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各级干部的物质待遇（诸如工资、医疗、住房、用车、冬季取暖等）差别本来就够大的了。但是，这些差别仍然满足不了山西省阳城县“县太爷”们的胃口。他们在政策规定之外又自行制定了一些“土政策”，额外地获得了许多特殊的待遇和享受，业已成了本县的一个特权阶层。比如，在干部医药费报销方面，该县有一个行之已久的内部规定：凡副县级、正县级的在职或退休者，一律全额实报实销医疗费用。县里干部群众还以为这是国家规定，是人家应该享受的待遇，只好默不作声、漠然以对。最近，一些基层干部向阳城县所属的晋城市有关部门打问，才知道按照国家规定，副县级、正县级领导干部也应该参加医疗保险体系，不能全额实报实销医药费。

为什么阳城县如此特殊呢？就是因为该县主要领导财权在握，无视国家政策规定，擅自制定了违反国家规定的“土政策”，为本县的“县太爷”们谋私利、搞特权。阳城县许多干部群众愤愤不平地说：“咱们有病看不起，人家‘县太爷’们却一人咳嗽，全家吃药！”。其实，阳城县的“县太爷”们不“咳嗽”也照样报销全家的医药费，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滋补性、营养性的药费。更有甚者，不仅自己老婆孩子、父亲母亲的医药费由公家报销，而且小舅子、小姨子等亲戚朋友也可以跟着沾光，将自己的医药费记到“县太爷”名下由县财政报销。有一些年仅三四十的副县级领导干部，身体很棒，每天泡酒巴、洗桑拿、进歌厅，从未住过什么医院，但每年都要报销几万元的医药费。这些人的心理是：“能报销不报销，那就吃亏了。不报白不报，有谁说你好？报了就报了，还是‘县太爷’好！”现在，该县在职和退休的副县级、正县级干部共约100人，年人均报销医药费数万元，全县每年仅“县太爷”们的医药费就要报销数百万元。这么多的钱，可以解决多少贫困户的生活问题，可以修建多少个“希望小学”啊！然而，这么巨大的款项却让阳城县的特权阶层白白地给挥霍掉了。该县广大干部群众对“县太爷”们的这种特权非常愤恨，强烈呼吁上级纪检部门和有正义感的媒体关注这个情况，尽快将其曝光并按党纪国法严肃查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阳城“县太爷”年耗医药费数百万其实也并不奇怪。从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光辉，从一缕臭气可以找到庞大的粪坑。阳城“县太爷”年耗医药费数百万的现象，实际上只不过是时下口口声声高喊“为人们服务”、“权为民所用”等漂亮口号的中国官员利用特权骄奢淫逸、挥霍浪费、中饱私囊的又一个实例而已。这反映了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不是什么凤毛麟角、奇闻怪事。去年，媒体上曾经热议过的全国官员每年公费吃喝3000亿元、公车耗费3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今年汶川大地震时，“举全国之力”进行声势浩大的社会捐赠，总共才捐赠了400多亿元，仅仅是“三公”消费9000亿元的二十多分之一，足见时下中国官员耗费民脂民膏的规模巨大到了什么程度）。阳城“县太爷”年耗医药费数百万事例的价值只不过是，它明确地向世人宣示，由各级官员构成的当代中国特权阶层所耗费的民脂民膏远远不只是让人震撼的9000亿元，而是要更为巨大到几乎难以统计，是古今中外独有的“超吉尼斯”记录。因为，在“三公”消费的9000亿元里面，就没有包括官员们的公费医疗消耗，没有包括官员们的公费住宿、公费娱乐（如一些官员在境外一掷千金的豪赌）以及公费“包二奶”、“包N奶”等多方面的消耗。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规模浩大、品种齐全、设施完善的“官员服务体系”或称“公费服务体系”，此体系涵盖了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想象、所难以想象的全部消费形式。凡戴“乌纱帽”者就可进入这个服务体系，就连嫖娼费都可以由国家财政来报销（当然，“乌纱帽”有大小之分，权力有弱强之别，官员们进入这个服务体系的程度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官员们从国家财政享受到的各种好处，由国家财政报销的各种费用，相对于一般群众特别是普通工人、农民而言，无疑是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七亿农民从生到死，由国家财政给报销过一分钱吗？很多年来，农村学校相当一部分教师的工资都得由农民自己来负担。许多贫困农民生病之后只能听天由命、以命抗病，根本不可能由国家财政给报销什么医药费。像阳城“县太爷”全额实报实销医药费这样的待遇，农民们是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财政已经积累了举世罕见的巨额财富。但是，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力发问：这些财富究竟耗费到了什么地方？有关领导及职能部门什么时候能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要求的那样，“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给老百姓们一个真实的公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