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网载，本月17、18日，甘肃陇南市发生因“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引发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20日，陇南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看过这篇新闻稿，以及网上能看到的其他几篇报道，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
1、事情的起因是17日上午30位上访人“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做出答复。”而据官方说，“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问题国家尚未批准”。既然是还没有批准的计划中的事情，为什么“群众有意见和想法”没有或者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而要采取打、砸、抢、烧等等这样明显违法甚至犯罪的“过激的行为”？
2、为什么事件前后会延续了两天一夜的时间，出现了三个波次的打、砸、抢、烧？特别是18日凌晨4点左右“事态暂时得到控制”后，到上午10点多再次聚集起“1000多人冲进市委后院，手持铁锨、棍棒、砖头、石块等攻击公安民警和武警，砸毁3辆小车。”“随后，聚集人员又冲到市委前院和中院，纵火焚烧市委前楼、中楼、中院木楼和18日凌晨被砸毁的12辆小车。一些机关单位办公设施及文件资料被砸坏烧毁。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将停放在市区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我们知道，而且地球人几乎都知道，上述这些打、砸、抢、烧，在哪个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么为什么这样多的人会铤而走险，甘冒重罪的刑罚？而且在18日凌晨已经有35名“不法分子”被抓获的情况下，上午还会有1000多人再次参与打、砸、抢、烧？如果说前参加两波的人是“冲动”，“丧失理智”，或者“有少数不法分子挑拨”，那么看到许多人被抓，而且又经过了一定时间缓和情绪，难道大多数人还不会冷静下来？还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难道仅仅是由于“少数不法分子的挑唆”？这些人应该不是傻子或者弱智吧？
3、事情从一开始的30人，逐渐发展到最多时2000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多的人参与？即便这2000多人没有全部参加打、砸、抢、烧，但能打伤如此多的公安干警和其他人员，造成如此重大损失(“共有一百一十间房屋、二十二辆汽车被砸烧，七十四名武警、民警、记者受伤”，“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3．8万元，职工私人财产正在统计之中”)，“犯罪分子”也应该不在少数。为什么仅仅传唤了110人，刑事拘留了30人？我们不是说“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吗？难道真的是“法不责众”？
……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疑问，我认为发生事件的原因，不会仅仅是群众对“国家尚未批准”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有意见这样简单。但是，从目前的报道看，我们可爱的官老爷们并没有对事件的深层原因给出明确的说法，却急急忙忙“抽调一千八百二十名公务员组成三十三个工作组，分赴社区和乡镇，进村入户，对群众做思想工作，向群众讲解事件真相，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去了。真相是什么？矛盾的根子在哪里？如何才能真正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在这些关键都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们的工作能真正“解决问题”吗？
记得今年7月，我曾就贵州瓮安事件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公信力的危机与出路》，认为，贵州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究其根本，在于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危机，在于官民之间的不信任，在于相当一批公权力的掌握者已经不值得信任，或是说他们的行为已经不能让民众产生信任。”我认为，此次甘肃陇南事件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如此。
我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整整30年。这30年来，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巨大发展，人们的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某些方面改革的不到位，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各种利益矛盾加剧，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方面显露出来。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同步，对公权力的各种监督严重缺位，致使执掌权权力的利益集团内部腐败丛生，许多地方的群众利益被政府或是一些官员侵犯，以至官民对立、警民对立，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应该承认，在瓮安、陇南这类事件中确实有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但是“少数不法分子的挑唆”、造谣、煽动，为什么能够动员起那么大的一批民众“不法”，甘冒犯罪的风险参加到事件中来？这不简简单单是个“上当受骗”就能解释得了的。如果没有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如果没有民众的利益受到公权力或是公职人员的侵犯，如果民众中没有对政府的怨气、不满和对立情绪，那么，即使有人“挑唆”，人们也不会甘冒违法犯罪之险；即便有人刻意造谣煽动，谣言也不会有市场。
记得贵州瓮安事件发生以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经这样总结经验教训： “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起事件为镜子、为推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里，虽然他剖析的还远算不上深刻，但公正地说，他起码还触及到了一点“深层次”的东西。但这次陇南事件呢？连问题根本原因的边还没有沾上，官方就匆匆忙忙派出大队人马，“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去了，简直是愚蠢至极!
在几个月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就曾经说过，“贵州发生的这类事情，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其必然性，就在于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公信力发生了危机。在这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发生类似事端的可能性。”甘肃陇南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今后，还会出现一个又一个这样那样的“群体性事件”来证明这一点。“要避免这种潜在的社会性危机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动荡，仅仅是不痛不痒地‘整顿’一下，简单地撤换几个官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公信力发生危机的根子，是体制问题，只有进行包括新闻改革、吏治改革、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在内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今天，我仍然这样说。
2008年11月21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