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7次报告会于2009年4月25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主要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施建淮、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陈平、卢锋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卢锋首先依据对2009年2季度第16次“朗润预测”结果，概括宏观经济学家对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看法：宏观触底回升，投资增长强劲，外需持续低迷，汇率利率企稳。
梁红：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
市场现在可能主要关心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见底？二是接下来经济表现会是L形、W形、V形、还是U形？三是经济反弹和企稳是好事还是坏事，中长期能否持续？下面先给出结论，然后再讨论依据和原因。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见底，经济谷底大概出现在去年12月中旬。现在经济呈现斜率大于45度角的V形反弹态势。短期内可能开始担心通胀，长期看银行系统中一些值得担心的问题开始显现。
2009年以来，A股市场回暖，债券市场的信用利差缩减非常快，降息预期减弱。从市场给出信息看，经济似乎并非处于百年不遇危机，也没有再次探底和下一波金融风暴迹象。A股自年初以来上涨30.7%，涨幅居全球之首，开户数也在增加。而A股里大盘股增长低于平均上涨水平，正是过去牛市的特征。从长期数据看，A股处于低位，市盈率还很低。市场已经普遍开始上调盈利和经济增长预期。A-H股溢价水平显著攀升另港股相对价值凸显，其估值处于历史相对地位，长期投资价值显现。
人民币去年底到今年初曾出现过贬值预期，现在贬值预期消失，开始出现轻度升值预期。资金开始流向中国，流量少但趋势发生逆转。债券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年初变得陡峭。长期收益率上涨很多，很多投资者开始减少债券仓位。信用利差先抑后扬。去年底市场非常担心企业破产，随着流动性变充裕，经济基本面改善，这种担心快速降低。
股市与债市背后有非常强的基本面支撑，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回暖速度正在加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就是货币信贷，这也是过去中国宏观经济历史运行中唯一被证明具有先行指数含义的变量。货币信贷在经济上行时反映市场中银行愿意贷款、企业愿意借钱。货币信贷现在正是一个急剧上升的V型。这么快的信贷增长在中国近30年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1993-1994年，当年中国既没有巨额出口拉动也没有房地产，靠的是地方基础建设和老百姓消费。
货币内部结构只是对宏观形势做出反应的同期甚至滞后变量。M1在宏观整体需求上没有先导意义，可能股市热了大家会增加M1比例。票据融资在信用扩张时非常重要，在宏观调控时票据融资最先下降，中长期贷款比例会上升。票据融资利差不到50个基点，而中长期贷款利差是3%。银行采取票据融资是因为对宏观形势不清楚。当银行知道企业不会破产后，就会转向利率更高的中长期贷款。对于企业，如果未来没有通缩风险，今天5%的贷款利率就非常低，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会有越多人感到它太低了。
今年1季度投资消费增长远高于GDP增速，如果货币信贷继续快速上涨，2、3季度会快速回暖。过去四个月里，房市、车市、股市的反弹都呈现V形。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见底反弹。最近美国和欧洲也开始显现一些见底迹象。
但是所有V型都不可能永久持续，问题是信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变得平滑或往下。中国历史上信贷周期结束从来都是靠信贷额度、宏观调控、政策指导实现的。调整越早振荡越小，调整越晚振荡越大。今年前3个月贷出4.6万亿，剩下时间即使每个月贷500亿，全年也有9万亿，全年信贷将增长30%，不但今年下半年经济很热，明年上半年经济也很热。
最后，中国经济究竟哪里失衡？过去的一系列出口政策使得中国不但过度依赖外需，而且在内需头上加了一个巨大枷锁，几乎每年实行一次宏观调控和信贷压制。中国实际上有很强内需。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投资过盛，一个原因是投资和消费概念混淆。1998年房改后把购房算作投资导致统计消费率下降。中国2000年以前没有房地产，一旦划过来就会影响对整体形势的判断。
中国过去几年外需挤出内需，错过主动调节的最佳时机后，外需硬着陆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把压在内需身上枷锁拿开。2002-2007年企业投资回报率上升、负债率下降。尽管现在一些可贸易品部门投资可能相对过剩，非贸易品部门包括基建、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远远不足。中国人均资本存量还是美国的零头，积累资本继续投资本身不是问题。经济周期短期调整只能靠投资拉动。但从中长期看，企业增杆率会大规模增加。如果今年贷出9万亿，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有大量储蓄，但股本融资非常少，政策上需要考虑如何让民间资本更有效地进入国内投资。
什么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给它下一个定义。中国经济保八，一年6万亿贷款足够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需要对“适度”进行量化。市场可能会低估中国的消费能力和需求，而高估某些产能。意外可能会出现在大家都没想过的地方。
王志浩：2009中国经济展望
关于中国经济前景，我们认为已经见底，不大可能再下降，但未来几个季度“V”型可能性比较小，较可信观点是经济缓慢上升，2009年经济预测为6.8%，但2010年预计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0%。通货膨胀在今明两年都不是中国的问题，预计2009年为0.5%，而2010年为1.5%。经常项目失衡仍然持续，2009年贸易经常项目顺差将比上年略为扩大。人民币与美元最近相对稳定，但下半年经济回暖将伴随着人民币逐步回归自然水平，央行预计第三第四季度还将继续降息。
