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一个历史事件经过这么长时间，还让人惦记着，本身就说明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今年的“五四”还没到，相关的文章已经出来了，接连看了两篇，居然都是唱反调的，无论如何，都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意见多元化了。

只是，老调子固然乏味，反调也未必唱得圆通。刚看到一篇秋风先生的文章《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感觉莫名糊涂。文章从泰国的政治乱象和印度的大选谈起，好像是说印度的民主要比泰国成熟一点，“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宪政需要传统。”

外国的事我不明白，也不好说，秋风先生无非是以此当引子，重点是说，宪政需要传统，批判“五四”反传统，罪孽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大约是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似乎也连带着毁了中国的宪政，连黄苗子和冯亦代所谓的“告密”，也要算在“五四”的账上。这样重的板子，“五四”的屁股真有点吃不消。

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必须回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情景中去。上个世纪初，从袁世凯称帝到皖系军阀当政这段时间，中国文化的确死气沉沉。新教育办了多年，但是连西方的学科体系都没能建立，北大讲哲学，得从三坟五典开始讲，文学、史学、文学史彼此夹缠不清。不仅男女同校想都别想，连女生剪辫子，都会被学校开除。所谓的新学堂，除去添了些声光化电的课程之外，还是经学的天下。

“五四”前后，热情拥抱传统，提倡尊孔读经，奖励烈女殉夫的人，不是军阀就是政客，有些还是非常恶心的军阀政客。像狗肉将军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枪和多少姨太太，但却热衷跟末代状元诗酒唱和，在治下学校推行尊孔读经，还大印十三经。跟袁世凯称帝联系在一起的，还是尊孔和祭天。严格来讲，传统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兴起之前，已经被当政者捧杀了。这样的传统，反一反，有何不可？

就当时而言，新文化运动不仅在输入思想和学理方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而且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的学校，至少在人文方面，恐怕还是经学的天下。哲学史，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孔子还是大半个圣人，无法像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变成一个思想家供学者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不仅国立和私立大学名校迭出，就是教会大学，经过“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轨道。中国文化在民国时的繁荣，无论学术还是文学艺术，也是“五四”之后出现的。当年的学术大师和文学巨子，甚至画家、名导演和演员，无论文化态度保守还是开放，都跟五四新文化运动脱不开干系。面对这些事实，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毁灭文化，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如果单从“五四”运动之后激进主义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实也没道理。很简单，“吃五四饭的”(蔡元培语)不仅有激进的左翼，还有激进的右翼，比如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传统往往情有独钟，还有自由主义的右翼，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人，好像对中国后来的激进不该负责，而他们的学术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国故，即使反传统，也反得不彻底。而且，“五四”还有更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实业救国道路的人，看看他们的回忆，好像血管里也流淌着“五四”的血。

至于把所谓的告密，也算在“五四”头上，实在太冤。就算黄苗子和冯亦代两位老先生都告过密，但他们在旧中国都生活过很长一段，他们老师更是如此。如果说反传统就会告密，为什么他们在1949年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更何况，我们民族的传统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里，其实就有告密这东西。反传统，如果反到传统的酷吏风范头上，反而不会告密。

其实，即便传统单算儒家一份，“五四”反过之后，传统也并没有被反掉。上流社会，有蒋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义的复兴；底层社会，则大体诗礼依旧，人们婚丧嫁娶，宗族祭祀，还是老一套。这一套真正被摧毁，是经过土改、合作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超大规模的扫荡，乡村精英连同文化精英一并被毁灭，改造之后的事。这些账怎么可能都算在“五四”头上？

正像印度的传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传统，也是一言难尽。反传统的事情，如果仅仅是些文化人的作为，无论怎样反，都反不掉。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