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日中立关系保持到远东战役开战之际缘于苏联特殊战略意图；远东战役时的关东军序列与人数表明其不是日军精锐兵团；苏军规定作战行动持续到8月20日12时、战役9月2日结束、另样的受降与处理战俘方式均有特殊用意。
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是苏联对日本的唯一一战，有此一战才使得反法西斯同盟最终是完整的——虽然这个同盟因胜利而很快解体。远东战役发起于8月9日，恰好介于两次原子弹爆炸之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界定的远东战役却是8月9日-9月2日，“二战”的最后一战不是结束于日本的投降，而是延伸到盟国对日受降签字日。在波谲云诡的1945年8月，远东战役的奇特色彩尤其体现着当年国际间政治、军事斗争的复杂性。本文从远东战役的独特性出发研究战役的准备与发起、时间、作战方式与过程、结局形式等问题，提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资料的见解，并订正了若干史实。文中所称远东战役，包括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作战。
一、对远东战役基本评价的歧见
远东战役规模宏大，双方参战兵力按苏联资料《远东的胜利》（弗诺特钦科著，沈军清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苏联远东军157.8万（第41页）、战役中日本关东军损失67.7万、或包括“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伪军“总兵力超过120万人”（第28页）。在一些西方的二战史资料中，关于远东战役仅仅是一句话，例如：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974页“8月9日，它向满洲进军，从日本方面遇到了轻微的抵抗”；
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450页“8月8日，俄国对日本宣战，并在第二天立即向满洲进军，这看来似乎有助于战争的提早结束，然而天皇所起的作用更大”；
威廉森.默里，阿伦.R.米利特《赢者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始末》（邵文实等译，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512页“仿佛要将日本人斩尽杀绝，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满洲派出了160万人的装甲部队”；
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2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4页“200万苏军迅速插入中国东北，与70万日军进行了一系列激战，把日军往南驱逐”；
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下册（王伟等译，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84-5页“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以前的几个小时，守在满洲边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此时引来红军的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发动拂晓攻势，象潮水一般冲入日军阵地”。
苏军总参谋部将远东战役列为卫国战争51个战略性战役之一，苏联方面有许多远东战役的专著如《远东的胜利》，在全局的“二战史”研究中远东战役也会占很大的分量，如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战士出版社）用了第464-506页的篇幅（全书约1000页码）。
战败者日本右翼观点如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粹社1968年）4卷第358页“苏俄之参战，实为结束大东亚战争之最后一刀”，隐含着复杂的感情因素。
就评价苏联对日作战而言，中国学者首先面临政治定位问题。斯大林时期曾称“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中苏交恶后也只是将“修正主义”区别出来：“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军队和人民，在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人民日报》197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政治定位问题现已有所淡化，但特殊政治背景影响下中国方面对远东战役的研究倾向于苏联观点。例如王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称远东战役“一举摧毁了霸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关东军和其他日军，在最后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一些资料先入为主地强调远东战役与原子弹爆炸的不同作用，因而阻碍了对于远东战役的深入、客观研究，某些观点、史实记述可能沉淀为经典话语对后世形成误导。
二、远东战役发起动因与时机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德国投降后2、3个月对日开战”，条件是收复南库页岛、获取千岛列岛主权，取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等。在道义上，苏联的承诺是4年反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必然结果。就苏联国家利益而言，实施远东战役亦为十分必要，直接动因是为日俄战争雪耻，收复南库页岛、千岛列岛；进一步说是分享对日战争胜利成果、增加今后涉日国际问题砝码的需要，奠定战后的大国地位。德国投降以后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与方式问题，苏联当然很清楚远东战役必定稳操胜券。无论战役的实施形式是怎样，其直接的军事目标是必须击溃日军、必须对中国东北实行占领、日军必须向苏军投降。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常见的一种批评认为苏联发起远东战役有投机性，以此作为讨论远东战役作用的出发点，但是战争需要抓住机会这永远是对的。8月8日恰好是德国投降3个月，因此也可以说苏联信守了雅尔塔会议的诺言。但就在7月底波茨坦的三国参谋长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却说“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67-968页，实际签订日期是8月14日）。要澄清这两种说法，必须涉及一些基本情节，这主要是苏日的条约关系与远东战役的准备情况。