关于中国经济现状，从季度GDP实际增长率预测来看，中国经济GDP在去年第四季度已达到底部。运用渣打中国货运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标来观察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自2008年下半年起，货运量增速逐步放缓而后出现快速下滑。2009年2月渣打货运指数同比下降-0.41%（6个月移动平均数据下降2.9%），表明整体工业活动放缓，但我们预测这种趋势在3月份将得到遏制并出现回升。此外从集装箱货运量增长率来看，目前沿海港口集装箱货运量仍是负增长，但内河港口集装箱货运量尽管也出现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外部需求疲软而内需仍然强劲。从全国工业产出与发电量实际增长率来看，2009年3月份出现了好消息，但四月前三个星期却又出现下降，这可能预示着经济回升并不那么强劲。这个现象从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也可以得到反映，最近几个月，渣打中国工业活动指数小幅反弹，显示中国经济活动有企稳迹象，但仍保持低位运行，这也表明中国经济难以呈现V型回升态势。
关于投资现状与前景。目前中国主要靠政府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反弹非常明显，但我们依据机械设备进口实际增长率来看，2009年3月份下降了25%左右，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投资增加往往要增加进口设备，为什么机械设备进口还在下降？令人费解，或许可以解释为民营企业投资尚未回升，或者是机械设备进口与出口行业有关，目前出口还在下降。1998、1999年私人投资急剧下降，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随着经济的逐步回暖私人投资也逐步复苏，但目前我们尚未看到民营企业投资企稳的迹象，而政府大量投资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于消费现状与前景。近期的零售额数据仍然表明消费增长强劲，似乎能在一定程度缓冲出口和投资增速下滑影响。但是，官方零售额数据除私人消费外，还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团体性消费，而且，我们认为还包括了零售业库存，因而这个指标不太客观。从中央银行和统计局发布的消费预期指数来看，最近已经出现回升，我们预计消费信心已经解决。当然，对于消费问题，我们更看中的是收入。我们预计今年工资收入增长率为0，因而这可能会影响到消费。如果政府要出台另一个措施刺激经济，那么我们认为应更多考虑刺激消费，一方面，通过下调社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等手段降低家庭负担，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利润在透明基础上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这也可能拉动消费增长。
关于出口现状与前景。目前为止尚未看到美国与欧洲经济已经见底，它们还在紧缩之中。由于欧洲经济仍在衰退，因而预计今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不太可能恢复。PMI指数也仍然在50之下，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仍然在下降，预计中国出口今年四季度将维持10-12%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仍然比较高，不象美国那样大量依赖国内消费，因而欧美外部经济体的下滑不可避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出口企业受到较大影响。
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前景。中央银行开始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近几周来，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有所放松，更多资金回流至银行间市场，贷款不断上升，尽管有部分短期贷款属于“虚假信贷”，但大部分是真实信贷，流向了基建项目、公共建设。中国目前实行的不是财政刺激政策，而是通过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增长。目前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增幅仍将达到8%，而支出增长25%，但这还不够高，因为按照这样测算，那么今年财政赤字在3%左右，财政政策力度不够大，政府投资资金不是财政资金而是银行信贷资金，长期来看会有较大风险。总之中国经济会缓慢回升，短期内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消费也会带来增长，但不可能象以前那么快速，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放慢，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宋国青：企业负债率支持信贷高增长
今年3月工业生产比去年11月增长折年率19.7%，超过15.6%的正常增长率。1季度GDP环比增长7.4%。1季度出口额下跌量低于4季度下跌量。考虑到出口额已经下跌近1/3，未来几个月月度下跌额将继续减少，出口下跌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逐月减小甚至消失。住房销售从2008年11月1400亿恢复到今年3月2500亿，相当于2007年8月的最高水平。以个人中长期贷款推断的房贷数据，与住房销售高度一致。过去五年住房销售近9万亿，房贷余额现在是3万亿多，说明房贷还款比例非常高。新增房贷平均相当于住房销售40%。每月归还上月末房贷余额2.3%，一年归还27%，相当于平均三年多还完房贷，这意味着银行房贷资产安全性非常高。一是原因是存贷款利差很高，贷款者尽量通过亲友借贷等非银行融资提前还贷；另一个原因是个人收入增速较高。
过去几个月贷款增长非常猛，尤其3月贷款增加近19000亿。贷款增长预示经济需求将很快回升。跟11年前相比，上一次通货紧缩从1997年到2003年彻底走出花了五年时间，这一回差不多5个月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引起贷款猛烈增长和经济回复主要有两个宏观经济变量。一是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二是企业投资报酬率，三是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
