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7日赶赴成都参加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听说台湾来的张祖骅先生和秦晖教授翌日要专程去参观位于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我也跟着去了。其实上个月我刚到过安仁，但主要把时间花在参观“刘文彩庄园”，在建川博物馆能够停留的时间太少，只重点看了新辟的汶川大地震纪念馆。 建川博物馆集群占地近500亩，不算《地震•震撼》这个新项目，已建成的有抗战文物、文革“艺术品”、民间百年器物三大系列共20多个陈列馆，细看就是用 一个星期也不充裕。也许是考虑到张祖骅先生不仅是台湾“名嘴”，还是“国军”的将门之后，馆长樊建川先生带我们看的，除了地震馆和他尚未来得及整理展出的 珍藏，主要是抗战系列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馆”和“中国抗俘馆”。
给我印象最深，具有强烈精神冲击力的要数这个“中国抗俘馆”了。樊先生说，“抗俘”这个名词是他特意“生造”的，专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幸落入日寇魔掌的 战士。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士，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1年，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抗俘”的悲悯、尊重和崇敬，他建这个馆就是要为 这些不幸和不屈的人们抗辩，为他们讨回历史的公道和人格尊严。
博物馆有道门的路边插着铭牌，写道“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这种此地“无声胜有声”也是樊建川的办馆宗旨。但是，这个“中国抗俘馆”的文物是 最单薄的，基本上只有照片。都是花钱从日本民间搜购来的，他从大量的照片中挑出了几百幅展出。这些照片绝大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一是当时只有他们的摄影技 术条件好，二是战俘落在他们手中，我方自然无从拍起。我们看过电影故事片《桂河大桥》，那是表现泰缅边界英国战俘遭遇的；菲律宾巴拉沦岛有日寇设的美军战 俘营；缅甸有，据说中国东北辽源也有盟军战俘营……关于“抗俘”的文物本来可以收集得更丰富，但以樊建川个人，虽有心也力未逮。然而，单是这些照片已够令 人心灵震撼了。
古今中外凡打仗就会有战俘；以苏联人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之顽强，交战不到5年被德军俘虏的士兵达500多万名，何况从“九一八”算起，中国抵抗日寇14年之久，“抗俘”绝不低于100万。这些战士的被俘有多种情境。
因为这些照片多数发表在战时的日本杂志上，配有简要的文字说明，我们可以大体明了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当时的敌我对比是，我方的实力远不如日寇：国力不如人（正面战场馆有一巨幅战士头像，脸部用圆型的蓝色国军帽徽拼成，而这些帽徽是土瓷做的而非铜铁），武 器装备不如人，兵力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可以拼一拼的只有血肉之躯。有幅照片背景是华北平原，被俘的战斗人员有人戴钢盔持步枪，有的戴斗笠拿砍刀，年纪明 显参差不齐，这样的“乌合之众”猝然遭遇强敌的“铁壁合围”，有些人被俘太正常了。另有一张注明是，1939年长沙大会战期间，在湖南岳州被日军俘虏的三 个小战士，他们被用绳子串连着押送，他们本来还在跳绳或爬索玩的年龄，却要与训练有素的鬼子兵对垒。我方的正规军又如何？众所周知的上海淞沪之战中死守四 行仓库的国军谢晋元团“八百壮士”（实为423人），弹尽粮绝之后有些人被俘了，被日军分别押往各地做劳工。他们因此就不是抗敌的壮士和功臣了吗？
事实上不少人是英勇搏斗到力竭被擒。有张照片注明是1932年1月28日晚，画面是一群持枪鬼子兵和3个戴礼帽的敌人，逮住了我方一个便衣男子，他的双眼 被蒙，嘴角和胸前衣衫上都有血痕。可以想见他是怎样落入敌手的。有两张鬼子兵羞辱中国战俘的：一张注明是在厦门本瓶山，一群鬼子兵给一个俘虏头上歪戴德式 钢盔，脖子上不伦不类斜挂一枝长枪；另一张则是，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嘻笑着，在围观一个“抗俘”狼吞虎咽，旁注说，十日没吃东西的“支那兵”，得到我方 食物后“状如饿鬼”地在进食！10日没进食，饿昏了而被俘，我们除了怜惜还能说什么？醒来见到食物吃了再说，这是人的本能，有什么丢人的？日本鬼子后来在 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撵进丛林后苟延残喘，岂止“状如饿鬼”，还像蛆虫吃死尸呢。此人吃饱后有了力气，突然咬个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俘者根本来不及拼搏或自尽。查看我在馆里拍下照片，有一张是一个伤残的飞行员，有一张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一张是一群女卫生兵 （护士），他们显然是在来不及撤退的战时诊疗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们的被俘就像妇女被强暴一样，是强盗的罪、 保护者无力的过，而他们何错之有？
