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正确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至今已经整整三十个年头。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找出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明确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仅仅靠“唱赞歌”，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新老“左派”们对现行改革开放路线的攻击，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许多民众中弥漫的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更不可能认清和确立进一步改革的正确方向。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正确方法，应该在总结出有指导性经验的同时，分析过去改革开放的路线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找到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和存在当前这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进而认清今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
2、计划经济和集权体制是相互配套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其他以前“苏联模式”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集权体制。这二者之间，是相互配套的。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就无法在经济上贯彻计划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此后国家和社会进入正常发展状态后，开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扼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用革命的方式搞经济，用运动的方式搞政治，权力没有制约，个人崇拜盛行。十年“文革”，便是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发展到极致的产物。
3、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特别是“文革”中动乱的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和当年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一样，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开始了新的长征。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出路。
4、跛脚的改革。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出现了跛脚的局面。经过30年艰难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终于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而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踌躇不前，甚至进一步，退两步。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究其根源，均在于此。
5、改革不配套造成的严重困扰。社会从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体。中国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虽然艰难前行，毕竟大踏步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但在政治领域，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却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改革。政治改革止步不前，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6、当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色。在改革中，中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一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一些和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有特殊关系的人，编制出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内部资讯、各类批文、贷款额度、外汇差价、土地差价、股票差价等，大肆捞取利益。至于收取回扣更是普遍化、公开化。特别是在国企改革和实行股份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这些人利用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个机会，利用公有制这个条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这些渠道，一举暴富成为亿万富翁。这是当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基本特色。
7、这个阶层与清末买办阶层、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官僚阶层相类似。这些以权力积累资本形成的暴富阶层，在经历了资本的“原罪”之后，能否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参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人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们既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业的那种冒险精神，也没有靠公平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的那种敬业精神。而往往是挥霍奢糜，或是为逃避法律的追究把资产逐渐转移到国外，做好外逃准备。这与清朝末年改革形成的买办资本和买办阶层，与国民党统治后期形成的官僚资本阶层大体相似。
8、他们是为“求稳”而不愿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基础。这些人不是在平等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不可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既不要退回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愿意再深入进行改革去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而是希望社会永远处于转轨过程之中才好。这种心态，客观上成了一些当政者“稳定压倒一切”、不愿推动进一步改革的社会基础，也正是一些掌握权力的机关和部门仍然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经济上一遇到问题就抬出行政手段，政企难以分开的根本原因所在。
9、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僚阶层的特点。在中国的改革发展中，还形成了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这就是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僚阶层。处在这个阶层中的官员们，有在一党长期执政情况下形成的特殊地位，有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条件下掌握的权力，有以国家财政保障的工资、津贴、住房，医疗，以及权力场下形成的灰色收入等经济与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特殊利益，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权力场，一个利益共同体。体制和利益，使他们只唯上，只唯权，不希望改变现行体制，不希望受到任何制约与监督。这个阶层，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力量。
10、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中国官僚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得不到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通过权力寻租，与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形成的暴富阶层紧密联系，相互利用，以钱换权，以权换钱。在许多情况下，行为者本身就是官、商兼而有之。由于缺乏真实的民选机制，更缺乏有效的对于执掌公权力官员的监督和制约，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导致了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官员迅速腐败。权力，已经成为这些腐败官员手中敛财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索贿受贿、贪占公共利益、鬻官卖爵、以钱谋官、以权谋产、欺压群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恶行的官员几乎随处可见。
11、中国当前的腐败现象的特殊性。腐败，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通病。但是，中国发生的这种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利益阶层和特殊社会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发生的。因为那里虽然也存在集权，也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但它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公有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容易发生侵吞现象。中国的这种现象也不同于前苏联。前苏联解体和经济变革过程中，实行了“休克”疗法，这种激进式的改革虽然代价很大，也有侵吞国有资产现象发生，但时间却短。阵痛过后，恢复起来，却比中国容易得多。概括起来说，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发生，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进行相应配套的情况下暴发出来的。