首先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1998年负债率是64%，数据本身不高，但当时很多企业没有留下充足的退休基金安排退休职工，这笔钱报表上不反映，但按道理应该算作企业的潜在负债。如果算上这一部分负债，当时企业平均负债率是70-80%，其中相当多企业是负资产。从商业银行角度就不愿意贷款，导致贷款收缩。后来经过一系列调整降低企业负债率，包括通过债务重组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以及通过财政安排退休职工，2001-2003年企业负债率降到57%。
另一个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是4%，税后净资产收益率是3%，而银行贷款利率9%，这样条件下经济必然下行。后来经过资产重组，投资报酬率恢复到9%以上，税后5-6%，勉强跟贷款利率持平，经济得以回升。
以2009年4月的前一年和2002年4月的前一年相比，2008年的情况好于2001年。2008年负债率57.4%，低于2001年的59.1%。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14.6%高于2002年的8.5%。
从对经济预期看，2002年市场普遍认为增长不到8%，现在从“朗润预测”二十家机构预测结果看，大部分人认为经济短期将回升，今年增长“保八”没有问题。其实1季度贷款和M2增长本身就说明预期。尽管去年4季度普遍预测比2002年下跌更厉害，但11-12月贷款数字出来以后就调整了看法。
从银行角度，现在比2002年，企业负债率更低、投资报酬率更高、经济预期更好。2002年企业贷款1季度同比增长率11%，4季度上涨到13%。既然2002年都是前低后高，今年也会有多少额度都可以全部贷出。剩下的问题是贷款的真实性。从2、3月活期存款增长，基本上可以排除用票据融资套利可能。
用债务通货理论解释金融危机：外生冲击导致需求突然下降，企业利润减小，债务相对增加，导致企业收入和资本金下降，银行不愿意给企业贷款，总需求进一步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一旦走通货紧缩就会形成正循环：贷款增加，需求上升，销售增加，资本金增加，再导致贷款增加。简单套用这个逻辑推测，今年4季度贷款总需求、经济增长率都会增长。应该会在这之前进行宏观调控，早调控会温和一点，等到3、4季度再调可能又是急刹车，造成4季度是1季度十分之一的剧烈波动。
短期内治理通货紧缩的最直接办法是发货币，对付生产能力过剩就是投资。真实的逻辑最终要看投资报酬率，投资报酬率与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说法矛盾。三五年后投资报酬率可能显著下降，但目前还不是大问题。
施建淮：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与改革
最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高涨，其背景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其次，从去年八月份以来美欧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再次，最近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大量的发行了货币，以中国为代表的债权国对巨额外汇储备安全性有所担忧。最后，就是国际政治的考量。
国际货币体系是关于汇率规定、国际收支调节和储备资产供应等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良好国际货币体系应具备以下条件：国际收支调节成本和调节时间最小，各国公平合理地承担调节责任；有适度的清偿能力，使各国能调整国际收支逆差，而不会引起国内经济失衡比如经济衰退或者通货膨胀；持有者相信国际储备资产会保持其绝对和相对价值而愿意继续持有它。
历史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国际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制度至少有两点不让人满意：一个是国际储备资产的增长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二是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代价过于巨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点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如果得不到约束的话，其他国家就会被动输入通货膨胀。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是：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共同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但美元仍为最重要储备货币；大多数国家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基本不受限制；全球高度一体化国际金融市场形成，资本交易规模庞大。由此造成问题是：主要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汇率持续的大幅度失衡；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但很难顺利调整，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比较苛刻；巨额私人资本在全球迅速流动，而对资本流动进行协调和监管的有效机制缺乏；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没有纪律约束；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充分。
这些问题触发一些有识之士思考如何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第一，在汇率制度方面，Williomson在1987年提出汇率目标区方案，Mckinnon在1988年提出重建主要工业国货币之间固定汇率方案。由于当时主要工业化国家政策协调有所增强，货币波动幅度能够接受，所以这个问题不再受到重视。在资本流动方面，当时有两个方案来试图约束它：一个是Tobin税，另外一个就是双重汇率安排，即对非生产性资本流动规定歧视性的汇率。这些方案要么没有实施，即使实施效果也很有限。