1941年4月13日苏日条约规定“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通知废止本条约时，则本条约应视为自动延长5年”（《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0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大使佐藤尚武声明“在此情况下，日本与苏联间的中立条约已失去其意义，证明这一条约的延长是不可能了。鉴于上述情形并依照上述条约第3条关于5年期满的前一年废除条约的权利的规定，苏维埃政府向日本政府宣布它废除1941年4月13日条约的愿望”（《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04-305页）。正式外交文件之外的解读常常有所偏差。苏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469页称“苏联考虑到现实情况，于1945年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协定”。中国资料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刘庭华，海潮出版社199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军事科学院编，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等均称“废除”。日本资料《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林三郎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研究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4月5日，莫洛托夫外长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通知给驻苏大使佐藤”，中国资料《日本帝国的兴亡》（汤重南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421页同于此。“废除”之说的含义看来有些疑问。
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869-870页称“1945年4月5日，当俄国人正式宣布废除他们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的中立条约时，日本的处境更加没有希望了”，该页又注释“这项条约为期5年。除非缔约国一方在条约满期前一年通知废除，否则就自动延期5年。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在宣告条约废除以后，苏联根据法律于1946年4月以前还是不能向日本宣战”。苏联的权威说法有苏联科学院院士伊万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关系概述》（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23页“1945年4月，苏联废弃了1941年的苏日条约”，在指出废弃的责任或原因在日本方面后并说“…实际上中立条约已不适用。1945年4月，即协定满期前一年，苏联根据协定条款的规定提出了废除协定的预告”。
显然，以上汤因比与伊万诺夫两种解释的内涵是一致的，均表明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的声明并没有即时中止条约，因此在8月8日苏对日宣战之前苏联对于日本与美中英之交战的态度仍可称为恪守中立。莫洛托夫声明三个多月后关东军才进行第二次扩军动员（时至6月17日关东军仅有12个师团，见下文），日本在苏联身上一直寄托着调停的希望，这些事实也表明苏日中立关系的存在。按苏日中立条约规定任何一方一年前提出的效果是执行5年有效期，而没有任何一方在一年前提出的效果是自动延长。换句活说，该条约设置有自动延长机制，欲使自动延长机制失效应在一年前提出。当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一方需要即时中止条约甚至开战，但依惯例这样极端的情形不会写在条约内，更不可能有时间上的限制。
当然莫洛托夫的声明暗示有可能在有效期前废止条约，其效果确实是苏联随时可能对日作战。这一特殊做法可以理解为苏联需要修补因执行两面政策而受损的形象。胜败对于交战双方是第一位的，某些决策行为是否有悖于法理却被双方政治家置于次要位置。苏联一直保持条约到最后时刻，8月7日15时40分日本外务省最后一次致电佐藤尚武催促苏联对“近卫访苏”表态,次日佐藤应召面见莫洛托夫时还想就此询问苏联政府，结果被告知苏联宣战。
远东战役的准备早已开始，例如梅列茨科夫元帅于4月中即到达乌苏里斯克（双城子）远东第1方面军之前身滨海集群司令部就任；6月末苏联远东军兵员与主要装备的调动已达到实际开战水平的80%以上（参见《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67页）；6月下旬莫斯科胜利阅兵期间苏军大本营确定了远东战役具体计划并以6月28日训令发布。从6月底到8月8日苏联随时都有把握发起远东战役。从战役规模说，就算三面合围满洲有困难，仅动用远东第1方面军在满洲东部发起攻击以遮断日本本土与满洲的联系，或首先解决南库页岛、千岛列岛问题，都是对于日本的致命威胁；从时间看，合乎常理的选择是至迟在7月26日以美中英苏四国名义发布《波茨坦公告》、同时对日宣战（不一定即时采取军事行动）。
安东诺夫在波茨坦排出的“8月下半月”开战时间表有意拖后“2、3个月”的承诺，又附加苏中条约签字的前提；还有，“斯大林于7月28日在波茨坦会议上报告说，他两次收到日本政府的请求，要他在日本与英美之间就结束战争的问题进行斡旋。当斯大林把这一情况告诉他的同事时他已经拒绝了日本的请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71页），这些情节似乎表明自德国战败以来苏联一直在等待什么。苏联除了密切关注远东战役的所得，也等待美国还有什么牌？美、英方面会以更高的条件再次请求苏联参战吗？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74页所说“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曾试图说服杜鲁门以正式形式邀请他参加对日作战。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想让斯大林以后能够说，他是来拯救美国军队的”，但苏联的意图岂止是“拯救美国军队”而已！
