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今天，又逢杜润生同志九十五岁华诞。我有幸参加这个活动，感到高兴。高兴的是能够来看看杜老，也会一会当年共同参与农村改革的友好。
活动主持者安排，要我作一简短发言。我遵命说几句。我想说说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推动改革的热情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农村改革最蓬勃开展，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那段时期里，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宝贵传统，对于今天的改革尤为显得重要。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看得很清楚。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看到农民的苦难，知道在当年实行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下面，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不改革不行。
1977年，浙江省委派我到绍兴主持县委工作。这年冬天，全县年终分配报表汇总，我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基本核算单位人均年净收入84.2元人民币。扣除口粮、柴草等实物分配和平时预支，一个农户分不到什么东西，许多户要倒挂。社员一年辛劳盼年终分配，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果！我心里愧疚，觉得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天下，暴力夺取政权，一切资源都控制到我们手中，一切由我们说了算。农民除锄头、铁耙是自己的，什么生产资料都没有，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磨洋工”也要天天出工，出远门要经过干部批准。那么，既把一切资源垄断在我们手里，能搞得好也罢了，但是结果老百姓日子不太好过。那还是江南鱼米之乡。全国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尚且如此！怎么不令人深思？那时看到农村两大问题，一个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一个是生产经营单一，只准搞粮食生产。绍兴有许多高产穷队，亩产接近吨粮，但工分值每个劳动日只有一包“大红鹰”（香烟），当时的价格是一角几分钱。这种情况，农民不找出路怎么行？知道农民苦难的人，怎么不思索，怎么不寻找改革的路？这是从我切身经历说的。要知道，我们原来都是维护集体经济、公有制立场很坚定的。为什么后来投身改革，就是这么来的。因为知道老百姓苦。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
我国整个农村改革，我想大体上也是这么来的。在中央，先有邓小平、胡耀邦，及后来的赵紫阳、万里（他们俩在地方工作时即大力推动农村改革）这些深知农民苦难支持农村改革的领导人，有最关爱农民又足智多谋，被我们一些地方农村工作同志称为“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同志。杜老说过一句话，“爱人民就要爱农民”，这话我不会忘记。还有，杜润生同志在他的农研室里，汇集了一批来自农村的优秀分子。这些人许多还当过插队知识青年，他们知道农民疾苦。他们对党在农村的政策心里自有一杆秤。
由此联想我们现在各级组织和干部的状况，我个人就觉得远不如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们各级组织和干部，许多人都是自发地思考老百姓的利益，千方百计想使老百姓的困苦情境能得到改善。现在可不一样了，一些干部说的比过去好听，但做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却不如从前了。领导干部脑子里，真正想老百姓的苦难，不考虑个人仕途、不计较既得利益的人虽然还是有，但比过去毕竟少了。我个人总的感觉，各级领导层对于推进改革的热情，已非当年。
这个情况与改革的氛围也有关系。现在的改革氛围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经过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问题，包产到户后全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势；后来又有整党，确实在全党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许多干部是，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干。而现在不少干部的精神状态，遇事是首先看上级的态度，不看对老百姓有没有利；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轻脚踏实地帮助群众解决难题。不要说中下级干部，就是一些地方高层领导，一遇改革敏感话题就不敢问津，反要让你不要去碰。其实，改革的氛围也要靠领导去营造。要靠领导自身对于改革的热情地带动，再加上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改革初期年代的干部，都能记起胡耀邦同志慷慨激昂地作过的公开号召：中央没有想到的事你们可以想，中央政策规定没有的事你们可以探索。他的那种激情和为改革不怕牺牲的精神，感染了当年的多少改革者！
所以，把今天的改革与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那个时期作比较，虽然有某些有利的条件，但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我们指望去推动改革的各级领导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不如那个时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很不利于改革的。我看今天改革的领导问题，首先就是改革的动力和领导对于改革的热情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大声疾呼，从中央以至各级领导，要多深入到下层，到第一级，了解老百姓的困苦情形和要求。同时健全社会各种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之能顺畅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改革的原动力。
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教育。说明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关爱人民，而且从中央起至各级领导都率先垂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那末无论多大的困难都可以为我们所克服。我想，我们应该从抗震救灾拓展延伸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到改革开放。也像抗震救灾一样，各级领导都不怕艰难险阻，深入了解老百姓的苦难和呼声。把那种应对灾害性突发事件中体现的对人的关爱，拓展延伸到各个方面。特别延伸到当前和今后的改革。现在都说“多难兴邦”。我想“多难兴邦”也是有条件的。现在老百姓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受到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压抑，迫切要求建设新的制度。我们如果不能体会老百姓在这方面的苦痛和要求，不重视改革，恐怕多难未必兴邦。