第二，当前讨论主要集中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这方面的提案包括：斯蒂格利茨等人2006年提议，周小川最近文章建议，联合国专家小组2009年提议。斯蒂格利茨提案是：使储备资产的积累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比如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这样无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也能够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周小川提案的逻辑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需求经常产生矛盾。
然而用超主权货币替代美元缺少现实性。首先，美国会阻止这一努力。其次，超主权货币要替代主权货币必须得到市场认同，市场中要使用这种货币，它才有作为储备的价值。再次，在抵御投机攻击时，该国要将其特别提款权向其他国家换成相应的货币比如美元，这些国家是否愿意换也是问题。最后，这个发行机构是由超主权人士管理的吗？较为现实的提案还是回归到对主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政策约束上，通过储备货币多元化和竞争压力迫使美国遵守其政策纪律。
第三，加强国际收支调节机能的重点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对遭受流动性冲击的发展中国家放宽贷款条件；对贸易顺差国施加调整压力；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贸易顺差国宏观政策的监督；加强对私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督等。
中国的策略应是：不宜着力推进超主权货币，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支持和帮助欧元提升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稳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为此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增加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陈平：经济波动、汇率共振和中国对策
经济危机是反思各派经济学理论的好机会。一派认为市场本身是稳定的，经济波动都是外生的。另一派认为市场经济尤其金融本身是不稳定的，所以经济波动是内生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冲击均衡经济学外生波动理论，挑战五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理论、大萧条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一阶差分滤波器，卢卡斯的反凯恩斯革命，布莱克-苏尔斯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期权定价模型，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能自动驱逐投机者，依据是假如出现了一个能赚钱的投机者，其他人就会模仿这个赢家，导致“大饼”越分越少、利润率趋零。其隐含的假设是：赢家模式可以完全复制，信息成本为零。这否定了市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学习的困难性。
弗里德曼货币外生论与哈耶克货币内生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央行的货币发行能力是独立于经济体系（弗里德曼）还是受制于经济体系（海耶克）？目前利率已经降到零了，由于银行惜贷，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效果。由于美联储大发钞票，只会使美元贬值和通胀预期增加，长期利率反而会提高。认为大萧条可以用货币政策来避免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理论依据。
卢卡斯发动反凯恩斯革命，认为大家有理性预期，失业是工人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理性选择，所以根本不需要干预。然而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之大远非微观基础（工人，企业的行为）所能解释。根据大数原理，宏观涨落度与微观组元数N的平方根成反比，即微观竞争者越多则宏观涨落越小。我们观察到的真实消费和真实GDP波动只有千分之二，隐含的竞争者个数是50-80万人。相比之下，油价的波动达到5%，也就是说隐含的交易者大概只有400人。油价的波动根本不是需求关系造成的，而是金融机构操纵期货市场的结果。
我们的发现和创新是：经济波动的数据在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经济波动的本质是内生的、非线性的；分析经济政策必须有历史观念，技术革命、金融创新一定带来内生不稳定性，要求正确的理论和适宜的政策；汇率波动不是随机游走或白噪声，而是美国经济周期驱动的大国汇率共振，日本、中国只有短期减弱汇率波动的干预能力，但是没有抵抗美国经济周期带动全球经济波动的实力；主要汇率相对美元的贬值/升值压力与美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周期与互联网泡沫、房地产泡沫、美国发动的中东战争密切相关，但与贸易逆差、财政赤字无显著关联；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远大于真实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预期受美国政策的心理影响远大于世界真实经济的变动。
我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存在均衡汇率，只存在可持续汇率；中国目前的汇率可持续，美元难持续，日元、欧元抗风险的能力不如人民币，原因是日本、欧洲的经济下滑和老龄化显现比美国严重；各国维持汇率相对稳定的能力，取决于该国的政策目标和财政能力；德国、日本过去在美国压力下升值货币，但能够购买美国资产获得补偿，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国债面临巨大美元贬值风险，西方国家以安全理由封杀中国购买西方资产的可能。
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国际政策应是和美国合作，条件是互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对等开放资本市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交换美国的真实资产（土地，矿山，技术，企业）；合作稳定主要货币间的汇率；进口中国货满足美国人基本需求。
