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炒作”这一说法在学理上如何解释？是否合理？
2004－2005年，有传媒曾经把湖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一门拟议中的“企业策划与新闻运作”课，炒作为“新闻炒作学”，闹得全国各地的传媒没头没脑地跟着报道。这门课的主讲教师魏剑美对“新闻炒作”的定义是：“在新闻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新闻提供者或新闻传播者有意识地介入其中﹐引导﹑强化部分新闻要素﹐以达到吸引受众注意﹑获取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的一种新闻运作手段。它的基本特点是预谋性﹑轰动性和商业化。”魏老师写过《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炒作致胜——个性经济时代的商业策略》两本书。他认为炒作要分善恶，他说：“我并不鼓励一窝蜂什么都要炒一炒。炒作只是一种手段，古人说：‘器为人所用’，我们要学会区分良性炒作与恶意炒作，成功炒作与劣质炒作。时下，炒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对炒作的研究才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他关于炒作的描述说得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上，一旦有意识地强化某一点，在“这一点”不清楚的时候，必须会越过这一定义，演变为捕风捉影、妄加猜测、指鹿为马等等），但是缺少批判意识。商业上是否可以炒作另当别论，新闻可以实行商业化经营，这是指它的经营部分和广告部分。编辑部门对于传播新闻的运作，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它服务于满足人们了解外部社会的信息需求。有的传媒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例如BBC，因为它是公营的体制，不刊登广告，不直接受制于政府）；有的传媒提供的新闻是商品（除了商业性报纸外，通讯社提供的新闻稿是以出售为目的的），但新闻商品有一种共同的质量问题，即必须是客观的、公正的、真实的、全面的信息。传媒或具体的记者、编辑的基本职责，就是客观地报告事实。有意识地、预谋地介入事实的发生和发展，是违背新闻职业规范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必然造成“假事件”。人们想要了解的是传媒以外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而不是传媒参与制造的世界。新闻炒作有意强化事实的某一部分，遮蔽其他部分，这是造假行为，等于告诉人家的新闻被掺假了，这和我们购买了假冒伪劣东西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们从小就受教育：不能说谎。为什么到了社会上，连这样简单的是非判断都不能做出来呢？利益的驱动遮蔽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德原则。既然炒作本身就是有意说什么和不说什么，“良性的”炒作的界定就很难自圆其说。
在客观报道事实的基础上，新闻标题上强调某一点，这属于新闻编排技术；如果有意遮蔽某一部分（排除保护隐私权的事例），突出另一部分，就有问题了。炒作作为一种手段，完全不能运用于职业的新闻传播。所谓成功的新闻炒作，其本质是将传播新闻服务于具体的商业目的，这是愚弄受众。它是一种应该受到批评的“客观存在”。
2．新闻炒作之风很风行，是否有违新闻的基本原则？
新闻炒作违背新闻客观性原则，进而新闻真实受到挑战，它是一种明显的违反新闻职业规范的做法。例如2006年情人节那天，北京有一个物业保安在地下车库的某一房间杀害了一个少女。对于这个事实，一家报纸的标题是《“男子劫杀17岁女孩”》，另一家报纸的标题是《“‘情人节杀手’抢劫小姐灭口”》。根据报道的具体内容，这个杀人嫌犯与被杀者没有情感联系。那么，前者的标题基本规范，后者使用“情人节杀手”定性于杀人嫌犯，便是典型的炒作。
再如，2003年关于某位在读的博士生的人物报道，标题是：《“十面博士”怀揣两支录音笔》（主题）《身兼十份工作，五部联系电话，四台笔记本电脑全能无线上网》（副题）。为了有意突出这个人的“全能”，把博士候选人（即在读博士生）说成博士，这就属于炒作了。另外，把这么多的联络设备摆出来，说明这个人能干，也存在逻辑不通的问题，闹得不好，读者还以为这个人是修理电子设备的工人。一个年轻的学生，把他吹成如此的“全能”，其中必然存在水分，对他未来的发展未必是好事。2006年底,媒体关于北师大一个小女生的报道，也存在同类的问题，属于新闻炒作，责任在于学校和传媒两方共谋。
2006年5月，北京某报发表一张偷拍的照片，郭晶晶下了大奔车、正在登上家门的台阶，文字报道的标题是《“大奔作证，霍晶情未了”》。内容完全是猜测郭与某大款儿子霍启刚的关系，很无聊。这也是典型的炒作。该报通常被视为精英报纸，这样的报纸也没能闯过“炒作”这一关，不能免俗，传媒炒作之风之烈，可见一斑。
