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代现代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

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是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历史。

1840年，清朝封闭的国门虽然被坚船利炮打开，但是中国仍然有一股超强的力量试图闭关锁国，致使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门时开时闭，中国人民的命运时沉时浮——太平天国虽然引进了洋教，但总体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爱国与愚昧并存；洋务运动，试图微启国门，进行经济领域的开放，但不进行政治领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战争宣告了这种机会主义开放的失败；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镇压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要消灭一切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的痕迹，拔电杆，毁铁路，烧学校，同时为慈禧太后所利用，杀戮全国各地的维新志士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有的人仅仅因为身上有火柴（过去叫洋火）、钢笔就被杀戮或全家被斩。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经济自由、司法独立、军队独立等原则，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公司律、破产律等，在《钦定宪法大纲》中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财产和臣民权利，可以说此时的慈禧太后不但采纳了她所镇压的康有为梁启超当年提出的全部主张，而且无论言行比起康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俨然成了激进的改革家，可惜此时政治改革为时已晚，改革的步伐赶不上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再次宣誓对外开放；不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国虽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开放道路，尤其是北洋时期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后来国民党北伐成功，开始以党治国，自由的环境有所收缩，但在从1928至1937年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创造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而后，日本人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盖过了开放与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确立了宪政原则，宪法中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与制约、司法监察独立超越党派、保护公民权利等内容，可惜随之而来的内战硝烟吞没了美好的宪政憧憬。

1978年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在经历了一二百年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流血斗争与开闭循环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走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但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

1、经济建设成就斐然。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约占世界的5.5%，而1978年时中国GDP仅为世界的1.8%,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低(据著名经济学家Angus Madison《中国长期经济运行》(1998年)一书，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为13.2%，1919年降为9.1%，1952年降为5.2%，1978年降为5.0%，改革开放后1995年上升为11%)。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不足1％，而今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已经提高到8％以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的制造业大国（据《2007-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如果加上税外收费，高达9~1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7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1989年时也只有55.5亿美元。

中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05年2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年产2亿吨钢铁的生产大国；中国的水泥产量和煤产量世界第一，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电视机、电冰箱、DVD、空调、摩托车、手机、钢琴、化肥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磷国、第一铜消费国、第一机床消费市场、第一家具出口国、第一电话用户与互联网用户国家、第一鞋类与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国，集装箱制造业占世界的70%；中国城市的高楼数量居世界第一；中国粮食、果蔬、肉类、棉花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渔业大国、养羊大国。

中国在航天、高铁、水电站、核电站、运载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超级杂交水稻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2、社会生活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数据，北京晚报2005年09月14日）、2006年的43.9％（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2007年的44.9%（2008年07月21日 13:40:04 中财网），近30年向城市转移了4至5亿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学生数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推广了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又开始实施师范大学生免费教育试点。中国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医生数量世界第一；国家规划免疫预防的疾病由7种扩大到15种，对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国家安排资金改造和新建1.88万所乡镇卫生院、786所县医院、285所县中医院和534所县妇幼保健院，为1.17万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人男女寿命分别达到71岁和74岁，比1978年提高了4岁多。

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293亿、1.405亿和1.035亿（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2007年在全国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万农村居民纳入保障范围。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贫困（赤贫）线标准，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6.24亿，到2003年降至2.2亿。另据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7年中国贫困人口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

3、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票证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缚起来了；那时没有法治，宪法不能保护国家主席，更不能保护平民百姓，如“四清”运动迫害死亡77560人；文革迫害死亡773万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逐渐获得了经济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利获得保障；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民主政治有所进展，最高领袖的个人独裁已经让位于政治局常委的集体领导；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事业在曲折中前行，物权法、监督法、行政许可法、反垄断法等得以实施；新闻媒体摆脱了全盘歌功颂德的局面，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人大、司法、监察、审计等的独立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

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

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

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

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

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消息：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7、8个三峡工程。

特权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违宪违法的官员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不被废除。

特权文化制度——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2、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祟，虽然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但他们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现在的7：3。

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

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

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3、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

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4、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

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

由于过度使用地力、超载过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流失土壤超过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层。80年代以后，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大的县。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 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生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利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设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原因。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特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复杂，好坏杂陈，良莠不齐，以至于我主张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区分好的改革开放、坏的改革开放，探索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分析改革开放的动力、阶段、步骤、条件、后果、困境、民意基础、合法性来源；探讨各个领域改革的得失、失误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败与前苏联东欧历史上的改革教训；检讨影响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因素；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

1、破除教条，解放思想，大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个教条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存的社会，那时一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奉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否定理性科学的计划，肯定无法无天的经济与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胆地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走上了与人类主流文明逐步接轨的现代化道路。

2、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尊重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中国经济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岗村的分田到户，尔后地方与人民群众的创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四川向阳乡率先给人民公社摘牌；深圳创业；海南改革；洋埔风波；浙江龙港农民城；乡镇企业；政企分开；企业改制；粮油户籍改革；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城；沿江沿边开放；上海浦东金融区；天津滨海新区的自费改革；重庆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践、对人民群众创新的尊重。

3、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同时实行地方分权，兼顾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在没有联邦制与地方自治制度的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稳定、发展；同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地方分权，高度的集权制会扼杀地方的创新积极性、窒息社会的活力。

