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报道，最近不少海外华人在一家名为“Ads of the World”(世界广告网)的网站上看到一则“侮辱中国领袖的广告”——“DocMorris药房：毛泽东”。显然，该广告借用毛泽东的形象，再加上希特勒与本•拉登，来为一家荷兰药店的安全套跑龙套。言下之意，避孕套力量无穷，可以阻止改变历史的“坏人”出生。

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这类广告受到一些海内外华人的强烈杯葛自在情理之中。我在网上看了一下相关图片与留言，也注意到许多人站出来指责这则广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过，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种“伤害”究竟为何，程度多深，我想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真正体会。本文作者不必在此越俎代庖，发一通“中国不高兴”的感慨。然而，我想批评这则广告的意图却是真实的。当然，我有我自己的理由，比如具体到希特勒这个人物上，我看到这则广告不过是在以希特勒的方式嘲笑希特勒。

告别流血的二十世纪，革命的年代与极端的年代都过去了，数风流人物，如今早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这真是个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若干年前，我在袖珍国家圣马力诺的一家酒店里看到许多“魔头酒”，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当你将那些印着独裁者头像的酒买回家，放在书柜上，真的会对这酒瓶上的头像有什么恨意。就像你从市场上买回一张狼皮，挂在墙壁上。此时，它就是一件装饰品。如果有人偏要说挂这块狼皮是为了反对狼，恐怕有人会笑掉大牙。

同样，我也并不觉得这个避孕套广告有多深刻。也许，这样的广告的确会给憎恶希特勒的人带来某种快感。然而，时至今日，在“政治正确”早已形成之时，这种愤怒难免流于肤浅——毋宁说其所表达的不过是一种 “时尚的愤怒”。当然，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爱与恨的自由。问题在于，你不能以你嘲笑的方式来嘲笑他人。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则避孕套广告里读到了希特勒的部分理想？这个广告的叙事逻辑是：通过避孕套可以阻止恶人诞生。然而真是这样么？通常我们会认为避孕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可以避孕，但它并不能筛选基因（更别说至关重要的后天成长环境），避免一个人出生后成为独裁者或者恐怖分子。一个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非一粒精子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撞破卵子所能完全决定的，它同样决定于这个人的后天成长，当时的社会心理，他的人生际遇以及在他揭竿而起时有多少人跟随与抬轿，对手是谁，等等。如果几粒精子就能决定人类的社会形态，希特勒当年的优生学岂不早就制造好了管理这个世界的新人？

相较而言，德国近年来的一些电影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与人性之恶的反思则要深刻得多。没有谁天生就是独裁者。或许，我们只有透过《帝国的毁灭》里由魔还原为人的希特勒，以及《朗读者》里不识字的纳粹看守，生活于今世的人才能真正走到历史的深处，体味个体在群体迷狂之时的无能为力与渺小，时势造英雄，也造独裁者。及至恶梦醒来，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或者从历史的尘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在我看来，这亦不过是为这段罪恶的历史找了一只“替罪狼”而已。

和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说的“替罪狼”的确是做过了许多坏事的。但是，具体到个人，在强大的“公意”（准确说是群体意志）面前，他亦不过是一个行刑者——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授予的。而在他行刑的时候，台下多半也是充满了幸福与狂欢的掌声。在那个时刻，许多旁观者甚至还接过了行刑者递过来的血和肉。关于这一点，只需看看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拍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就不难知道德国民众当年是何其狂热地追随希特勒，并视之为从云端降临人世的救世主。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既然纳粹政权之产生，同样是本国民众选择之结果，那么，如果真想通过避孕套来避免希特勒的诞生，恐怕还要将当年台下所有的人都通通“避掉”，因为如果这群人不消除，当一个行刑者完结，他们仍会选出另一个行刑者，台上台下在行刑中继续一起狂欢。当然，这样的时候，恐怕没有人会指望避孕套来建功立业。否则，避孕套便成了灭绝人类的工具，优生真的变成绝育了。

怎能将极权主义灾难归咎于纳粹父母的一夜风流？西蒙•波伏娃在其著名的《第二性》中曾经说过，“与其说女人是天生的，不如说她是逐渐形成的。”其实独裁者何尝不是如此？独裁者最初都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来到世间时也并没有与魔鬼缔约。当历史翻过曾经灰暗的一页，相信许多人都已经明白，若要避免独裁者重现，没有比限制权力更好的避孕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