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很畅销。所谓“世界是平的”是说，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全球化进程，从表明地球是圆的，持续进行到今天，由国家、公司到个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扁平化呢？人类社会的扁平化，就是实现人类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的“同一个梦想”，亦即“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或叫“普世价值”。人与人之间(更不论国与国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是自由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激励人们奋斗的无非就是这个价值目标。

实现社会的扁平化，需要诸多手段和条件。比如，推进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行业自治，发展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放手让公民实行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不论是汶川大地震的倾情救助，还是北京会的成功举办、志愿者的参与都生动地表明，中国民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可以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无疑，新闻开放是实现社会扁平化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

新闻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分内外”的全面开放。不论对外对内，新闻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讲，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做弄潮儿。由30年的国史观之，“改革开放”伊始就两位一体不可分；当年中国选择加入WTO也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意思；在“中国制造”满世界的今天，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不可能只让商品流通，而不让信息流通，或者只让某些自己认为“正面”的信息流通——天下没有这样一厢情愿的好买卖。

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还在迅猛发展中，要想控制新闻信息的传播，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除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有了国际视野，农民工见识也广了，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甚至在涉及征地、拆迁、讨薪等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范围内不分文化程度高低，公众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人们要求反特权反腐败、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会日益强烈。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人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手段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闻开放对于普通民众，自然也有一个改变新闻观念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批评就是抹黑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对于公开政策法令、公开集体账本和官员财产呼声很高。农民也知道找媒体“上访”，重庆“最牛钉子户”甚至找外国媒体来采访，“制造舆论(压力)”。

然而，在当下中国，主动的新闻开放的程度，还取决于掌握公权的人们。妨碍新闻开放在官员中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种人是冥顽不化，死抱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主义皇权传统不放，他根本就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扁平化的现代思维。但是这种过气人物是上不了台面的，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四大民主”、保障公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承诺性政策目标相反，所以师出无名，不可能得人心。

第二种人较多，主要是担心新闻开放会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新闻开放需要有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种担心从根本上讲是过虑。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愿中国乱的。去年的“3•14”事件、四川震灾和北京奥运一再证明，中国民众是爱国的，对于诬蔑中国的不实报道他们会自发地抵制。对外的新闻开放有助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比如对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的不了解)；对内的新闻开放，比如瓮安事件的解决，是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加剧了社会冲突。反之，“管控”媒体和信息传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人丢了里子又丢面子正是如此。

还有一种人，阻挠新闻开放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所系。他们似封建领主，一掌遮天，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刮地皮，哪管当地洪水滔天，或者为了出“政绩”升官，至少是逃避问责。总之，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倒行逆施，不择手段地封锁真相，打击一切妨害其安全的人。掩盖灾难和民变，迫害举报人致死，这样的“新闻”报道已有太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如去年8月初的山西娄烦村民被埋事故，8月28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娄烦:被拖延的真相》被“消音”，直到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才被调查处理)。新闻开放正是这些“独立王国”和“土皇帝”坐大的克星。

可以相信，不论新闻开放还是社会扁平化都是中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