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趁着北京奥运这个“长假”，我再次回到了清僻的S村。临行前，凑巧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上读到1932年农学家董时进发表的《乡居杂记》系列。文章开篇正好道明了我的心曲：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虽然我并非出生在S村，但是对S村总还是有很深的了解。比如，更了解这个村庄生活里的辛酸，更遥远年代里的一些人与事。有些情节，倘使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将其写成小说，想必也不会输于余华先生的《活着》。和许多朋友的故乡一样，在那里，“活着”是一种最真实的信仰。这种世代相袭的“活着”的信仰，为这些穷乡僻壤造就了某种生生不息的气象。
耕牛走进历史
继续从董时进说起吧，用谢泳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董时进也是上世纪50年代敢于公开反对土地改革的人。而此前的30年代，董时进曾经在S村所在的江西省做过一段乡村实业。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他有篇文章论述江西要多养牛羊，发展畜牧业。
不过，如果董时进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S村周围走一走，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现在的乡下连牛都没有了。据我了解，S村如今只剩下一头牛。而且，在周围的许多村庄里耕牛已经基本绝迹。
耕牛的消失，有许多原因。比如，价格太贵，农民买不起。据村子里的人说，现在一头耕牛最贵的能卖到上万元。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出走。随着城市对农民的开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外出打工，有的村庄外出劳力甚至达到了80%。所以，一方面，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人上山砍柴，山上到处都是树木，已经不利于放牛和寻牛了。
无人打理柴火，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村民用上了煤气灶。所以，从行政上说S村虽然是中国当代最偏僻的村庄之一，但是偶尔也会见到有人扛着煤气罐换气的情景。如此“巨变”难免让人忆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S村的村民都记得，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是有些有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劳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来。谁知道如今满山柴火，连原先人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新长出来的树桠之中。
我租车去S村时，便走了这样一段路。这是一辆从上海买来的报废了的出租车，虽然邋遢不堪，在这乡下竟也成了横行无忌的猛士。由于草木茂盛，车子基本上是压着灌木前行。
如上所述，由于农民大量进城，造成传统的“双抢”(抢种、抢收)季节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也是耕牛被抛弃的重要原因。怀念80年代的人，定然不会忘记过去响彻行云的口号——“实现四化”，而其中“一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和2002年左右我在S村调查时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现在的S村及附近的乡村，已经有了小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当然，并不只是耕牛被“铁牛”取代，其他传统的耕作方式也已经渐渐淡出。
作为2004年农机化工作先进县和2005年农业部批准的江西省30个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县之一，几年来，S村及其所在县的许多农户都购置了农机具，有的甚至成了专业的农机户。当然，无论从生产效率还是生活质量来说，农机具的使用都有利于解放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一方面，有机户有钱挣;另一方面，无机户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此告别了耕作、插秧、收割的“三弯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试验。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农民实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目的是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作为直接为“三农”提供生产工具和技术装备的农机工业，也因此同步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据统计，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下，2004年当年全国农机工业总产值就达到了近900亿元。此后连年高速增长，2007年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然达到了1500亿元。
如果仅就农业机械化与农机工业的成长之间的关系来看，补贴农民同时促进整个行业的成长，不失为一个互惠成功的案例。至于农民机械化生产后收入所剩无多，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在机械化方面支付太多。毕竟，以成本计，现在雇人工收割水稻每亩30元左右，而机收成本每亩40元左右，且一次脱粒，总损失率在3.5%以下。这种成本无疑是可以承受的。