苏联人显然据有两大优势：既可以以美英军事盟国身份对日作战，击溃关东军、对满洲实行军事占领；也可以帮日本一把进行调停，使日本虽战败而不至于投降。无论怎样，雅尔塔会议所明确的利益都是稳得，而后一可能结果是日本将成为其盟友；日本虽失去中国东北，却可能保住朝鲜或其它海外地区。由于美国视占领日本为至关重要的目标，不可能接受苏联在远东有更多表现的事实，于是美国坚决地甩出了原子弹大牌，苏联则在最后一刻割断了与日本的联系——8月7日斯大林决定启动远东战役，既没有顾及战争的准备是否充分，也不等待苏中条约的签字。
一方面是兵员、装备与物资的充足准备，另一方面是开战的关键几步尽量拖延。华西列夫斯基元帅7月30日才就任远东军总司令，8月2日受令：远东第1、第2方面军于8月5日正式编成、远东军总司令部组建；“8月7日……训令说，后贝加尔、远东第1、远东第2方面军于8月9日开始军事行动，以完成大本营6月28日训令中规定的任务。”（以上参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据俄文1988年版）。海军行动另见《远东的胜利》第209页“8月8日3时30分，（太平洋）舰队司令员收到最高统帅部关于舰队进入一级战备、布设水雷和展开潜艇的训令”。《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王树森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未见记述远东战役正式命令的发布时间及背景，似乎是对此情节的回避。
“二战”军事行动的最后进程表不可能是杜鲁门、斯大林商定的结果，第2颗原子弹何时能投向何地连杜鲁门也说不准。关于原子弹爆炸与远东战役的作用、地位，研究者的看法也许难以一致。但是，有必要突出以下基本情节：6月末远东军兵力已达到实际开战水平的80%以上，苏军大本营6月28日发布远东战役作战任务训令，7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及远东军总司令部到位，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8月7日斯大林下达最后命令启动远东战役，8月8日佐藤尚武欲再次探询苏联对“近卫访苏”态度、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这张时刻表足以胜过许多空洞的争论，何况斯大林的内心想法是什么？历史学者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尽管苏联一直在等待某些情况的出现，但在广岛原爆的情况下再不启动远东战役，那肯定是十足的愚蠢。因此远东战役的时机问题宜按另一种思路考虑：设想如果没有8月6日的广岛原爆，苏联有两种选择，一是践行开战的承诺于8月8日发起远东战役；二是不要率先动手而是继续等下去，因为苏联不具备（或远次于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空中轰炸、海上封锁与直接登陆的能力，至少等到美英军登陆九州的“奥林匹克”计划开始实施再考虑，反正远东最低利益已是囊中之物。从利益角度看后者当然是第一选择，至于雅尔塔承诺的不能实现或推迟实现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如果美英军迟迟不能发起九州登陆作战，则苏联是否会采取调停斡旋态度也难说。当然，由于美国的底线是以单独占领日本的形式获得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一定会竭力阻止或抵消苏联的调停。
三、远东战役地域的日本陆军部队
《远东的胜利》第28页称“在远东同苏军对垒的敌军集团计8个野战军、2个航空军，共40到42个步兵师团、7个骑兵师团、22个步兵旅团、2个坦克旅团及一些独立联队，总兵力超过120万人”，常为一些引用者误解（如《国外坦克》2005年第8期第50-53页肖鹏《铁骑千里奔袭横扫日本关东军》的关东军数字当源于此），其错误在于这并非仅指关东军，而是包括“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的伪军。
1942年10月关东军升格为总军，至1945年初关东军辖有第1、3方面军。因朝鲜东北沿海是苏军可能的进攻方向，从5月底朝鲜北部防务从第17方面军交割关东军，6月17日从中国派遣军调入第34军司令部驻咸兴担任领率。1945年1月朝鲜军改称第17方面军，防御重点在半岛南端抗击美军登陆，济州岛就布置有第58军及所属第96、111、121师团、独立混成第108旅团。第17方面军司令部驻汉城，直辖部队第120、150、160、320师团、独立混成第127旅团、分驻全州、光州、群山、釜山等处。远东战役发起后第17方面军归属关东军。李惠等《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称“8月10日大本营令第34军编入第17方面军”，中国资料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第291页）、《中国共产党创业30年》（马齐彬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附录亦有此说，笔者遍查日文《日本陆海军事典》、《太平洋战争日志》均无此记载。
第34军司令部及第59师团于6、7月间分别从武汉、济南调来，又于7月10日就地编成第137师团、独立混成第133旅团，驻防在咸兴、平壤一带。
1945年1月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转调中国派遣军、5月关东防卫军改称第44军、7月组建第30军司令部，至“8.15”在中国东北范围内有关东军第1方面军之第3、5军，第3方面军之第30、44军，直辖第4军。
1940年日军大本营确定是时关东军第1、8、9、10、11、12、14、23、24、25、28、29师团外加第16师团（在本土）为满洲永久驻扎师团，到1943年6月又先后调入或组建第57、71、27师团共15个精锐师团，这是关东军最强大时期。1944年这15个师团有11个调往南方战场，遂用守备部队就地编组6个师团到年终计有10个师团，无论师团数还是师团战力均为1939年以来之最低状态。
