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中共执政的历史，我以为在思想方法方面特别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防止教条主义，二是要防止实用主义。
1．关于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它不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不研究事物的特殊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把相对真理绝对化，把现有的理论信条奉为圭臬，不讲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地用作处事规则。关于教条主义，毛泽东曾经生动地做过这样的比喻：“教条主义是用脚去适应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准确点说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已经普遍认识到现行社会主义模式有弊端，在苏共二十大的带动下，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都开始了改革。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及中共八大都提出了要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就是提出了改革现行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但是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在认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最终放弃了改革路线，开始指责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是在搞“修正主义”，并对这样的“修正主义”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集中批判。不幸的是，在所谓的“批判修正主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理论方面的谬误和思想方面的教条主义暴露无遗。我们可以举出一下例子：
其一，关于“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指责“苏联修正主义”最集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复辟资本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纯属是无稽之谈！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是处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但现实情况与马克思的预想却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实社会主义无论从它发生时所在国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是它在实际发展中的走向，都表明它其实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国家出现，而是出现在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早期的那些国家中。也就是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都还没有经历过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无从说起。既然前提都是子虚乌有的，这之后的推论当然更是一个谬论套着一个谬论。
“复辟资本主义”一说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结论上，并不符合事实，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
其二，关于“三和”。
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争取向共产主义“和平过渡”（“三和”）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这些准则的核心就是和平与非暴力。这些准则遭到了中共的严厉指责。中共指责“三和”，主要是说这样的主张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中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说过，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还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应当采用和平斗争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器。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提出这个思想的特定时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成熟；二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暴力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手段。
在当今世界，解决人类发展、社会进化问题已经越来越不靠暴力，即使是谋取执政地位，暴力也已经不是唯一、并且也不是首选的方式，所以，暴力革命理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这时还死守暴力革命原则，就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
对所谓的“三和”的指责，实际上暴露出中共一代领导人的战争情节，这样的战争情节根本的一点就是认为用战争手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一切问题只能用战争手段才能够彻底解决。今天看来，这种暴力至上和暴力唯一的思想是非常原始的，也是非常野蛮的。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未来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公然宣扬“战争拯救人类论”，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到那时，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时代——共产主义时代就来临了。
正是这种对暴力的迷信，使一代中共党人对“和平”十分反感，在他们眼中，彰显“和平”与主张“投降”，与颂扬“失节”没有什么两样。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表现，说轻一点是理论方面的偏狭，说重一点则体现了一代从农民战争中厮杀出来的武人对人民、对生命的工具化倾向。对战争的推崇，就是对生命的漠视。这种赤裸裸的对战争的张扬，使全世界都感到恐怖与憎恶。
其三，关于恐“核”症。
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人指责苏共害怕原子弹，患了恐“核”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的对现代科技的无知比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更充分，对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已经用不着再费口舌了，因为在今天，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和核战争的可怕。
其四，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
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人还指责苏共搞“全民国家”、“全民党”，说这是典型的“阶级调和”。其实这样的指责也是出于教条主义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国家就仅仅是、并且只能是代表“无产阶级”吗？
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是：
第一，就国家来说。什么是国家？最简单的定义是：国家是管理相对固定地共同生活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一切居民的共同事务的、具有被全体居民授予的最高权力、并且同时具有被全体居民认可的最高权威的公共机构。因此，它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国家也
不例外。如果国家公开宣布自己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都仅仅是代表一部分居民，那它的权威就不可能得到全体居民的承认，它也就不可能被全体居民授予处理共同事务的权力，它也就不具备处理全体居民的共同事务的权威性，它就只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可以依靠暴力在一段时间中维持对全体人民的统治，但这样的统治不可能长久，它迟早会被推翻，因为它只能处理一部分居民的事务，而不能处理全体居民的事务，而这些居民既然居住在一起，就总有共同事务需要处理，因而必须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共同机构。所以，任何“阶级国家”在建立一段时期之后，都必然要向“全民国家”转型，从而从一个“准”国家转变为一个“正式”国家，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转型，它就必须下台。这样的转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方式是原有国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自觉转型；另一种方式是原有国家被推翻而代之以一个转了型的新国家。历史表明，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前一种方式实现转型，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实现转型。其实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国家时已经下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把自己在取得政权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是不是指全体（或绝大多数）人民？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资格管理全体人民？如果是，那么，说这样的国家是全民国家有什么错？
第二，就执政党来说。执政党就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一个政党，在它没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时候，它可以是一部分人的党，但是一当它取得执政地位，开始执掌国家政权，它就不能只是一部分人的党了，这时候，它的代表性就是由国家的代表性决定的了。所以，执政党和国家一样，也要实现转型。从一个代表一部分人的党转变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党。如果执政党还把自己看作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这就不符合一个执掌了国家政权的执政党的身份定位，执政党只能而且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党，非但如此，执政党还必须要使全体人民在意识中建立对其无差别的广泛的代表性的认同，否则其执政的合法性就会打折扣，执政地位就不稳固。
一个党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一个党的纲领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一个党的信仰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并且这个党的成分包括了全体人民中的的各阶层、各行业，这个党就应该是“全民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就是阶级性。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不代表全体人民才实在不应该！其实中共早就有了“全民党”的意识，毛泽东就曾经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还去指责一个执政党是“全民党”，这不是很可笑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可以说比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党人高明多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对苏共这个特例进行分析。在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存在私有制，因而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的无产阶级，这时再把共产党看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就很不准确了。
