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该框架涵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研究中的传统战略和市场研究途径所没有涉及的一些复杂性。这种分析视能源对冲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和或然性的战略，它同时包含了合作、竞争、摩擦、潜在的冲突和旨在使风险最小化及应对紧急状况等因素。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并考察“战略”与“市场”的分析途径，作者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应超越这些传统研究途径，安全化框架是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有效工具，但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时也存在局限。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为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提供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
「关键词」中国能源安全；对冲；国际关系理论；风险管理与安全化
「作者简介」奥斯汀·腾斯强（Oaystein Tunsjo），挪威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
一、导言
能源安全无疑影响着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思考。尽管因石油资源的竞争而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能源安全正变得与更多的外交议题密不可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的G8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强调：“全球能源安全关系到各国的经济生命线及各国人民的生计，对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
按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in PPP）占当时世界GDP 的3%，2008年将占16%，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扩大了它的能源需求。中国目前每天大约进口350万桶石油，几乎占了其日消耗量的一半。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需求份额大约是9%，但是在2000～2005年间，中国几乎占了世界能源消耗增长的一半。按照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07》的说法，“中国的人口数是美国的四倍，2010年以后将很快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因此，中国领导人比以前更为关注能源供给安全，特别是国际危机时的石油供给（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时候）。鉴于中国在产油国中有限的权力影响力与掌控力，中国的决策者很关心在这些产油国中，中国石油的供给配额是否会很脆弱。只要美国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SLOC ）以及咽喉地带（po2tential chokepoints），如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就不会觉得安全。
当然，能源包含石油、煤炭、煤气、水力发电、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考虑到中国丰富的煤炭储备，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炭将会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然而，石油是中国唯一需要大量进口的能源。鉴于此，本文的重点是讨论石油，因为石油仍然是中国最为关切的“安全”层次上的燃料。
我们的分析还做了另外一个必要的限制。本文强调的是保障石油安全供给的措施，主要是中国的海外战略；虽然国内方面仍是中国能源安全政策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在研究中国增强其能源安全的举措时，主流的分析往往集中在互相竞争的两个分析途径（approach）：一个是“战略”分析途径，另一个是“市场”分析途径。战略分析途径也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t）或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t）的视角，以零和（zero -sum ）和相对收益考虑为特征。能源是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一国的所得就是他国的所失。市场分析途径强调正和博弈，认为能源是潜在的国际合作的一个源泉。简言之，能源安全研究的战略与市场分析途径，在很多方面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论争联系在一起。
超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辩论的范围，基于对冲（hedging）和风险管理理论，本文旨在探索一个新的分析途径，以应对能源安全政策内含的不确定性（embedded uncertainty ）。简单来说，风险规避就是确保。对冲的概念源自金融与经济理论，是确保风险投资的一种方式或用于减少风险的一种战略。一般认为，阿尔弗雷德。W.琼斯（Alfred W.Jones ）第一个提出了对冲基金（hedgefund）概念。琼斯希望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会顺风顺水。他不是仅仅买了股票就行了，在证券投资组合（portfo2lio ）中，他也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在“短线（shortside）”上。也就是说，他确信这些股票会缩水。由于他的短线投资在低迷市场中可能赚钱，因此在他的长线投资表现不佳时，他的短线投资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正如布里厄利（B realey）和斯图尔特（Stewart）指出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找到套期保值率（hedge ratio）或是德尔塔套期保值（delta），即为抵消另一资产价值的变化所需的本资产单位数”。布里厄利和斯图尔特认为，就像任何一位财务经理需要确定一项资产的增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另一项资产那样，“这需要很强的判断力”。对冲背后的意思是你找到两种紧密关联的资产，然后买进一种资产，卖出另一种资产，其比例要能够使你的净资产的风险最小化。如果对冲战略设计精确，那么，你虽然不可能完全排除风险，但你的投资不会因市场波动而严重受损，你最有可能获利。
经济学领域里有应对（address）确定性与机会流失的工具，它们被称为“衍生产品”，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选择涉及衍生产品的最优对冲战略和危机管理方案。但是这一源自金融和危机管理的认识怎样能运用到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分析中呢？在能源安全领域，应对不确定性、机会流失与风险的战略是什么？本文认为，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对冲战略意味着中国无须在“市场”和“战略”途径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不断加深的能源依赖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通过设计对冲战略，中国可以规避因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或战略的得失计算而带来的机会流失。
唐斯（Downs ）指出，虽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些研究员开始把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称为对冲，但是在怎样把对冲引入到安全领域以应对能源安全问题方面，鲜有分析者进行详细阐述。该项议程把对冲观念视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应急性的战略，它同时融合了合作、敌对、摩擦和潜在的冲突等因素。它将以未来风险最小化和尽量避免不必要行动为基础，致力发展必要的保障机制。
本文试图提出分析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新理论视角（theoretical lenses ），其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传统的“市场”或“战略”分析途径与国际关系理论里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联系起来；第二步是要研究哥本哈根学派（the Copen2hagen school）提出的安全化框架怎样才能应用到能源安全分析上，以挑战传统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承认，安全化框架是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辩的一个角度，也认为它是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一个工具。但我们的分析会更进一步，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方面，我们对安全化框架的几个核心假设提出了质疑。我们认识到，安全化框架对威胁与风险之间存在的差异认识不足。第三步将通过引入对冲的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简化（encap sulate ）保障中国能源需求方面的复杂性，并有说服力地提出（flesh out）关于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一个替代性研究途径。
五、结论
为了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本文采取了三个颇具新意的步骤，并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步是把研究能源安全问题的传统的“市场”或“战略”方法，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之间更为广泛的辩论结合起来，通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安全化的研究成果来批判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安全化理论框架虽也被用来批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但是很少有学者用它来解释能源安全并进一步运用到中国的案例中。
第二步是表明安全化的分析框架不能充分完整地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安全化理论框架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关注威胁与风险之间的区别，而这一点在中国为保证自身能源供给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中得到例证。总之，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安全化的分析框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工具来考察市场途径与战略途径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或者来阐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之间所留下的“真空（void ）”。
第三步是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替代框架来理解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一小部分学者已经引入“对冲”概念来描述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但是详细阐述“对冲”概念的研究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目前就笔者所了解的，还没有学者试图把“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探讨这种分析如何能够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
对冲战略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其他国家肯定也会在他们的能源安全上两边下注。但是源自经济理论的对冲战略取决于分析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偏好：一些是风险接受者，另外一些则是风险规避者。换句话说，不同国家间的能源安全政策中的对冲比率与德尔塔套期保值不同，他们的评估与管理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们保障自身利益的、避免机会流失的交易能力也是不同的。本文进行了概念澄清，以便于区分和阐明透视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新视角。但是，为了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做更加仔细的经验分析，以评估本文所提出的上述三个颇有创新的理论步骤。
总之，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所实行的对冲战略，其核心特征是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即置身于由全球化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所塑造的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环境之中，中国无法确定是“战略”途径还是“市场”途径能够保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
当国家感知到不确定性时，它们就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两边下注或者实施保障政策，从而预防机会损失并管理风险，而不会以明显地牺牲一种战略为代价来选择另一种战略。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