关东军序列内的警备、守备、驻屯部队有：1932年编第1-5独立守备队（主官为少将军衔），分驻防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1939年增编第6-9独立守备队。1939年编成第1-8国境守备队（队长为中佐、大佐或少将军衔），1940年编成第9-13国境守备队，1944年增编第14国境守备队。1941年前编珲春驻屯队、阿尔山驻屯队，1944年编第101、102、103、104警备队、富锦驻屯队、关东州警备队、鞍山防卫队、11个兵站警备队。1945年前有些部队已扩编改制为师团，如1942年珲春驻屯队扩编升级为第71师团、1944年第8国境守备队扩编为第119师团等。1945年1月与7月分两批用以上部队及既有师团留守人员、在乡军人新编16个师团与9个独立混成旅团：1月16日编组第121、122、123、124、125、126、127、128师团，7月10日编组第134、135、136、137、138、139、148、149师团，其中第121、137师团配置在朝鲜半岛；将第17方面军新编的第79师团移驻图们；关东军原有10个师团又调出6个，余下1944年扩编的第107、108、112、119师团；6、7月间从中国派遣军紧急调入第39、63、117师团；1月16日编组独立混成第79、80旅团，7月10日编组独立混成第130、131、132、133、134、135、136旅团，其中独立混成第133旅团配置在朝鲜半岛。合计在中国东北有22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称3月编独立混成第137、138旅团系错误），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其中有作战经历的部队只是原中国派遣军第39、63、117师团。
截至8月6日关东军序列次于独立旅团的部队尚余第104警备队、关东州警备队及1945年新编第1、2、3特别警备队、第15国境守备队，主官多为少将或大佐军衔，员额不定。
第5方面军司令部驻札幌，应列入远东战役作战范围的部队是：第88师团驻南库页岛、第89师团驻择捉岛、第91师团驻千岛列岛北端的占守岛，独立混成第129旅团驻千岛列岛中部的得抚岛。其中第91师团为1944年编组，其它为1945年新编。
张家口方向有中国派遣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按：一些资料将第118师团列入，实际情况是：远东战役发起后第118师团于8月12日紧急北调蒙疆，13日12时中国派遣军接东京命令急调一个军司令部两个师团到南满，当即决定第118师团改往南满。但13日晚蒙疆方面情报称苏蒙骑兵集群次日可到达张北，驻蒙军紧急要求派兵驰援。14日判明情况后第118师团在行进途中奉命开往张家口，停战时第118师团主力尚在天津地区仅有部分兵力到达张家口，参见日本防卫厅《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年]2卷2册第61-63页）。
综上所述，1945年不同时段关东军序列及远东战役参战部队概述如下：
1、至1945年6月17日（关东军长春会议）关东军第1方面军辖第3、5军，第3方面军辖第44军，直辖第4军，驻防地域中国东北，共12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
2、至远东战役前关东军第1方面军辖第3、5军，第3方面军辖第30、44军，直辖第4、34军，驻防地域中国东北与朝鲜北部，共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按：《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569页转引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关东军的兵员又膨胀起来，拥有以24个师、9个独立混成旅为基干的约75万人的兵力。可是，这些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怎样呢？即便是最老的师，也只有1944年5月编成的第107师。其他都是在那以后新建的兵团”，此说不对，从关内调入的第39、59、63师团分别编成于1939、1942、1943年）。
3、远东战役发起后关东军第1方面军辖第3、5军，第3方面军辖第30、44军，第17方面军辖第58军，直辖第4、34军，驻防地域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共31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
4、远东战役作战范围日本陆军部队总计27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分别属于：
关东军第1方面军（辖第3、5军）、第3方面军（辖第30、44军）、直辖第4、34军的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独立战车旅团1个机动旅团；
第5方面军3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
中国派遣军驻蒙军1个独立混成旅团。
日本陆军第2、5航空军分驻中国东北与朝鲜，但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极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505页“被苏军缴械与俘虏的有：日军的23个步兵师、10个步兵旅、1个摩托化敢死旅、2个坦克旅（第1旅与第9旅）、2个航空旅（第15旅与第101旅）”，与本文分析结果大体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第291页称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对苏联防御兵力为“14师团、11个独立旅团，约75万人”，错误甚大。
四、远东战役期间关东军人数
据《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201页“1965年公开发表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中…日军损失67.7万名以上，其中包括战死者约8.4万名”（引注：此总数应含海军镇海警备府之旅顺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与元山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196-197页又称南库页岛俘虏1.8万，千岛群岛6.384万。日军战俘解送苏联时以每千人编为一个作业大队，《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73页统计作业大队有满洲430个、北朝鲜65个、库页岛千岛75个。《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海外日军投降人数第17方面军29万人并注明“韩国之人员数，包括北韩者在内”。根据上述数字并考虑到8.4万战死者主要在中国东北战场，可估计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兵员约51万、在北朝鲜约6万、在南朝鲜约23万，合计约80万；南库页岛千岛第5方面军约9万、海军旅顺与元山约2万。《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称8月初关东军（不含第17方面军）人数75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第291页、《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日本关东军”条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朱贵生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2页亦是），可能有统计口径之讹误。以下因素使关东军人数难以统计：