显然，对于农民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议价权。此次S村之行，我听到的最多的抱怨莫过于，今年粮价只涨了5%，而他们的前期投资(包括化肥、农药)却翻了一倍。尽管这些农民并不知道这个“剪刀差”政策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更不会像李昌平那样知道他们用自己的劳动“补贴全世界”，但是生活也没有磨灭他们对不公平的直觉，虽然他们只是将这种不公平简单地描述为“不合算”。而且，只能在这种无关痛痒的聊天场合无奈地表达自己的愤怒。
猪肉为什么长上翅膀
2007年，中国物价大涨。猪肉像是长了翅膀，甚至连“国家储备肉”都被逼宫。与此相关的一个笑话是，现在妖精爱猪八戒不爱唐僧，因为猪肉比唐僧肉更金贵。
然而，如果你走进S村，并追溯它并不遥远的历史，一切或许都会明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S村养了许多猪，有人开玩笑说“比乡干部还多”，而现在竟然没有一头猪——也就是说，比耕牛还少——耕牛至少还有一头。过去，孩子们早起上学时在路上常会见到神情焦灼的男人牵着自家的母猪去配种，如今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恐怕是电视里也都难看到了。
在当地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一些旧杂志。比如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的发刊词便是《人民日报》的社论《猪为六畜之首》。社论说，“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做‘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马、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根据这篇社论的观点，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指1960年)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而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
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此后广为普及。多产作家郭沫若甚至为此写过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其中几句是，“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今天看来，郭沫若的这首诗虽然远不如“梨花体”诗那样自然、脱俗，“天下最好吃”，却也因为紧扣时代脉搏，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至少它生动地展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
对于这个“以猪为纲”的时代的故事，S村的年轻人并不知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村庄的历史上，“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头猪的时候他们大多是见过的，是有记忆的。只是如今，由于猪仔和猪饲料都太贵，养猪变得越来越“不合算”。赚不着钱，而且养猪过于磨人，再加上偶尔传来的猪瘟的消息，许多人索性连猪栏也都拆了。从此天下太平，再也不会因为喂猪耽误“麻将联播”的时间了。
村子里没有了家猪，谁料想这些年“家猪的祖先”——野猪却越来越多。它们时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抗议村民的农业成果，吃食并踩坏他们的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如上所述，由于山林茂密，而且猎枪上交多年，山上野猪迅速繁殖，S村因此进入了“一人一头野猪”的时代。听镇上的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打野猪。
在镇上，我曾遇到早些年专门给猪做节育手术的一个著名兽医。据他说自己当年收入颇丰，方圆几十里，许多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他也只能在镇上开黑车赚打工人的钱了。
生活方式的变化
由于许多人外出打工，当地的客运行业日益红火。随之而来的是乡居者出行方式的改变。现在不只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往返要打车，甚至那些偶尔去镇上的人也放弃了骑自行车的习惯。手机早已经普及，他们习惯在家里打电话叫车。当然，刚一开始，他们叫的是摩托车，当地叫“摩的”。只是由于摩托车不安全，经常有人摔伤，这种载客方式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小型面包车。
在S村，曾经有人买了小面包车，穿行于五里三乡与省城之间。由于当地赌博成风，除了平时的出行，有些人还租车出去赌钱。只是因为路况不好，加上没有办好必要的手续，干起活来总难免战战兢兢，所以车子最后还是卖掉了。曾经支起的存车的凉棚，在炎热的夏天里，成了村民们打麻将的好去处。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间打短工，S村的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务工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使他们能够买得起过去买不起的东西。比如，将黑白电视机换成彩电。在S村及附近的村庄里，如今彩电随处可见，而且农民花两三百元的价格装了卫星电视，可以和城里人一样终日守在电视机前，做“板凳上的土豆”。条件好一些的人家，还用上了空调和冰箱。此外，大多数人家都买了廉价的摩托车。从乡村的这种发展可以想象，中国这个“自行车大国”正在改头换面，让位于“摩托车大国”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上的石油涨价甚至开始影响到S村村民的生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闹油荒。