中国制定内部经济政策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以后难以维持8%的年增长率，可能维持5%以上的年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增长率为主转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为主；经济政策必须以创造长远就业，而非刺激短期消费为目标，为此要大力推行工人和农民的在职教育和技术培训，打破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扶助中小企业创新；推行福利政策会增加创业成本、增加失业；要建立研、产、贸一体化的，竞争性而非垄断性的经济联合体；要形成新的城乡对流（大学、医院、机关、老人下乡，农民进城）；要理顺各部门职能、培养实战型金融家。
卢锋：经济追赶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人民币占优策略探讨
美联储应对危机实行数量宽松政策，激发对国际货币体系批评和改革呼声。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美国通胀与美元贬值对我国具有巨大风险，因而这一问题引发国内高度关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诸多问题，IMF等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弊端长期被诟病，美国通胀和美元贬值风险客观存在，因而探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必要的，政府高官在G20峰会前后竞争话语权策略自有积极意义。
当下经济大时代最重要特征，在于中国等国快速追赶显著改变国际竞争力格局，派生中心国与追赶国利益碰撞并引发国际经济秩序改革诉求。实践证明开放发展道路确实可行，然而国际追赶进程难免会因为利益格局调整、既有秩序局限、关键国家政策调整滞后等原因而发生失衡和困难。对这类矛盾和问题，既要从短期分析快速应对，也有必要从更为长期和广阔视角分析探讨。
我国在人均收入不到美国零头的早期成长阶段就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是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平衡快速加剧的集中体现。当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由美国反危机政策潜在后果所引发，因而也是此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深入和继续。目前危机首先是布什政府放任支出不愿主动调整以及美国金融体系内在缺陷的结果，一定程度被现行货币体系内在局限性所解释，同时与包括我国汇率政策调整滞后在内的相关国家宏观政策失衡存在关联。
从这一视角梳理国际货币秩序演变历史，可以提出三点思考供讨论和批评。第一，因应特定历史环境产生的国际货币秩序，随历史条件改变出现危机并嬗变，后起国经济追赶是基本驱动力。第二，最近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呼声大振，直接原因在于危机凸现现行秩序弊端，G20峰会上各国话语权竞争，深层根源则是中国等国追赶重塑全球竞争版图。第三，几种改革思路具有互补性，然而做大做强人民币应是我国占优策略。因篇幅限制，简略讨论第三点。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四种主要思路。回归金本位思路虽有优点，然而黄金供应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会频繁导致通缩，金本位下国际收支调节以损害实体经济为代价，金本位思路并不可行。二是多边货币制度合作以至建立“地球元”。“地球元”之类世界货币目标注定是美妙而遥远的理想，然而IMF历史和特别提款权创立等诸多事实显示多边货币制度性协调合作早已开始。目前推动这方面合作更具有现实必要性，最近伦敦G20金融峰会有关协议从一个侧面代表这一领域重要进展。
三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以至建立“亚元”。东亚相关合作相对滞后，原因包括IMF、美国立场影响等外部因素，内部受到区内国家互信不足与现实矛盾等因素作用，从纯经济分析角度看也受到区内各国宏观整合度较低制约。随着外部条件演变和区内重要双边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中国与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这一领域未来合作前景有可能显著改观。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思路：伴随中国经济开放追赶，培育人民币逐步成长为主要国际货币，并籍此推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改革。生于忧患的人民币经历计划时期曲折探索和改革开放初步历练，过去十多年已开始国际化“试水”并取得明显成果。大国经济成功追赶必然伴随本币走强并显著改变原有国际货币秩序。我国是追赶最快和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合意方向演变应是我们优先考量的思路。
然而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方针至少要过三道坎。一是倒逼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和资本帐户开放，二是要求更为灵活汇率机制，这两条都极具挑战性。更具有根本性要求，来自如何通过深化国内改革，为经济持续追赶提供制度条件。展望“十二五”时期和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如何在人口和土地、扩大准入和破除垄断、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货膨胀目标制、公共财政体制转型等一系列领域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调整结构，为我国经济持续追赶不断提供动力源泉，是决定人民币未来命运的实质条件，并且将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实现持续追赶具有主动在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其他思路具有兼容互补性，做大作强人民币应是我国占优策略。
（卢锋、唐杰、刘鎏、陈建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