关东军序列的方面军、军司令部变动甚大，第17方面军迟至8月10日才入列；
关东军所属部队绝大部分是新编或新调入的，31个师团中有21个是1945年新编师团、有4个是6、7月从中国派遣军紧急调入、11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新编；最迟竟然有7月10日编成的8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的编组能达到何种程度肯定大有问题，例如第136、137、138师团完全由在乡军人编成，实际未成军；又如三个特别警备队的编组于7月底才获批准，关东军8月初开始组织实施，其间预定配属第4军的第3特别警备队因军司令上村干男反对而搁置；7月10日编成的7个独立混成旅团都只辖4个独立步兵大队，而此前的独立混成旅团标准编制是5个独立步兵大队或更多；
在7月10日编成的8个师团中有7个师团长于7月16日上任，第137师团长秋山义兑7月30日上任。这8名师团长中有7名从日本国内调任：2人为预备役召回、4人为留守师团长、1人为陆军步兵学校附，只有第135师团长由关东军第1国境守备队长升任；在7月10日编成的7个独立混成旅团中，2人7月16日上任、5人7月26日上任（参见网络资料《日本陆海军事典》、《日本东亚战史研究部-日本陆军》）；
绝大部分战俘（可能包含非军人）被解送苏联，确切数字日本人都难以搞清楚。
五、远东战役与苏军交战的日军部队
德国投降后日军对苏联的判断是，对日作战的准备预料在8、9月份大体能够就绪（《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69页），决定关东军作战要点是“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新京-图们）以南、连京线（大连-新京）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关东军作战意图发生转折的诱因在于日本败局已定，无论结果是投降还是体面战败，中国东北一定保不住（本来就是侵略所得，又预定作为请求苏联斡旋的回报），但朝鲜属“自愿”合并于日本。8月9日凌晨苏军正式发起攻击，当日中午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是“依据关东军作战计划，击破入侵之敌”（《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59页），10日大本营命令强调“‘以对苏作战为主，随时击破进犯之敌，确保朝鲜’。就是丢掉满洲，也要保住朝鲜，这是大本营的意图所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80页）。关东军对苏作战准备长达十多年，当这一天来到时所面对的形势却是苏联全力以赴与日本整体颓败，关东军更是虚弱不堪。这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反映日军大本营战略意图的飘忽不定导致兵力左支右绌。
远东战役发起后不久关东军首脑迁往通化战斗司令部指挥，以通化为中心的“京图线（新京-图们）以南、连京线（大连-新京）以东”地区是预定的关东军第一收缩地。在苏军冲击下关东军部队进行了紧急调动，主要态势是西线与北线部队向腹地收缩，东线有较多抵抗。据中国派遣军14日9时48分收到关东军通报：“长春、奉天兵力之集结，基本上正在顺利行进”（日本防卫厅《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年]2卷2册第65页），可为佐证。30年代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修建了14处（一说17处）筑垒地域，却与此时作战意图不符，造成关东军作战指挥上的尴尬，远东战役实际发生的战斗多在海拉尔、东宁、虎头、孙吴、富锦、同江等筑垒以及牡丹江的迟滞阻击战。
苏联资料《远东的胜利》第121页关于作战经过的概述是：“8月9-14日，苏军粉碎日军掩护部队，前出至中满平原。8月15日至9月2日，苏军发展进攻，前出至满洲中心地域和北朝鲜。关东军投降。8月9日至19日，在满洲和北朝鲜的日军主要集团被击溃。尔后，直至9月2日，苏军接受敌军投降并消灭拒绝放下武器的个别集团和守备部队”。
由外贝加尔方面军实施的大兴安岭-奉天战役简况是：资料《远东的胜利》第125页“当面有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日军第3方面军的主力已撤回纵深，位于长春和沈阳地域”；第128页“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是在左翼第36集团军的进攻地带…日军步兵第80旅团凭借额尔古纳河进行防御，企图以筑垒地域防御工事内的火力阻止敌36集团军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485页：“向牙克石（喜桂图旗）及其以南方向进攻的各兵团，以其基本兵力与日第80混成旅展开了争夺大兴安岭山口的激烈战斗；而其先遣部队则与日步兵第119师在博克图接近地，展开了激烈战斗”；《远东的胜利》第137页：“第39集团军在绕过阿尔山筑垒地域进击索伦一线与第107师团交战”。
由远东第1方面军实施的哈尔滨-吉林战役简况是：资料《远东的胜利》第160页称穆棱方向有日军第126师团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494页称8月15、16日牡丹江攻防战日本守军为第5军（步兵第124、126及第135师团）及方面军预备队第122师团；《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496页：“到8月16日日终，远东第1方面军已向满洲腹地和北朝鲜推进了150到250公里。经过8月9日到16日的各次战斗，日第5军（步兵第124、126及第135师团）已被彻底击溃，日第3军（步兵第79、112及第127师团）、步兵第122及第128师团、步兵第132旅团、摩托化敢死第1旅团（这两个旅团是关东军第1方面军的预备队）均遭重创”；《远东的胜利》第175页“据日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供认，仅第5军就伤亡3万人左右，占其作战人员的一半以上。第3军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员。担任关东军第1方面军预备队的机动第1旅团则几乎全军覆没”。