2006年，关于王菲生孩子，以及某报关于她的前夫窦唯的报道，也属于典型的传媒炒作。王菲生了一个孩子，有一条事实性的报道足够了，然而，娱记们却非要得到王菲生孩子的现场照片，这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了。窦唯作为名人，可以报道，但是报道中把人家几乎说成了神经病，涉及较多的纯粹个人的且不完全属实的细节，就侵犯人家的名誉了。
今年3月各传媒关于“杨丽娟追星事件”的报道，已经远远超出了报道客观事实这一新闻职业范畴，而是由传媒推动事实的发展，有意集中报道的“事实”并非客观发生的事实，而是一些记者制造的，这更是一种炒作。传媒的这次炒作，低估了公众，至少在网上遭到了相当的抵制，社会对传媒的炒作也不以为然。传媒的炒作到了这个份儿上，应该好好反思了。这次事件中，主流媒体，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的言论起到了遏制作为，这是传媒界内不多的一次对行业内行为的集中批评。
这些，其实都是炒作必然带来的恶果。因为炒作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强化部分新闻要素，以达到吸引受众注意、获取直接或间接商业利益”，一旦定义如此，真要做起来，怎么可能有限度呢？竞争的结果会迅速越过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造成各种新闻侵权。
3．娱乐新闻炒作的危害有哪些？受害者有哪些？
危害在于，道德上，造成对被炒作人的尊严受到侵害；法律上，可能导致侵权。受害者不仅在于当事人，公众也是被愚弄者。最大的危害，是遮蔽了人们对于重大公共事物的关注。例如，2006年很多传媒炒作王菲生孩子的时候，众多市民性传媒的头版新闻都是这个事情，而七台河煤矿的矿难新闻被边缘化。传媒将公众的眼球转移到一个演员生孩子，100多人的死难没有人关注，传媒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是可耻的！传媒有提升公众素质的社会责任，现在相反，传媒在长此以往地不断炒作中，降低着公众的道德和政治素养。
当然，炒作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当事人或企业炒作，有意通过透露某种似是而非的绯闻或异常情况来吸引传媒报道。这是企业或当事人的商业公关行为，公关与新闻报道本身是一对矛盾。传媒在这种矛盾中，至少现在经常处于被摆布者的地位。有时是利益的驱动造成的，有时是被对方的公关技巧迷惑的。不论哪一种，结果都是：得到大利益的是发起方，得到小利益的是传媒，被耍弄的是公众。
4．有无一定的措施来减少炒作？
炒作，多数情况下属于道德问题。新闻传媒的炒作，原则上应通过新闻职业自律和各传媒的内部工作规范来约束。个别触犯法律的，当然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可以操作的诸多传媒的职业工作规范，同时加强国际同行职业规范的传播。例如英国BBC和英国独立广播委员会的自律，美国《纽约时报》的自律，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自律等等。2006年9月，我编了一本书《自由与责任：国际社会新闻自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主要内容是欧洲2005年关于传媒自律的一项调查报告，涉及欧洲很多国家的新闻自律（包括东欧和南欧一些小国），目的也是为了让我国的传媒了解国际同行的工作规范。
我们的传媒以前只是党政机关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一个行业在运转，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叫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因而存在很多失范的现象。韩国1988年以后传媒获得了全面的新闻自由，一开始也出现很多职业失范现象，“红包”现象很普遍，然而经过十几年的调整，现在韩国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提升很快，各种失范现象基本得到控制，因而韩国没有狗仔队。原因之一，是社会的法治化进程较快，同时，各个传媒内部的自律建设也较为完善。
我国的问题在于，全社会的法治化程度不够完善，各传媒内部的自律建设参差不齐，加上社会与传媒之间的相互影响，因而问题越来越凸显。目前我们采取的是党和国家的有关部门下达行政规章，规定若干“不许”。这是无奈之举，通过刚性的行政规章解决属于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问题，可以部分解决一些眼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从长远看，构建完善、有效的传媒自律体系，让传媒工作者的自律意识内化，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急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