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打了六年工的湖南青年罗练，留下一张带有老庄气息但极度绝望的纸条，不知所踪。前两天听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讲，此人据说已经死了。
一个喜欢读庄子，而且读得很熟，文笔也很不错的打工仔，却只能打粗工，“无以养亲，无以树业”，在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感到生和死，没有分别，绝望而出走，甚至选择死亡，这样的故事，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是，也有类似经历和心气的年轻人，从困境里走了出来，甚至走向了成功。近些年来，社会阶层的确出现了固定化的趋向，但由于有市场的存在，卑贱者上升的可能，还是要比三十年前大得多。此前，就罗练事件，我呼吁过改善社会上升渠道的问题，但是，罗练提出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练也许只是一个个案，喜欢庄子的他，不仅周围的人跟他格格不入，就连他的家人，他的姐姐，也不懂他。加上他性格又相当的内向，因此，在产生绝望情绪，又不得排遣的时候，选择出走，似乎很大程度上，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出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心理问题的人，并不只是罗练一个，他们在恋爱、婚姻、性、交往、娱乐等等方面的需求，好像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一提到农民工的问题，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就是劳动待遇，解决欠薪，回家过年，至多想到为他们组织工会，似乎农民工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除了物质需求之外，什么都不会想的。
罗练在湖南的农村里有家，据说还有一幢不小的房子，但是，那只是一幢空巢，一度除了留守的母亲，所有家庭成员都外出打工了（后来，母亲也在孤独中死去）。现代化浪潮中的城市化，已经摧毁了农村固有的社会结构，连家庭都变得残缺不全。每个外出打工的人，既得不到户口所在地社会网络所能给予的社会救助以及带来感情寄托，在打工所在地，也一样得不到帮助。工棚里，是不存在生活意义上的社区的，所有的人，都是临时的寄居者，是过客，彼此之间，既无伦理关系，也无所谓的业缘纽带，甚至连乡土联系都残缺不全，当然，也就不用讲究道义。可以说，所有的打工仔，都是没有社区生活的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得不到起码的慰藉，甚至没有起码的精神寄托。因此，农民工群体中出现的关系混乱，犯罪率高，以及性生活紊乱，自杀率高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人，是需要小圈子的社会生活的，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感，但是，农民工在自己熟悉的农村找不到，在自己陌生的城市也找不到。如果非要找的话，那么类血缘和地缘的第三社会组织（通常我们所说的黑社会）就可能取而代之，成为畸形的代用品。
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虽然表面的原因也许都跟直接的物质因素有关，但是，往往问题的频繁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社会群体，已经处在问题丛生的境地。所以，问题的解决，绝非让人吃饱了饭，就可以安枕无忧的。农民工的无社区畸态生活，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中国特有的，属于城市化的一种不得已的果实，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却使得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