由远东第2方面军（黑龙江内河舰队参与）实施的松花江战役简况是：资料《远东的胜利》第184页“8月14-15日，步兵第3和第12师主力到达孙吴地域，日本守军（步兵第123师团的部队）已被三面包围。此时，步兵第396师和山地步兵第368团沿嫩江方向进攻，在西岗子地域包围了日军步兵第135旅团”；第209页：“8月17日至18日，日步兵第123师团全部放下武器。我军在孙吴地域共俘虏敌军17061人。…敌步兵第135旅团…到8月20日才完全为我…所歼灭，敌军4520人被俘”。
由远东第2方面军实施的南库页岛进攻战役：远东第2方面军第16集团军第56军（主力是第79步兵师）与日军第5方面军第88师团交战。
由远东第2方面军实施的千岛群岛登陆战役：远东第2方面军堪察加防御区（主力是第101步兵师）在占守岛与日军第5方面军第91师团主力交战。
以太平洋舰队为主、远东第1、2方面军参与实施的清津战役简况是：资料《远东的胜利》第211-224页记述太平洋舰队8月12日终攻占雄基、罗津，16日占清津，19-22日占成津（今金策）、元山，作战规模均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497页“迫使罗南师管区部队南撤”，亦可参见《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87-188页“在雄基、罗津、清津方面配备的部队和第34军不是一个系统，归罗南师团管区所属”。第34军司令部驻咸兴，部队分驻咸兴、定平、平壤，离上述战场尚远。据《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下册第500页记述，咸兴、平壤、元山、海州均为苏军以空降方式占领。
概括以上所述，远东战役实际作战地域是中国东北、朝鲜成津以北东北沿海、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与苏联远东军实际交战的日本陆军部队（独立旅团以上）有：东线第1方面军第124、126、135、122、79、112、127、128师团、独立混成第132旅团、第1机动旅团；西线第3方面军第107、119师团，独立混成第80旅团；北线第4军第123师团，独立混成第135旅团；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第5方面军第88、91师团。
以上与日本资料《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1页所述相差无几：自8月9日凌晨开战到8月15日，关东军与苏军交战的部队第107、119、112、124、126、128、135、123、134师团9个师团与独立混成第80、135旅团，只是关东军“24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一部分。差别是《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未提与苏军交战的有第79（图们）、122（牡丹江）、127（延吉）师团但有富锦地区的第134师团，《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所称“其中第124、126、135师团受到很大损伤”即指牡丹江攻防战。
梅列茨科夫元帅称，（若不围歼）关东军“将要收缩，争取时间，逐步向朝鲜或中国逃遁。而这正中东京下怀。我们的盟军也不会反对。这可以使英美军成为亚洲日占区的唯一解放者”（《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76页）。从政治、军事方面考虑苏联可能预设有“必须击溃日本关东军”的目标，而“关东军是否被击溃”也就成了二战史研究的疑难问题。苏联的正式文件与史料一般强调关东军被苏军击溃，例如《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战士出版社1983年）下册第695页“远东战役”条目“从8月19日起，各地日军纷纷投降…关东军终被击溃”。该书在“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条目与“南萨哈林岛战役” 条目均不提日军奉令停战和投降。但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似乎倾向客观：“战局正式进行了24天，战斗行动实际不到一半时间…日本关东军的突击力量被彻底粉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10页）。中国方面的资料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起源、进程与结局》（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925页“18日，日本关东军开始投降”，没有“击溃”或“歼灭”字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5页 “关东军大部缴械投降，少数负隅顽抗的部队被歼灭”。在日本方面，“关东军是否被击溃”甚至成了左、右翼分歧的标志之一。例如林三郎（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俄国课长）强调关东军未被击溃，自8月9日凌晨开战到8月15日关东军与苏军交战的部队只占关东军的小部分（见《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1页）。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则持相反观点：“战斗开始后还没到一周，拥有如此庞大兵力的关东军主力已经完全崩溃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39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就苏联的立场而言，“击溃日本关东军”至少是对于日俄战争俄军蒙辱的报复，这不仅显露于斯大林9月2日的战争胜利演说，也有9月6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率远东军总部与各方面军首脑赴旅顺拜谒日俄战争阵亡俄国官兵公墓的举动可以作证。