12、当前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过去，一说起腐败，就总是使用一个代名词，叫“不正之风”，一说起它的根源，就总是把它归结为人的素质问题，觉悟问题，教育不到位的问题。其实，这都是一种表象。当前中国的这种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从根本上说，它是权力缺乏制约、缺乏监督的问题，是集权体制的必然恶果。不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腐败现象就难以制止。遗憾的是，现在的许多当权者，明明已经看到这一点，却仍然在掩耳盗铃，仍然不愿意（或是怕冒风险，不敢）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在面对社会上如此严重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想重复过去的老路，试图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缓解腐败现象，缓和腐败现象带来的严重社会不满。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几代领导人虽然都高调宣示要反腐败，但至今没有提出有效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的途径，至今也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13、各种矛盾导致社会危机开始显现。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些方面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及严重的权力腐败、社会腐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各种利益矛盾加剧，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方面显露出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同步，对公权力的各种监督严重缺位，致使执掌权权力的利益集团内部腐败丛生，许多地方的群众利益被政府或是一些官员侵犯，矛盾得不到缓解而长期积累，以至官民对立、警民对立，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对于甕安、陇南这类事件的起因，官方总是有个说法，叫做“少数不法分子的挑唆”、“群众不明真相”。但是，“少数不法分子”的造谣、煽动，为什么能够动员起那么大的一批民众“不法”，甘冒犯罪的风险参加到事件中来？这不简简单单是个“上当受骗”就能解释得了的。如果没有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如果没有民众的利益受到公权力或是公职人员的侵犯，如果民众中没有对政府的怨气、不满和对立情绪，那么，即使有人“挑唆”，人们也不会甘冒违法犯罪之险；即便有人刻意造谣煽动，谣言也不会有市场。
14、政府公信力发生危机的根子，是体制问题。近期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其必然性，就在于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公信力发生了危机。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发生类似事端的可能性。要避免这种潜在的社会性危机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动荡，仅仅是不痛不痒地“整顿”一下，简单地“问责”几个领导，撤换几个官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公信力发生危机的根子，是体制问题，只有进行包括新闻改革、吏治改革、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在内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15、社会矛盾加剧、腐败现象严重化，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了新老“左”派们企图开改革倒车的借口。以权力寻租，积累资本而形成特权阶层的产生和腐败的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官民对立民怨日增、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冲突加剧、政府公信力的减弱和丧失等当今社会的一系列负面现象，本来是改革不够充分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双轨并行的产物，也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配套，前者严重滞后的产物，却被一些“左”派理论家们说成是改革导致的，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是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的结果。这种说法完全是颠倒是非，本未倒置。他们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企图开改革的倒车，把历史的车轮拉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去，拉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去。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6、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呼唤民主政治。一方面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而一方面在政治上又要实行高度集权统治，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必然产生腐败。而一旦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就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要求参加市场活动的个体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它天然地蔑视一切权威，不管他是个人权威，还是一个国家机器、利益集团的权威；它不承认固定模式，不管它是什么主义、搞什么“坚持”。在它发展过程中，它将会冲破一切阻碍它发展的障碍。什么姓“社”姓“资”，什么姓“公”姓“私”，什么“保持一致”，都将不在话下。市场经济是天生的自由民主派，它的发展，必将开出科学、自由、民主之花，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现代文明之果。
17、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权力的分立与监督。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总根子，就在“集权”这两个字上。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经说过，权力过份集中，是我们政治体制全部问题的“总病根”。遗憾的是，他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确立分权与制约原则。民主宪政体制，相对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几种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党派间的制约与监督，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制约与监督，自由的新闻和舆论监督，真正的自由的民主选举与民众监督，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等，都是民主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抑制腐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理顺民心，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民主宪政”这个主题。
18、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当年，孙中山在搞民主革命时，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但他自己并没有完成这几项任务。如果说，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解决了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邓小平抓住了历史机遇，实行了改革开放，初步解决了中国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当代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也有一个重大历史机遇，这就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主动改革集权体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完成毛泽东、邓小平都没有可能完成的实现“民权”任务。这将是一项大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伟绩。
19、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止步不前？其根源，在于执政党不能真正解放思想，不能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更进一步说，是不能摆脱一党一己之私，没有真正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台湾的独裁者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宪政的奠基人，在其进行政治改革之初，他就已经意识到，党内一定会有人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担心会丢掉政权，担心会就此亡党。当党内大佬跑来对他施压时，他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作为国民党的领袖，曾经的独裁者的蒋经国，都能有这样的胸怀和勇气，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三个代表”为己任的执政党，怎么能做不到这一点？蒋经国20年前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在今天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说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些话，希望与执政党共勉。
20、改革高度集权的体制，是摆在中国当政者面前的基本任务。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摆在中国现在或下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基本任务。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主动推进这项改革，还是站在改革的后面，被历史潮流推着走，甚至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最后被历史所抛弃，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历史性抉择。在这里，我想借用赵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里说的“好”，是指对国家民族有利，也对于执政党自身有利，更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希望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加美好。
说明：去年9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书札记：跛脚的改革》。本文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新发表于此。
2008-12-19 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