为了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情况和要求，有一个全党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抗震救灾，弄清楚灾害情况固然不易。而要弄清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生活在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下面的老百姓的困苦，更不是能一眼看穿。改革中面临的许多情况，很容易被既得利益的部门和人群所掩盖和歪曲，导致领导决策的困难和失误。
再是，今天说老百姓的苦难，要从单纯着眼于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供给匮乏的老概念中跳出来。现在说老百姓的苦难，不只是说老百姓温饱问题。老百姓的温饱，在有的地方、有的人群确实还是问题，不可忽视。但总体说，中国老百姓缺吃少穿、私人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了。现在说老百姓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民生问题，如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保障和均等化，以及某些资源应该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所有的问题。再一方面，民生问题也是民主权利问题。除了民生，老百姓还有更广泛的民主要求。如老百姓要求真正有权管干部、管党政官员，以及法律赋予他们各种应有权利的兑现落实等。真正了解今天老百姓的深层情况，他们中间不知有多少无奈、无助的事！他们心里深怀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追求。而我们相当多领导干部，对之却了解很少，体会不深。甚至有的人还以为“国家”“政府”就有权侵害群众的利益和权利。这正是我们多少年来信访问题处理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恶性爆发的根本性因素。
这里要强调，高层领导对于人民群众的情况，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亲身作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这个词现在用滥了。人们都把领导人视察指导称作调研。看媒体报道，好像领导天天都在调研。实际上这种走马观花的调研，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甚至多为假象。我们说全党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着重是要求高层领导对人民群众的情况亲身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是领导向实践者、向下层的求教，是为了知道真情，探求真理，获得科学决策的依据。那必须是自己动手，舍得花时间，放下架子蹲下去，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使被调查者打破顾虑、开动脑筋，敢讲真话实话。这样的调查研究才会对领导有较大的帮助。这是作为真诚信奉党的基本理论的领导人所不可或缺，也是党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我们要大力倡导这样的调查研究。特别希望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真正下功夫做这种调查研究。
说到这里，联系说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制定五个一号文件那个时期，中央领导和农研室，以及各省市区领导，在农村工作方面的调查研究，确实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很值得今天借鉴。
中央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五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都参加了。大概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半年或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就要调查研究下一步农村工作。他们下来都不是只几天时间，至少是一星期、十天半个月；都不是浮光掠影，而是系统地听取下面的意见，总结下面的经验。中央同时要求各省市区领导也进行思考和调研。我们在省里搞农村调查，都是一出去就半个月不回机关。唯一的是为了得到真知。杜润生同志他们和农研室的调查研究，则更有针对性和紧紧围绕要解决的问题，工作更为具体深入。所以，那时期中央领导和各省市区同志对于农村工作情况，基本上是每年都亲自动手作深入的调查研究。
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既是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过程。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每次会议都安排有让各省市区同志面对面地与中央领导对话的机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同志都到会直接听各省市区同志意见。我们在会上发言，基本上不是唱赞歌，也不是只一般地表态。因为这不是中央开会的目的。我们发言，都是开门见山地反映情况和提意见，说真话实话，而且常常不乏尖锐的言辞。那时，确实没有怕得罪领导或引起领导印象不佳的考虑。我们从内心里感觉得到，中央领导是真诚地喜欢听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提意见的积极性也高。这中间，杜润生同志起着鼓励支持的作用。所以，当时我们兄弟省市同志背地里议论，很钦佩杜老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我们提意见，有的时候难免有片面或偏激，中央领导从来没有怪罪过，有时只是耐心地做些解释。
制定五个一号文件的每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开得非常成功。每个一号文件都大大推动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非常值得总结经验。我以为，这中间中央、省市区的领导和农研室的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在一定范围形成的良好气氛，能通畅地把老百姓的呼声反映到中央决策层，从而也不断地使领导获得改革的原动力。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的改革所面临的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特别是改革的深化，涉及一些部门和人群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就更加要求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重视亲身进行深入的调查，而不是单纯地依赖部门和助手获取信息。不然就很难避免受制于某些部门和某些人群，而为他们的立场所左右，自己缺少主心骨，以致对重大改革下不了决心，延误改革进程。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前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