六、远东战役结束时间与日军的投降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将远东战役的时间界定为8月9日至9月2日。一些中国资料显然认为这一日期难以处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第291页只说“8月18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下达向苏军投降的命令”，回避对以后战局的描述；《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39页有“在8月9-14日的6天里，苏军和配合作战的蒙军在不同方向上推进了50-500公里左右…”，后文不再提及远东战役。
8月14日华盛顿时间19时（东京15日9时莫斯科15日2时）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已经命令盟国的武装部队停止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77页）。由于不存在统一的盟军作战指挥部或统帅（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只可以指挥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则是美国指挥太平洋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英国指挥东南亚战区，中国战区自成系统），《远东的胜利》第186页称“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把这一训令转交给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苏军也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苏军总参谋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称日本武装部队未真正投降，苏军将继续作战。
战争在后世军事历史学者与军人心目中是辉煌的，但对于身处厮杀现场的军人却是痛苦不堪，期盼停战乃是人类天性，在获知大局已定的消息时第一线军人通常会选择终止作战行动，除非其直接上级另有明确指令。太平洋战场哈尔西第3舰队在15日晨派出一批飞机空袭日本，两小时后获知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后即命召回（参见E.B.波特《尼米兹》[蒋恺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574-575页，《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下册第288-289页）。在中国关内战场，8月初日军第6方面军第11军（辖1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退缩在广西全县，8月11日在城北设伏佯装撤出全县，12日中国军队攻入全县后遭日军反击而退出，14日日军重占全县，15日获知日本投降，次日第11军决定“以最快速度轻装向北后退”（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1页），旋即弃城撤出广西进入湖南祁阳、衡阳一带，中国军队17日收复全县但未追击日军（参见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6页）。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蔡德金等译，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45-246页，8月14日御前会议后，14时20分召开了陆军首脑会议，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第1总军司令杉山元、第2总军司令畑俊六等到会，决定“彻底遵从天皇决断行动”，18时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名义向在国外军队发出《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据《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89页“8月14日夜，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曾收到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关于停战的电报。电文中指示：在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之前，还继续执行以前任务”，这应当就是14日18时《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
15日天皇《终战诏书》广播后，关东军尚在等待大本营的具体命令，16日晨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参见《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89-190页，实际上大本营于8月15日14时发布“大陆命”1381号下令停止积极进攻作战，《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未记此事；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结束战争大事记》（高书全译第278-286页，转引王季平《“八一五”这一天》第178-18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记载15日14时收到“大陆命”1381号，但没有关于采取措施的记载）。
8月16日起东京与马尼拉建立直接通信，日军大本营奉盟军最高统帅部指令于当日16时发布停战令（“大陆命”1382号），关东军收到后即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与解除武装命令（《关东军总司令部结束战争大事记》），关东军总司令并以无线电广播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请求停战（《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0页）。
在交战双方已达成投降和接受投降时，有效停战的主动权一般在战胜一方。对远东战役结束过程详情的研究当属重要课题，须作更深入具体的调查与分析，亦有可能引发多方争论。但以上表明，日本陆军14日18时《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日军大本营15日14时“大陆命”1381号、16日16时“大陆命”1382号，关东军均收到并有相关措施。但是，按苏联远东军的命令，远东战役主战场的作战行动应当持续到8月20日12时。