不得不说的是，在S村一些朴素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冲击。你或许想象不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竟有人家用上了饮水机。一些农民宁愿骑着摩托车从几公里外的商店里买回两三元一桶的罐装水，也不愿自己烧水喝。与此同时，许多人荒废了菜园，开始学着和城里人一样买菜吃。
传播学上有个“最后一公里”现象，讲的是关键性的最后一步。显然，通信层面的“最后一公里”在S村已经走完，手机、家用电话及宽带早已经接通，真正难以解决的是道路建设方面的“最后一公里”。新农村建设要求村村通公路，然而，这似乎只是对行政村而言的，对于自然村并无政策，而让民间筹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款项谈何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几公里以外通往镇上的水泥路已经修好，但是它所带来的也并不都是福祉。对于有些开摩托车的人来说，毋宁说是灾难。当然，严格地说责任在他们自己。刚开始，由于在乡间没有见过这么“潇洒”的水泥路，有的人便一时兴起玩飙车，以至于摩托车相撞或者撞上小汽车的事时有发生，其后果之惨烈可想而知。S村也有人开摩托出事，一个刚上职校的小孩，因此整整昏迷了一个月。我曾经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谈到他童年生活里所遭遇的不幸，好在他现在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碰见他时，他手里正拿着一叠从北京一些民办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由于通知书过于集中，而且都是动辄数万元的学费，他断定这些东西“肯定是骗人的”!当然，即使不是骗人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去读这么昂贵的学校。
盗卖古树：故乡沦陷的标本
曾经生长在乡村的读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许会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会欣慰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又会觉得有一种美好的东西正在乡间流逝。
我在前面谈到猪和牛等动物，接下来还可以补充一点动物新闻。记得几年前我到S村小住时，村子里很难见到一两条狗，而这次却发现满村狗跑。由于久居城里，这些狗难免让我想起城里小区富人们看家护院的狼狗。显而易见，这些乡下狗之所以多起来，同样有看家护院、维护治安的作用，因为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外出打工。与狗的繁荣相比，鸡则显得无比落寞。有人说是因为发鸡瘟，也有人说是因为无人照料，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总之在S村你现在已经感受不到什么是鸡鸣山庄了。老子说的“鸡犬相闻”对于这个村庄来说，充其量只是“犬相闻”，因为鸡已经缺席，都老死了不能来了。
有意思的是，在隔壁村庄有户人家特立独行养了20来只鸡。凑巧我在围观“麻将联播”时遇到了鸡主人，并且和她聊了起来。看得出她一脸沮丧，因为就在前一天晚上她的鸡差不多被人偷个精光。“这一定是熟人偷的，”大家一起议论时，都心照不宣地将矛头指向了在当地经常偷些“动植物”(如猪、鸡、棉花、粮食)去卖的某个家贼，“难道有人重出江湖?”
有意思的是，那位被人怀疑重操旧业的农民不久前还在同与他熟络的人“忏悔”——现在日子好过了，早就不做那坏事了。“过去日子穷，不偷行么?”他的补充多少有些理直气壮。怀疑归怀疑，谁也没有证据,更不会因为这几只鸡惊动官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嫌疑犯”的日子过得还真不赖，家里有了彩电和空调。据说这一切都是从镇上赊来的，说是等年底粮食收上来之后清账。然而，熟悉这个农民的人都知道，他名义上虽然在种田，其实他的田地早就抛荒了。
当然，任何“偷鸡贼”对村庄或者农民财富的毁坏，还不足以令人切齿。乡居期间，我听人谈得最多的是村中几棵古树的毁灭。这些树通常都生长了一两百年。大概是在两三年前，一些古树贩子在本地线人的带领下将这些树连根盘走。据在环保组织工作的人士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干部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700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干部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据村民们说，当时树贩子主要相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农民干活时歇息乘凉的树，一是村中祠堂后的树，还有一处在祖坟边上。到最后，尽管遭遇了零星的抵抗，但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蛮横归蛮横，她还不知道当地停电的情况其实也是时有发生的。
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壮士以祖宗之名拼命，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如此看来，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像是可以誓死一搏的核武器，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的确，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古树被许多人视为生命与血脉的象征，古树的毁灭，无疑可视为“故乡沦陷”的一个标本。只是，人们有关祖坟的信念，那些曾经被视为糟粕的思想，竟然挡住了权力与资本之槌的联袂入侵，这一细节多少有些意味深长。
