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拉米斯的《激进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让人真切领受的、让人异常醒悟的，是一种“民主化工作的世界”与民主应有的状态之间的巨大“差距感”。

对于激进民主斗士及其代言人而言，“在社会各个机体中实现的民主”或许不是那么邪恶的东西，但是，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属为“好东西”。当民主被称为是“好东西”的时候，它仅仅是相对于民主缺失所可能造成“坏状态”而言的。但是，如果民主已经被制度化了，或者“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人们宣称“民主是好东西”就可能有为现存的不好的民主制度辩护的嫌疑。面对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种种民主政治实践，不轻言“民主是好东西”，相反，冷静而严峻地指陈民主话语的虚伪、民主安排的脆弱性和民主观念本身的内在不足，这是激进民主理论的出发点。

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由于其对现实民主政治强烈不满，它表现为向古希腊时代的古典民主的某种回归，或者反过来说，激进民主，通过对民主一词的古希腊语原义（demoskratia）回溯，折射出它对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尖锐批评。在古希腊语中，民主这个词是由demos(人民：公民中最穷和人数最多的阶层)和kratos(权力)构成，demoskratia的最初的也是最本真的含义就是demos与kratos直接相连，就是 “人民”真正拥有“权力”。当然，人民可能通过掌管政府而拥有权力，但是，“人民掌管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政府统治人民”的代名词。

向古希腊时代的古典民主的某种回归，并不意味着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就等于激进民主。拉米斯想要说的是，在民主描述的所谓“原点”上，民主的“偏离”已经有所显现，如果民主仅仅作为政府权力扩张和国家机器运作的一个手段，那么民主理念本身就会堕落，民主的逻辑就会被“葬送”，“民主的状态”与民主的操作之间的距离就会丧失。

由此观之，“激进民主”，就是向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民主的回归。在拉米斯看来，作为基本政治的民主与人们因希望去建立、保持民主而建造的制度是有区别的，某种制度可能有助于促进民主，但是把用以促进某种状态的方式与试图促进的状况本身混为一谈，就如同把美容院这样的机构看做是美貌本身一样，是一项愚不可及的错误。拉米斯力求主张，“民主最好不要被描述为一个‘体系’或者一揽子制度，而是一种存在状态”。

拉米斯像其他激进民主论者一样，试图为激进民主提供强有力的本体论支撑，他援引孟德斯鸠的说法，强调民主在要求法律和执行法律以外，还有更多的要求--这种更多的要求并不存在于一定的法律和程序有效之处、并不存在于一定的游戏规则被遵循之处，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品质，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不是顺服，不是被动地接受某种固定的程式并加以机械地操作，激进民主不是一种受“体制”规约的从属物，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治的创造活动。不是制度形成民主，相反，是民主在有意识地建立制度。

激进民主命名了这样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民处在权力的君主席上”，但是，这种本该由人民占据的“权力的席位”常常被那些统治人民的人所盗用并且以人民的名义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激进民主的恢复与重新占有只能通过斗争。激进民主赋予人民以政治斗争的权力，但是，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民必然要一致地行动，“根本的民主”应该承认多样性的斗争、冲突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性格。在国家仍然衍生宰制与压迫关系的情势下，人民反抗国家的不正当干预与制度性特权的权利也必须被许可。民主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也不能完全受制于固定的宪政框架，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体制性的政治代议形式，它必须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敞开并积极吸纳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形式。一切使民主教义化、规程化和操作化的企图只能使民主丧失活力并最终葬送民主。民主就像社会空间一样，永远不会完全“缝合”，它只能被构想为通过不断的斗争而表达政治认同的持续努力。

（来源：《中国出版》2008年第12期）（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