4、百折不挠地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公民社会。中国自古是一个只有人治没有法治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法治往往会被人治所淹没，并被扭曲；因此，始终不渝地优先推进法治，显得难能可贵。从《人民法院组织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到《反洗钱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劳动合同法》《城乡规划法》《反垄断法》，中国从1979年到2007年，总共通过了400多件全国性的法律及关于法律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规。尽管这些法律的执行存在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是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仍然支撑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艰难成长，起到了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

5、渐进改革，稳妥开放，宏观调控拿捏有度。中国总体上走的是渐进改革之路，尽管社会为此付出了长期的转型成本，但是渐进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会震荡与混乱；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的金融、资本、股市、银行、汇率、对外投资等都采取的是谨慎、稳妥的做法，成功地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及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软着陆。

6、发展民有经济，藏富于民。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体制外的改革，从增量逐渐逼近存量，从体制外逐渐逼近体制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最终带动了国企的改革；目前，民营经济占到了GDP的65％、就业人数的80%和利税的50%，中国终于从国有经济一统天下转变成了民有市场经济。而只有民有市场经济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藏富于民的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否则公有与市场的结合必定成为特权与腐败的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的教训有：

1、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甚至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没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可控民主，放任特权与垄断，导致吏治松弛，官德败坏，酿成严重的官商勾结、官僚主义、弱势群体等问题；没有建立权力分立制度，而是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交给同一个人（一把手）或同一个组织掌握，自我监督，必然造成严重的腐败、社会的不公正、社会道德的沦落；没有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让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

2、没有重视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没有让法院、检察、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以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没有废除违宪违法的劳动教养制度，致使法治国家的建设无法突破；没有逐步建立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有效体系；也没有建立现代新闻制度，把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3、没有实行阳光财产与阳光财政制度；官员财产没有申报与公开、财政不透明、财政支出不科学不合理、财政预算没有经过各级人大的严格把关，致使腐败与“三公”消费、公共资金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行政开支巨大，民生支出过小。

4、长期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资、唯财政收入的政绩观，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没有致力于建立公平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听任金融、保险、石油、有色金属、烟草、电力、电信、铁路等领域的国有垄断，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严重畸形化，形成住房、医疗、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民营经济举步维艰，新农村建设陷于停滞，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

5、在公民社会的建设方面没有进展，没有给予政策与法律的支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难以注册成立；“稳定压倒一切”的错误理念使得稳定也压倒了正义、压倒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社会道德从此江河日下；没有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没有废除歧视性的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如没有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没有在就业、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实行公民平等的待遇。

6、没有进行有效的文明重建、信仰重建、价值观重建，没有在民主、法治、正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这样，不仅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流于形式，而且官德日益堕落，地方政府没有信用可言，社会公德意识无法提高。

五、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虽然改革开放成就与问题同样突出、经验与教训刻骨铭心，但只要中国政府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勇于纠错，改正缺点，中国还是可能从目前的“反改革开放”时代过渡到“新改革开放”时代的。

所谓“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特权制度与权贵垄断、保障民权以改善民生、保障社会正义以弘扬道德、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的时代。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开新闻监督、进行人大代表直选。放开新闻监督，包括放开网络言论监督，最容易做到，少管就行了，当然要进行新闻立法；媒体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民服务，为弱势群体代言，即使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让人民群众说话、申冤，天也不会塌下来，相反，人民会更加信任政府。

进行人大代表直选，实现人大代表的非官化、专职化，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审查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符合宪法，容易操作。

制定《基层选举法》，规范村民自治，将选举逐渐推广到乡镇负责人直选；县级以上负责人由各级人大、党代会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由直选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差额、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间接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各种方式的推选和获得100万人以上联名支持者，不搞全国性的直选。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启动法治国家的建设。

确立权力分立制度，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赋予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从财政上、组织上确立法院、检察院、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的独立性。

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等等。

切实保障公民的话语权、生存权、迁徙权、组织权、罢工权、抗议权、选举权、参与管理权、平等谈判权、社会保障权、集体诉讼权、司法救济权；提高人民收入，确保劳动权益，改善民生现状，治理环境污染；确立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实行普遍农民养老金制度。

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实行土地的“三化”——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盘活农村土地，允许土地的转让、买卖、出租、入股、抵押贷款；实现土地承包权的永久化，以此解决农村的融资困境；以土地的资本化、规模化、合作社化实现土地的增值、农民议价能力的增强、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启动内需市场；同时，在全国、省、市、县、乡镇分别划定农业区、非农业区，在农业区，学习台湾的做法，涨价归公，土地转为非农用时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对土地的买卖施以限制——必须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无人赡养，或者开发商解决其工作、住房和社会保障，这样，农民才能卖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会发生豪强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

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平等权利运动，确立社会正义优先、平等权利第一的理念，提高官德，弘扬公德；官德是官员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与良心。以后谁突破了官德底线，就将永远退出政坛，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通过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以树立官德。

总之，我主张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确立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保护人权的宪政主义原则，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迎接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新改革开放时代。

我相信新改革开放时代一定会到来，一定更加辉煌。

（本文是作者2008年10月1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