乡村公共生活
对于过去，逢年过节，在S村总有一些热闹的事情可以追忆。比如舞龙灯、舞狮子、跑旱船等等。
只是，伴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变迁，这些“田间文艺”渐渐销声匿迹。
至于这二三十年来S村最日常的公共生活，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两个：一是集体看电视，二是“聚众赌博”。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村子里很快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所以，一到晚上，大家便会聚集在仓库(即后面说的“俱乐部”)里看电视。那大概算是当时最美妙的公共生活了。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这些乡下人不仅知道了“万里长城”，而且知道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台电视让他们了解到革命年代“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的浪漫故事，同样浮光掠影地勾起了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的无限向往。只是，到了80年代末期，在越来越多的人家有了自家电视后，这一公共生活从此宣告破产。原来那台老黑白也折价卖给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
与集体看电视相比，另一种公共生活却经久不衰，延续至今，这就是赌博。许多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年幼时在S村以及附近许多村落所看到的人声鼎沸的赌博场面。最初，人们围在一起主要玩“牌九”、“天九”或者“押宝”。种种玩法中，若说最热闹的当属“牌九”。这种游戏比大小点，通常只需4个人便可以玩。然而，在一张普通的8座餐桌上，加上围观的、押吊角的，一幅牌最后可以聚拢二三十人。许多人站到了凳子上，围成一水壶状，远远就能望见它正冒着热气。疯狂时，有人甚至可以赌上几天几夜。
在此影响下，小孩们从六七岁就开始作为“实习赌徒”学会了当地流行的各种赌法。到过年时，由于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领到一些零花钱，此时父母也很宽容，这段时间无疑是孩子们进行赌博的黄金季节。至于平时，由于没有多少零花钱，孩子们就聚在一起赌纸。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有些小学生的课本便在牌桌上或放牛时被伙伴们啃个精光。
在S村，见面时村民除了问“洽多么(吃了吗)?”之外，另一句用得多的问候语就是“赢了还是输了?”尽管村旁道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顽石锐立，一年到头，人们宁可花掉绝大部分闲散时间在牌桌上，也不愿意多花哪怕半个小时去修现实之道路。如有传教士在百年前所说，S村的村民同样把修路的责任“交给了大自然”。
至于赌博方式的变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当地渐渐开始流行起了麻将。我在前文曾经谈到S村流行“麻将联播”，即是说打麻将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在当地总是会有人三五成群，维持着这样一种“日落也不落”的仪式。而且，事实上看人打麻将对当地人来说也不啻是一种享受，有人更是从一桌看到另一桌，像是看电视调台。有理由相信，若想要让这些底层民众维持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着实也没有比麻将牌更实用的工具。显然，对于这些乡民而言，“麻将联播”在消磨他们的愤懑与斗志，抚慰他们的艰辛与沧桑等方面，比任何宣传的鼓动与幸福的说教都更具体，都更见成效。
记得早在20年前，当地派出所偶尔会接到线人的举报，在凌晨时分将村子围个水泄不通，将聚赌者抓个现行，不仅没收赌具和全部赌注，而且逼迫村民跪在提供“家庭赌场”的人家的地上，久久不让村民恢复直立行走之原状。如今，这种“鬼子进村”式的骇人之事再也没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大环境的变化，90年代后期国家出台政策，规定亲朋间的娱情小赌不算赌博;另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的人或许也看到了我所说的“麻将联播”具有安民功效。是故今日中国，不唯城里，走进乡野同样是“风声，雨声，麻将声，声声入耳”。
S村的信仰
论及宗教信仰在当地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佛教。
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其一，就在离S村不到10公里处有一座名山。山上多有寺庙，其中一座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这座寺庙一直香火旺盛，宋时苏轼与佛印曾在此论佛，并留下“瀑花飞雪侵僧眼，岩穴流光映佛颜”等诗句。几十年前，中国近代著名高僧虚云老和尚和海灯法师都曾在此修行。其二，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S村及其相邻的几个村庄曾经集资修建过一座寺庙，据传里面也因此有过不少“落难的和尚”。
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两座寺庙无一例外都被严重毁坏。前者，据该县县志记载，1966年7月18日，来自省城南昌的近2000名红卫兵与当地红卫兵和职工一起浩浩荡荡上山，拥进寺庙造反。由县政协编撰的文史资料丛刊对此更有详细叙述，当时“庙宇被占用，佛像被捣毁，僧侣被批斗，经书被焚烧，珍贵文物被抄走。100多名僧侣，有的被勒令还俗、归籍，有的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好好一座名寺古刹，几天之内被劫掠一空，历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
