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反抗这一制度，不如说是为了更加完善这一制度。” ——马丁·路德·金
道义危机
“崇尚民主与自由，但又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矛盾是他们心中始终难以抹去的阴影。二战前，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人还能刻意地去忽略这个矛盾，那毕竟是他们的内政。但在二战开始后，他们再也无法逃避。
1941年，欧洲和亚洲的战火正熊熊燃烧，美国人也开始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年初，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便开始鼓动国会立法以积极备战，在致国会的年报中他提出四大自由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经济生活自由、减免恐怖的自由。罗斯福认为，在当前世界面临深刻危机之时，美国的责任，就是要保障世界人民的这“四大自由”。1941年底，美国正式参战后，“四大自由”原则成为了罗斯福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号。罗斯福在各种场合中反复地强调，这场战争是介于人类自由和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这是自由民主世界对专制压迫世界的战争。
然而，罗斯福的口号立即遭到了轴心国的嘲笑，被美国批判为实行纳粹种族主义统治的德国立即反唇相讥，在对外广播电台里不断地向世界人民叙述着“美国种族主义制度下黑人的悲惨遭遇”，嘲笑罗斯福所谓的“四大自由”的虚伪。日本人在宣传中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日本政府曾通过广播告诉亚洲人民：“有色人种永远也别指望从美国的当政者--白人的手中得到平等。”其言外之意无非是：与其让美英来解救你们，不如让同肤色的日本人来。的确，美国境内所发生的每一起私刑案件，所爆发的每一场种族骚乱都将让轴心国的战争增添不少“合法性”。
轴心国的批判让罗斯福无话可说，美国学者迈德尔意识到，黑人问题不再是美国的内政，它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里受到关注，并将严重损害美国的道义形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必须要采取实质性措施，改变不平等制度。
冷战开始后，美国面临的道德压力更大了，此时的山姆大叔已经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尤其是价值观领导者。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就曾说过：“60年代在外交关系中我们背上承受的最大负担是在这里，即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
苏联人就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种族问题，他们还鼓动被压迫的黑人和产业工人团结起来，结束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苏联的大肆宣传在美国黑人中逐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美国便时有黑人暴力斗争事件发生，这让美国社会惶惶不安。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冷战时期苏联针对美国的宣传中，有一半的内容都是批判美国种族制度的。毛泽东也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兄弟的抗暴斗争。很多中国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了美国有个黑人的“革命领袖”--马丁·路德·金。
1947年，美国全国黑人协会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陈情书，陈述美国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种种不公行为，同时要求联合国对美国政府采取措施。这次行动引起了国际舆论包括美国媒体的极大关注，向来都是“人权官司”原告的美国，这次竟然成了被告，美国的政界精英感到十分难堪，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汤姆·克拉克就说：“在我们美国，居然能找到被人起诉的证据，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感到羞愧不已。”
种族优劣论的破产
除了舆论压力，新的科学研究也加速了种族制度的破产。过去，种族主义者们的种种行为是有其理论依据的，而不是仅凭肤色的好恶。早在19世纪，法国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通过对不同种族成员头部形状、脑容量大小和头部指数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不同种族的人脑容量大不相同，而这将导致智商的不同。后来，塞缪尔·默顿将这种研究“数字化”，他在1849年的一次研究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英格兰人的脑容量最大，平均为96立方英寸，美国人和日耳曼人排名第二，有90平方英寸。在所有被研究的对象中，黑人的脑容量排名倒数第三，只有83。而不幸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脑容量平均只有82，仅好于印度人的79。而达尔文更在《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中写道：“黑人是介于白人与大猩猩之间的种群，对于像黑人这样的群体。政府不应该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因为根据优胜劣汰法则，他们是不适合生存的种族，这是自然进化规律。”在二战之前，很多美国人对这些研究结果和理论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今天觉得这很不道德，但这的确就是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
但这些理论到了二战后便不再流行了，社会心理学家奥托·克莱恩博格通过大量调查北方黑人中产阶级群体后发现，那些接受更高教育、并与白人经常接触的黑人，智商测试的成绩将大大提升，克莱伯恩博格的研究对美国白人社会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法西斯的失败也使得种族优劣论更加不得人心，没有人再愿意去相信，日耳曼人就要比其它人种优越一些。举着反法西斯主义大旗的美国人，怎么还能继续坚持种族优劣论呢？于是，从4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量批判种族优劣论的著作，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开始对“科学种族主义”产生了怀疑。
最高法院的转变
舆论的压力和种族优劣论的破产，仅仅是美国着手解决种族问题的外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美国人的道德和理性反思精神在发挥着作用。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全国的民意作为基础，白宫和国会山的那些领袖们，会主动地去推动黑人问题的最终解决。
早在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内，联邦政府就任命了一大批黑人进入联邦各部门，担任全国青年黑人事务处、联邦内务部、联邦司法部处长或顾问的职务。这是自塔夫脱总统政府以来，黑人获得的最高联邦政府职位。杜鲁门接任总统后，一直在敦促国会通过一揽子法案，包括尽快制定联邦反私刑法，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制止洲际交通公路上的种族隔离现象等等。而在他之后的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更是民权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除了白宫，最高法院也在发生着转变。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做出判决，认定种族隔离制度是合法的，但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又推翻了自己当初的判决。
琳达·布朗是堪萨斯托皮卡地区的一个黑人小姑娘，1950年9月，她马上要上三年级了，他的父亲奥利弗·布朗决定为她换一个学校，因为她的女儿为了上学，每天不得不先步行到一个车站，换乘一次公交车，再步行21个街区，才能到达专门为黑人孩子建立的学校。当老布朗找到附近的一所白人学校时，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拒绝了琳达的入学申请。为了女儿，平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奥利弗决定向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在当地的分会求助，让布朗始料未及的是，他的这次求助，竟成了民权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之一。NAACP是一个旨在促进黑人民权的全国性组织。1908年8月，伊利诺伊州发生了对两名黑人施以私刑处死的事件，这激起许多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愤慨，于是，他们联络了一些颇有声望的黑人领袖，成立了这个协会。当奥利弗·布朗找到NAACP时，他们早已对教育领域中的隔离制度深恶痛绝。1951年3月22日，他们帮奥利弗·布朗找到了一位律师，一纸诉状，将学校和当地教育委员会告上了地方法庭，要求在托皮卡地区结束校园内的隔离制度，要是换在以前，这种起诉几乎不可能有胜诉的机会，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布朗一家已经有了足够的理由对这场官司充满期待。然而，在经过法庭的激烈辩论后，法官并没有支持布朗的起诉，他们认为，隔离制度并没有对黑人带来实质性的危害和不公平，而如果立即结束隔离制度，恐怕会带来骚乱。