在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里，有许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员。他们的坚贞不屈令人肃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两位女子。一个叫成本华，20岁，属于“敌后武工 队”那样的战士，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是在坚守（安徽）和县县城时被捕的，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 照，都是双手交叉护胸而立，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城墙边坐着四个鬼子兵做背景的那一张尤其英气逼人——樊建川用这个女“抗俘”的剪影做了抗俘馆出口处的浮 雕。另一个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镇（应该是杭州市郊吧）与日军“野副”部队作战时被捕的。25岁的她，就是用今天的标准看也是大美人，但她是便 衣队长，有一双大骨节的发射驳壳枪子弹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号的囚衣，冷冷地侧目看着给她拍照的敌方记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无惧色地表现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张被俘东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个双眼瞠视；一张摄于上海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两个便衣，年青英俊的那 一个剑眉倒竖，怒目而视；还有一张是被绑在电线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轻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称奇的是，武汉会战中被俘的一个小战士， 满脸稚气，双手被反绑，却挑战性地昂头逼视着一群荷枪实弹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对面的那一个，好像要用目光射杀敌人，又好像在玩比眼力“斗狠”的儿 童游戏。
当然，“抗俘”们的表情不会千人一面。少尉罗瑛君被俘后，在敌方为他拍照时，挺拔身子，紧系风纪扣，神色镇定，努力维护着中国军人的尊严。被日军围困而落 败的马占山麾下的第一旅参谋长胡云泉，被一大群鬼子官兵围着拍照留念，他双眉紧锁屈辱感写在脸上。而国军第68师王姓的少将参谋长，不愿抬头被拍照，帽檐 低压，有伤痕的右手夹着纸烟，其状之苦恼、屈辱和沮丧，令人看了难过。设身处地想一想，换了我们是他会如何呢？
日本鬼子是尊敬那些战死的中国军人的。以前听说过鬼子兵追击狼牙山五壮士，见他们弹尽跳崖，便向崖下行军礼。这回在“抗俘”馆看到有组照片是：日军修了一 座“中华民国无名战士之墓”，允许中国战俘跪在墓前合掌祭奠，而日军士兵则列队肃立，左手举枪右手行军礼，向那些阵亡的中国士兵致敬。你可以说这是惺惺相 惜，也可以说是同一文化传统，“不成功便成仁”。日本军人的道德信条“玉碎”一词，显然就是中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缩略。这其实是前现代的“忠君报 国”绝对高于个人生命的道德观念，是统御臣民的洗脑的价值标准。我们知道满清入关坐稳江山后，就将协助他们打天下的“统战”对象洪承畴等汉族功臣，在青史 上列入“贰臣传”，而对当年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安的抗清人士如张煌言等则立祠表彰。统治者只有“实用主义”，都是做给人看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今天我们还能信奉这种古老的君国至上的价值观吗？
为写这篇文章在查相关战俘营资料时，我看到两张照片：一张是1945年8月，获胜的麦克阿瑟 上将，一只手臂拥抱着英方的帕西瓦尔中将，另一只拥抱着美方的温赖特中将；而两位中将都是战俘，前者在新加坡城水源被日军切断后，率领13万英军向不足自 己一半人数的日军投降了；后者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科雷希多岛被日军攻陷后率部队投降。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他俩却没有半点轻慢之心，有的只是对他俩在战俘营 饱受折磨的同情，也许还有作为太平洋战区最高长官的自责。另一张是，9月2日盟军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麦克阿瑟坐下签字时，特意让两位中将站在他 的身后。胜利结晶的果实中本来就有这些不幸的战俘的血和泪。
樊建川说，他每次看到中国战俘的照片都非常痛心，“想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去经受凄风苦雨，“经受这种屈辱或者一起被日本人杀掉……”。我觉 得，樊不仅是同情“抗俘”们遭受的灵肉多重苦难，而且为“抗俘”及其亲属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深感不平。樊先生说，在展馆的设计上他寄予了深重的感情：为了表 现“抗俘”们的铮铮铁骨，地面全部用钢板，参观者踏上去有一种特殊的强劲的震颤的感觉；展柜用的也全是钢架，而在粗糙的墙面上，用非常细腻的磁板挂“抗俘 ”头像；让人们在向上走的通道上凭吊他们……
让我抄录几段“抗俘馆”入口樊建川自撰的本馆简介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和平、和谐、幸福的生活。
“所以，记住他们是必要的，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