至于村庄附近的小小庙宇，据村民称，为响应政府“破四旧”的号召，当时不仅赶走了在此吃斋念佛的和尚，而且连寺庙也彻底拆毁。有意思的是，为了“物归原主”，曾经参与集资的几个村庄事后都派了不少劳力去损毁的寺庙里挑砖。所以，之后没多久S村便有了一个被村民称为“俱乐部”的新建筑。这个虽不大，但和普通村宅相比还算阔绰的房子最初只是用来开会、批斗，同时兼作仓库，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了“电视房”，仍兼作仓库。到80年代后期，集体主义日渐凋零，这个房子也成了村中穷困潦倒者暂时的安身之所。时代之变迁，展望如抽丝，回首却也倏忽，此时唯有旧屋外墙上部分遗留下来的“文革”语录以及丑化“四人帮”的“群丑图”为它见证当年作为“政治庙宇”时有过的威权与热闹。
如今，与村庄相关的那座小庙旧址早已经淹没在杂草之中，无迹可寻，而那间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刹则已修葺一新。只是，如今人们热烈地谈起它时，更多是因为它被纳入庐山风景区，而不是因为佛教，更无关乎各自的信仰。我曾经在村口遇到一个中年男子，当时他正跛着脚、推着单车往家里走。他的胸口分明挂着一个观音像。据说是因为出门打工经常受伤，家境也不是太好，所以乞求观音保佑从此大吉大利。这是我在当地看到的与佛教有关的唯一物证。在这里，佛教其实已经简化为一个护身符。当然，如读者所知，不唯S村，世界上许多人皈依了某个宗教，也是出于这种简单而原始的目的的。
同佛教的衰微相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S村周围陆陆续续有不少村民“信了主”。尽管S村对新生事物向来后知后觉，但在落后几年后还是有人迎头赶上。大概在10年前，有个外出打工者因为得了严重肝病回到村里，不久后他便在一些“姐妹”的开导下信了基督教，自然其中也不乏乞求上帝帮他治好病的原因。在乡下传教，尽管人们也大谈“信了主”以后将来可得“永生”的好处，但是对于那些已习惯于在现世打拼的人来说，如果上帝真的能现世显灵，能为他们治好当下的病，为何不求一试?中国人常说“病急乱投医”，也尊重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但也必须承认“病急乱投上帝”者亦不在少数。不幸的是，一两年后，这个与我在幼年便熟识的村民病情愈发严重，英年早逝，让我无限惆怅和伤感。人们时常会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少年时曾经在村口种下了几棵法国梧桐，如今已经长得高大挺拔。
这个村民离世后，不知是何原因，他的妻子接着“信了主”。应该说，相较于其他村落而言，S村多少显得有些另类，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无神论者。为此，这个孤零零的“信了主”的妇女难免会受到其他村民尤其是妇女们的善意的嘲笑。比如，当她走向正在说笑的一群人时，人群里常会有人对她大喊，“‘阿门’来了啊，快来坐。”引得在座的一阵哄堂大笑。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拒绝同入“阿门”，她们的理由多是自己平时玩性重，没有时间参加这些仪式，或者等别人信得有效果了再信也不迟。
在当地，“信主”的人主要是妇女。乡居期间，我曾有机会遇上几个妇女在附近的村庄做礼拜。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当我看到那些散落在荒僻山庄的质朴妇女聚在一起共同领悟人心向善时，总还是收获了不少感动。而我头脑中至今挥之不去的是这些乡村妇女围坐在高低不一的板凳或椅子上，手捧《圣经》一起唱赞美诗的情景：时有妇女哄怀中啼哭的孩子，为他倒水把尿，时有村中母鸡、小猫、小狗穿梭其中，一派繁杂景象。
应该说，就个人体验而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当年在巴黎圣母院里流连时所收获的那种感动。如果说在巴黎圣母院我同时看到了某种仪式的重压，那么在这些偏僻村庄里我所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拙朴的，由沉闷到清脆的精神生活。
几年前，我在欧洲的农村旅行，让我时有触动的是在那些村庄看到的教堂和图书馆。虽然在欧洲宗教影响力早已式微，但是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总还是会给人某种超越俗世的想象。当然，对于S村及附近乡村的一些“信主”者来说，他们或许并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觉悟，认为基督教并非神学，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崭新理解。但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乡民来说，有意义的是，至少他们开始公开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生活，而社会也日渐宽容。
有意思的是，在当地我没少听到有些“信了主”的人家的男孩子向我抱怨“信主”对当地的传统习俗破坏很大。比如过年不再放鞭炮，春联也被“谢主隆恩”式的感恩对联取而代之，逢年过节因此显得格外冷清萧条。不过，尽管如此，有些细节还是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在当地仍然保持并且不断收复着自己的领地。一是家谱越修越具规模;二是在村庄具有“先贤祠”地位的宗族祠堂也陆续开始兴建。
由此可见，一方面，曾经被斥为封建糟粕的社会文化在近30年来日渐复苏;另一方面，虽然有的人家过年不再放鞭炮，但在关键财政上，看得出在当地还是男人们掌权。当然，与此相关的重要背景是，承古老宗族文化之余续，当地人最信的还是“传宗接代”教，是谓“宗教”。
原载于《南风窗》20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