自己吧。去年我“享受”了两次警车开道：一次是参加某市的一个记者采访团，一次是参加一个传媒会议。我并没有表示抗议。因此，我也是参与这种“筑墙”行动的罪人。

就在报道全国政协常委怒批官威“霸道”的同时，同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一篇“对话”：《含泪大专生：说出心里话时不知他是领导》。一大专应届毕业女生小林，日前在华南师大参加广东省教育厅搞的基层教师招聘会时，连简历都一直递不出去，情急之中，闯到正接受采访的一“招聘人员”（实为广东省教育厅官员）面前，激动地诉说“今天对我就是赶尽杀绝的感觉”，并质问“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女生这么讲太正常了。

可是同学们觉得这个女生好大胆，敢对教育厅官员这么讲话！南都记者与她对话时居然也说：“当天你这么直率地说出来,我们也吓了一跳。”我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这样怕官，讲几句心里话有什么好“吓了一跳”的？

于是，我想：“官威”也是社会宠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