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11月3日，重庆出租车举行全城罢运。罢运的原因是出租车车主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运价低、加气难、黑车多、罚款多等问题，但这些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越积越多，最终酿成罢运。

其实，这些问题存在于几乎所有城市的出租车行业。为此，过去若干年，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举行过规模不等的罢运。这些集体行动大多数取得一定效果，迫使政府调整了出租车管理政策，出租车司机们的境遇得到一定改善。

当然，没有任何政府会喜欢这样的事情，重庆市政府似乎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阻止司机们罢运。但同时，官员也对出租车司机说：“应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问题是，这样的合法渠道在哪儿？

现在经常有人滥用经济学的名词，谈论什么利益群体间的“博弈”。但当代中国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在正规的制度框架内，缺乏让利益相关各方进行正常博弈的平台，就像出租车司机们，没有正常地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合法渠道。

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存在较大缺陷。人们理想中的国家仅仅致力于维护正义，具体就政府而言，其恰当角色就是在社会的不同价值、利益、诉求之间充当仲裁者。为此，首先，政府自身没有强烈的价值和利益偏好，也不会明显地偏袒某个群体。其次，每种价值、利益、诉求都可以在国家框架内平等地表达，为此，它们可以组织、动员，可以参与公共辩论，在公共审议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言人，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程序。

但在中国，政府似乎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中立的仲裁者，相反，政府本身具有某种强烈的价值偏好，为此承揽了过多责任——当然也就相应地享有了过多权力。政府深度地介入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过程中，因而也就与某些群体建立了某种密切的关系。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很多有识之士都已提议，普通出租车行业最适合于一人公司体制，也即个体户经营体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目前的出租车汽车公司完全是多余的。这些出租车公司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是，政府相关部门似乎与这些企业经营者之间有某种特殊利益关系，或者是政府沿用传统的管理思路，试图借助这些公司对分散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单位式管理。于是，政府相关部门就容忍这些公司向出租车司机收取高额管理费（车份儿、板板钱），维持其寄生性生存。要求取消、降低管理费，也正是各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主要诉求。

在这样的出租车产业管理体制下，政府根本就不与出租车司机打交道，出租车司机根本就没有合法渠道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他们也不可能平等地与出租车管理公司之间进行博弈。

缺乏合法表达、博弈渠道的结果，就是本来分散的、个别的诉求，无法有效地表达，个体的不满逐渐地积累、汇聚、发酵，到一定时间，成为一个群体的愤怒。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有人响应。政府说，这次罢运是少数人煽动的，然而，若不是多数人本来就有不满，所谓的少数人又如何进行煽动？

确实，不论对罢运者、对消费者还是对政府来说，罢运都不是好事。但是，面对罢运，首先需要政府进行反省。要避免罢运，需要政府改变观念，改进制度。具体说来，在执政观念方面，政府必须抛弃过多、过强烈的价值偏好，安于做好中立的仲裁者，公平地对待各个群体。

就制度设计方面而言，重要的是让各个利益群体有能力表达，有渠道表达。表达的能力来自于组织、结社，表达的渠道则需借助民主程序。但以出租车司机罢运为例，假设出租车司机们有自己的社团，则他们平日就有能力向出租车公司表达自己的诉求，似乎也就不会让事情恶化到需要全城罢运的地步。退一步说，即便出租车司机罢运，如果他们有组织，出租车公司、政府也好与他们打交道，从而共同寻找解决问题之道。现在，面对分散的出租车司机，政府恐怕也不知道出租车司机们究竟要什么。

社会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为政之道就在于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并容纳各个群体的民众在自己所提供的制度平台上进行博弈。否则，政府的长远利益必将会被它所照顾的群体拖累。

（原题为《表达的制度化机制最重要》，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