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中国人阖家团聚，按规矩要守岁，就是年三十这天夜里，不能睡觉，阖家一起守到天明。最早的说法，说是“年”是种妖怪，在岁末时分出来祸害人，但是只要人一直醒着，时辰一过，就平安无事。后来转成守岁是守财运，一份精神一份财，为了来年发财，全家人都得硬撑着。

守岁得要有事做，无非吃喝玩乐，但不能出门，出了门也没地方去，因为所有人都在家里守岁，连艺人、生意人也不例外。大人孩子，也就是吃点好吃的，放放鞭炮，再就是打牌。寒门小户，吃喝的东西有限，一顿饺子而已，鞭炮也有限，打牌如果凑不成一桌，能做的事，也就是围坐在一起聊天，侃山。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情景，多数人家还是搓搓麻将，只是由从前一家人在一起搓，变成了亲友聚会开搓。

文革期间，上面要求过革命的春节，别说麻将不能打，连扑克都没有，唯一可以被允许的娱乐活动，就是下象棋，但那玩意入局的人太少，守岁时不合适，所以，大家只好在一起聊天。有能讲故事的人在，是种福份（这样的人，在当时特别受欢迎，就算是四类分子，也会悄悄被优待），如果没有，岁是多半守不下去的。

也许正是这种民间的守岁习俗，才使得电视机普及之后，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种把人们钉在电视机前的新民俗。不能逛街，不能串门，待在家里，如果不打麻将，干什么呢？当然只好看电视，电视里有台热闹的晚会，自然成为首选。因此，前几年就有人说，春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新民俗，不仅境内的中国人看，连海外华人也看。其实，所谓的新民俗，依旧有旧的因素，没有守岁，也就没有春晚的辉煌。

不过，说到底，民俗应该姓民，可是，春晚走到今天，怎么看怎么都像姓官，不姓民。晚会由官方主办，虽说未必一点不考虑民意，但民意总是拧不过官意，民众喜欢的艺人，未必出现，民众喜欢的节目，也未必能上。有政治意图，有大局考量，更有具体操办者的偏好和喜爱。由于一直以来春晚收视率很高，艺人上春晚，就意味着大红大紫，哪个地方性的节目推出的多，就意味着哪个地方有面子，也有收益。所以，春晚又成了各个商家和地方乃至于当红艺人争夺的角逐场。因此，有关春晚的腐败，也时有所闻。

走到今天的春晚，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民众守岁时的鸡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电视机，走向了麻将桌，有人发誓要抵制春晚，还有人制作山寨版的春晚，有意唱对台戏。反过来，春晚也不再是艺人的最向往的地方，一个又一个的艺坛大腕，宣称自己不上春晚。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即便有官方的力挺，权力赋予的独占权，如果民众不买账的人日益增加，春晚还是终归会从起高楼，宴宾客，走到曲终人散，没有观众的戏，终究是演不下去的。

春晚要想复兴，还得姓民。首先要考虑民众的意愿，不能民之所好，必为我之所弃，将一个民俗性的娱乐晚会，变成宣传教育的阵地，大过年的，非逼着老百姓听课受教育，不是添乐，而是添堵，不是造祥和，而是增纠纷。重视民意，首先要打破垄断。电视节目，目前的格局，非官方电视台办不了，但中央一家垄断，终归不是好办法，最好是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大家一起来，让民众有个选择，有竞争，才有进步，才能越办越好。其次，节目可以考虑民营公司来承办。现在中央台的很多节目都是民营公司制作的，制播分离已经成为趋势，为什么春晚不能由民营公司来办？说到底，春晚就是一台娱乐晚会，别给它赋予太多的责任和意义，能让老百姓乐乐呵呵地过个年，比什么都强。如果这里面有政治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如果实在不放心，官方事先规定几条线，事后审片就是。

有关春节的民俗活动，总的说来，这些年，官方参与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不仅春晚，而且各地的庙会，灯节，官方的色彩都日见其浓。这种事情，原本都是民间的活动，如果官方要参与的话，顶多是官督民办，官方大包大揽的结果，是活动越来越没劲，色彩越来越单一，连庙会上的小吃，都成了大锅饭。真想不通，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就这么笨，连民俗活动都办不了，非得官家操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