布朗不服判决，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在第一次审判中，各位法官仍然不能形成统一意见，以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为首的一派谴责种族隔离是希特勒式的信条，而反对者斯坦利·里德却声称：“啊，我的天哪，这（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意味着一个黑人也可以走进五月花街的餐馆，并坐在与里德太太相邻的一个桌子上吃饭。”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这次没有对隔离制度合法与否做出判决，但却为案子朝着有利于黑人的方向预留了空间。在对这个案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将起诉驳回，这意味着布朗还有上诉的机会。法官们汲取了引发内战的那个判决的教训，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时机终于到了，但却是悲剧性的。相对保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文森突然去世，这意味着总统必须任命一个新的首席大法官，而这个法官的态度将对布朗一案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个时候，总统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任命伊尔·沃伦接任首席大法官，这个伊尔·沃伦是个坚决的反种族隔离主义者。总统对此事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这让大法官们信心倍增，因为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即使他们做出利于黑人的判决，最终也得不到执行，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果然，在伊尔·沃伦上任后不久，便宣布对布朗一案重新听证，很快，最高法院便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宣布托皮卡教育委员会的做法是不合法的。这个判决极大地增强了黑人的维权意识，黑人群体开始意识到，联邦政府、最高法院这一次终于站在了他们一边。于是，黑人通过法律维权的行动开始大大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是德裔移民，但二战后不久，美国人仍然选择了这个德国人的后代做他们的总统，他也是美国历史上很受民众尊敬和爱戴的总统之一。
美国人的“全民运动”
经过黑人的抗争以及联邦政府的一系列努力，民权运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于黑人来说，他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们还缺乏一个能够影响白人社会的领袖。而对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许许多多的白人来说，他们也同样需要一场运动来修正这个社会的顽疾，最终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他们却始终担心：黑人运动会走向激进，甚至反对美国政治体制。在这个时候，马丁·路德·金出现了。他即时地将黑人与白人统一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对于黑人来说，马丁·路德·金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他深厚的知识，以及条理清晰、雄辩有力的演讲，征服了那个时代。然而，赢得黑人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他必须得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可，
马丁·路德·金出生于南方一个比较富裕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师，在当地都有很高的声望。从小成绩就十分优异的金，也是中产阶级家庭好学生的典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黑人中产阶级，往往能得到白人社会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美国价值观，金也不例外。到北方求学后，马丁·路德·金开始系统地接受宗教文化以及政治学方面的知识，这段求学经历使他对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深地认同感。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他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由衷地赞扬。和很多白人一样，马丁·路德·金也把解决黑人问题看成是美国对自身制度的一次自我修正和完善，是全体美国人的一次自我救赎，而不仅仅是黑人的事。他曾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我们反抗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反抗这一制度，不如说是为了更加完善这一制度。”这些表态使得很多美国人消除了对黑人运动的疑虑。
很多人都知道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是非暴力的，的确，从抵制公车运动、入座运动到进军华盛顿，几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金年轻时曾在印度游学，专门从尼赫鲁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甘地的思想和故事。不过，和“老师”不同，金不但崇尚非暴力，而且还主张积极地与美国白人社会融合。实际上，在民权运动非暴力的表征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合作、融入精神。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骨子里却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马丁·路德·金通过对基督教精神的阐释，赋予了黑人运动合法性。而通过基督教精神赋予某种行为以合法性，是美国白人一贯的思维。马丁·路德·金曾在1968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政府赋予的，而是上帝赋予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针对南方三K党的演讲中，金说道：“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灵魂的力量，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你们可以继续你们的暴行，我们依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打得半死。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将耗尽你们的仇恨，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回来。”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他们果然都被赢回来了，在整个民权运动期间，除了黑人组织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外，美国白人社会也站到了金博士的一边：
在大学里，成千上万的白人青年，不顾生命危险来到南方偏僻地区，教黑人如何选举，如何登记成为选民；在北方，不断有志愿者奔赴南方，用与黑人同乘一辆公车的行为表达对运动的支持；在白宫，肯尼迪兄弟派出联邦武装力量，到学校保护黑人孩子的安全，而南方人林登·约翰逊更是在肯尼迪死后推动国会最终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使在南方，不少种族主义者也转变立场，开始同情黑人运动；而那些向来就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新闻界，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民权运动展开报道，他们将黑人与白人在一起抗争的镜头，忠实地呈现在美国普通人的面前，感染了无数普通美国家庭，没有自由派新闻媒体的同情和支持，民权运动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力。
在民权运动时代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梦想而奋斗着，他们不是为了去推翻什么，而是为了更加完善自己的国家，净化自己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