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这个地方出故事，银行这个行业也出故事，这样两个出故事的地方加在一起，本身就意味新闻，可惜，这种新闻或者故事，往往是负面的。报载，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的行长李群，涉嫌办理非法民间借贷，巨额借款无法偿还，惹出事来，大批群众集聚农行门口，索要借款，而李群自己则投案自首，身后留下了1·65亿的窟窿。

从某种意义上讲，阜阳农行的故事，是个改革以来的老话题，即所谓的民间非法集资，或者说民间信贷出事。由于中国金融业高度的国家垄断，民间企业融资困难，因此，民间的信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金融业改革速度过慢，民间信贷广泛存在，国家既打击不了，又无力将之纳入管理系统，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生存，导致民间借贷很容易失控，流于犯罪的境地。阜阳农行李群的民间借贷业务，从1989年就开始了，在近20年的过程中，相信至少有一段时间，还是能够维持运转的，许多官员，也投身其中，甚至有位局长，借款4000万，姑且不论来源正当与否，至少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李群的事业，还是得到人们信任的。但是，跟许多类似的业务一样，由于长期在体制外非法生存，全然处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运行久了，就难免出事，疯狂地提高借款利率，最终达到一个老鼠会的境界，靠借新债还旧债，最终至于崩盘。

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银行也睁眼闭眼。我们可以说，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明知道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我相信，李群事件，真正的教训，是进一步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到了把民间信贷纳入国家的正常行业管理的时候了。

但是，李群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非法的民间信贷过程之所以成立，在阜阳这个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是靠的李群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甚至腾达支行的公章，作为信誉保证。而李群一家子的官员背景，也无形中为这种非法借贷背了书。换言之，大量民间借款之所以能够发生，是人们基于国家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但在实际上，政府也好，国家银行也好，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更不用说开出信誉证明了。这种所谓的信誉证明，仅仅是因为李群这个人，以及她个人的违规非法行为，才导致了借款人的误解。

当然，我们看到，在中国前现代的钱庄时代，借贷的信誉，也是建立在个人和家族基础上的，跟李群的状况类似，只是未必有像李群那样的官员背景和国家银行背景。如果不出事，也许我们研究民间信贷的人，还可能把李群的个案作为一种成功范例来谈，可是，出事了，一切都变了。当然，我们可以追究李群个人的违规和违法，也可以顺藤摸瓜，抓出一批贪官来，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民间信贷，既然存在持续不断的需求量，却始终不能走上正轨？连续几十年都处于既无法有效取缔，也无法浮出水面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中，经营民间信贷的人，其道德操守和经营的条件，却又远不如当年的钱庄，若想经营不出事，真是太玄了，太不靠谱了。

而且只要这种民间借贷经营出事，多半都有政府官员涉足其中，不是经营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银行也睁眼闭眼。我们可以说，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明知道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

我相信，李群事件，真正的教训，是进一步的金融体系的改革，已经到了把民间信贷纳入国家的正常行业管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