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一起事件受到各界民众广泛的关注，并引起热议。这就是湖北省巴东县年轻女工防卫中刺死刺伤强行索春的官员案。日前，湖北巴东县女子邓玉娇在工作的娱乐城遭遇欺凌。三名当地镇政府干部先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务”，被拒后又用一沓钱击打邓的头部。由于拒绝官员的无耻要求，邓玉娇随即受到言语的羞辱和暴力攻击，被两次按倒在沙发上。情急羞愤之下，邓玉娇挥刀自卫，杀死一人重伤一人，并于当晚自首。

在这个案子中，一方是有钱有势的嚣张权贵，另一方是无权无钱的弱势分子。一方是权势者凭借权势试图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责任化大为小，而受害的弱势一方则无力自保。尤其是女工邓玉娇的命运及司法系统在这个案件上的作为必将继续受到高度的关注。自然，各界都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弱势群体一方，并对邓玉娇能否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和司法系统得到正义抱有极大的疑虑。由此也引申出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重大争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贫富矛盾，还是官民冲突？

在邓玉娇和前不久的贵州习水官员奸宿幼女案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不争的事实：作为有权者的各地各级官员，他们拿着大把的钱，是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歌厅、发廊等地下色情场所的主力消费者。在这样的场所，这些官员不仅毫无顾忌，而且还格外嚣张。在邓玉娇案中，在强行买春被拒后，官员邓贵大还要掏出一叠钞票来扇打她的头，扬言自己有的是钱。邓贵大的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我是官员，你还敢拒绝？况且我还有的是钱？

发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冲突，以以下两种类型居多：一种是贫富矛盾，如许多宝马车撞人案的背后。另一种官民冲突，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案件，各种上访事件，瓮安事件，太石村事件。改革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场场重大社会冲突，都是官府与民众的冲突。中国的经济，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官场经济。权力与金钱空前结合。我们很难分得清管家与富人。如果商人如果不与政府党政官员勾兑，在中国要成为富豪，几乎是天方夜谭。官员一直是官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富人常常敢于开着宝马车欺负百姓，也正是因为他们往往有政府官员作为靠山，才敢嚣张。所以，贫富矛盾的背后，还是官民冲突！

官民冲突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主调。有趣的是，官民冲突却常常被转化为贫富矛盾。但结果是，贫富矛盾因为战争与革命暂时得到解决，官民冲突的脉络却从未中断，两者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最昂贵的革命，就是以解决贫富矛盾和官民冲突的名义发动的。但是，时至今日，官民冲突与贫富矛盾却愈演愈烈。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而在于官员与百姓之间。统计数据表明，这些年来，政府与官员收入的增长速度始终大幅领先于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

也许，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矛盾是穷富矛盾。在官场经济下，最大最尖锐的不是穷富矛盾、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官民冲突。但是，由于官民冲突往往穿着贫富矛盾的外衣，于是，许多人认为，解决贫富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官民冲突的方法。这种思路无异于抱薪救火、饮鸩止渴。

解决贫富矛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通过剥夺，把富人变成穷人，就是中国红色革命所做的那样。今天，有许多人主张用变相的剥夺（高税收）来把富人变成穷人。还有一种就是把穷人逐步变成富人或比较富人的人，方法是给穷人提供充分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保障，通过法治来防止富人对穷人的侵害，为穷人变成富人提供充分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但是，在中国，每当谈到解决贫富矛盾的时候，朝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主张第一种方法，即剥夺富人。在现行体制下，剥夺富人的收益者首先不是穷人，而是官员，他们先从税收中自肥。官员拿到富人的钱之后，也势必变得更加骄狂，就像我们看到的邓贵大那样。现在干部腐败有扩大趋势，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高官动辄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养情妇，生活极端腐化堕落，同百姓已经势同水火。用苛税重赋的方法解决社会冲突必将使官员更富有，穷人更穷，权力更不受约束，掩盖了官民冲突的真相，延误了解决官民冲突的时机，转移了人们对官民冲突的关注。如此以往，官民冲突必将愈演愈烈。

不论贫富冲突，还是官民冲突，其背后都是不受约束的专横权力在作祟，不论这种权力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用重税剥夺，不在于权力主导的再分配制度，而是在于限制专横的权力，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如果专横的权力得不到约束与制衡，三十年间生的最大冲突，以后还将发生，甚至正在发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地点，因为不同的导火线，呈现出不同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