就是在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的基础上，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反修防修”之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干了三件对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事：
一是在政治方面，千方百计地要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搞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还进行了所谓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们互相监视，告密成风，结果把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搞得异常凝重、冷峻，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与创造精神受到极大压抑；
二是在社会发展方面，搞了向“共产主义”的突击性过渡。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一次“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三是在国际方面，规定了“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为我们的任务。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中心，然后通过“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打倒一切反动派”，实现“全球一片红”。
这一切所作所为，使中国在一个时期被世界视为“异类”，如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教条主义可是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2．关于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以是否实用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实用主义认为有用的就是真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违背自然法则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用主义者眼里没有真理，只有工具。
毛泽东时代，实用主义曾经一度泛滥，使国家、人民深受其害，所以，此项总结应该从彼时说起。
在对待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毛泽东固然有着理解方面的某些片面性和运用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但在对待马列主义理论上，毛泽东所持的最基本的态度是他的实践性，即实践第一的立场。毛泽东从来就不拘泥和屈从于任何理论教条，他对待理论的基本态度是要求理论为实践服务。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许多时候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实用主义集中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
比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发展（社会革命）的前提是生产力即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在发展方面的顺序是：先有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然后再引起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变革。在社会发展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上一世纪50年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三大改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实用主义色彩是很浓的。实事求是地讲，“三大改造”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像当时和后来所宣传的那样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为了更好的集中资源，以适应中共的高速发展战略。其目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比如农业合作化，改造小生产当然也是目的之一，但在当时（1950年代）搞合作化，而且要求又那么急，主要目的还是要从农民手中无偿地获取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以满足当时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什么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是冠冕堂皇的装饰词而已，这个意思，其实从陈云很早的一次讲话中就可以体味出来。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农业合作化之前，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了怎样解决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他说，解决粮食增产，可以有三个办法，一是开荒，二是改进耕作技术，三是合作化。他认为，三个办法中，最容易、见效最快的是合作化。垦荒见效慢，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改进耕作技术也已经没有多大空间，而合作化几个月就能见效。
陈云的意思很明白，合作化的实质是土地国有化。实行了合作化，就消灭了土地私有，农民实际上就成了国家的雇工。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所有的产品都是属于农民的，而在土地国有的情况下，所有的产品都是属于国家的。这样，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把剩余产品全部无偿地拿过来。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支持了整个五十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战略，以及六十年代的战备战略，但这种实用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机会主义的方法却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其中最大的后患是两点：一是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我国农业长时期的发展缓慢。二是造成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又导致了国内的政治环境出现了长时期的全面紧张。（毛泽东与梁漱溟，以及毛与彭德怀的交恶都体现了这种紧张，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也体现了这种紧张。）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当初的“三大改造”，就有“超前”之嫌疑。人们也许会说，通过“三大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不是消灭了吗？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不是建立起来了吗？不是！因为“三大改造”是靠人为的强制完成的，所以，“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深了，尖锐了。其表现就是，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来自民间的不满与敌意，内心深处充满着不安全感，因而没有片刻的安宁，所以一直没有放松对整个社会的政治高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甚至认为这样的敌意与反抗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和减缓，反而在增加与扩散：从党外扩散到党内，从低层扩散到高层乃至中央！所以，危机感越来越重！防范意识越来越浓！然后就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手段也越来越残酷！最后是向“走资派”全面“开战”，整倒甚至整死了一大批人。所以，有理由说，“三大改造”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表现为政治高压的不可或缺和社会生活的混乱。劳动者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怀念与对新的生产关系的厌恶一有机会就会表露出来。这一点，“包产到户”在压力稍有松动的情况下立即就“死灰复燃”就是明证！因此，旧的生产关系真正消灭了吗？不，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真正建立起了吗？不，没有！这种旧的生产关系的没有真正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没有真正建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得到了来自社会的持续不断地证明，那就是暴力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维持手段的必要性！
又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大国梦、强国梦，以及“最先进国家”、“人间天堂”的梦想，一味地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从而轻易地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抛开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前提和基础，搞了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不仅如此，还把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阻碍，宣扬“越穷”反而“越革命”（“穷则革命”），“一张白纸”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还有一个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性，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富裕了（“富则修”！）这些“理论”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生产力越不发展，社会进步反而可以越快！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的国家，反而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这就是“辩证法”！）这些观点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基本原理，这种为了达到近期目的和满足眼前利益而任意修改理论和行为规则的做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不仅是实用主义，而且还陷入了诡辩。
其他如对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国内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认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论述、“斗私批修”的方针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等等，在这一系列基本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做法当然不能说是“理论联系实际”，更不能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联系实际”，实际上陷入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甚至是诡辩！！
200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