《远东的胜利》第218页“8月17日17时，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情报部无线电台收到关东军司令官的电报，说他已向部队下达了投降和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当日19时，一架日本飞机在利什尼会让站连续投下两个装有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关于投降和停止战斗行动的通信筒”。《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2页“8月17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通过无线电回答了16日关东军司令官关于停止战斗行动的请求。命令关东军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动”。《远东的胜利》第218页“尽管发表了这些声明，8月17日这一天日军在全线仍继续对进攻的苏军进行抵抗。…日军指挥部终于认识到继续拖延无济于事，于1945年8月18日下达了关于投降的命令”即指18日关东军各部参谋长会议，下达更具体的停战解除武装命令（《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2页）。
据《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0页，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受命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联系投降事宜；据《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90-391页，8月16日晚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谢拉霍夫少将在哈尔滨机场截获秦彦三郎并要求其无条件投降，8月19日上午秦彦三郎被送至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指挥所（苏联境内加里阔沃）洽降。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秦彦三郎下达了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限令8月20日12时前全部停止作战行动，各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并履行缴械投降。8月20日、8月24日关东军总参谋副长松村知胜少将奉命携带有关文件两度飞往加里阔沃洽降，此后即扣留在苏联军方。
在双方开始接触后，18日华西列夫斯基命令“为尽快夺取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的城市，必须使用机动迅速、装备精良的专门支队”（《远东的胜利》第218-219页）。据此，19日拂晓外贝加尔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上校乘武装飞机强行降落在长春机场，阿尔乔缅科进抵关东军总司令部要求山田乙三大将执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下令投降，山田乙三于当日14时10分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宣告日军已经投降（《关东军总司令部结束战争大事记》未记载）。
据《关东军总司令部结束战争大事记》，首位进抵长春（8月20日）的苏军首脑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8月22日、9月3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代表、某政治中将（原文如此，是何人待考，苏联远东军军事委员希金为上将军衔），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本人先后抵达长春。以上三人均召见了山田乙三。9月5日，山田乙三及总司令部将官经哈尔滨解送苏联伯力。
据《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97页记述，8月17日，日军第5方面军司令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南库页岛战场8月22日签定停战协定；占守岛战场8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
8月20日以后的中国东北战场与8月23日以后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战场苏军的主要行动是进驻城市与战略要地，至9月1日已到达北海道外海的国后岛、色丹岛，次日盟国对日受降典礼举行，也是苏联所界定的远东战役的终止时间。
盟军《总命令第1号》指定的五大受降国中，美国主持了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其后有9月9日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9月12日蒙巴顿主持东南亚战区新加坡受降典礼、9月9日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主持莫罗泰岛受降典礼，以及由美、中、英、澳众将领主持的对日军方面军级或军级部队的多场正式受降仪式（参见黄力民《二战终结：日本投降与美中英苏澳五国受降》[《军事历史》2005年学术论文专刊第30-39页]）。苏军受降行动的形式与此大不相同，某些“二战史”文献资料中可见不甚确切的描述，例如《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第307页称“9月2日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正式向苏联红军投降”，《中华民国史事日志》（http://ef.cdpa.nsysu.edu.tw/ccw/02/1945.htm）记载“8月21日关东军50余万正式在哈尔滨向苏军投降”。查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梅列茨科夫的回忆录、《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及《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均没有关于正式受降仪式的记载。据华西列夫斯基本人记录，他奉斯大林之令于9月29日才离开远东抵达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11页），可见若有正式受降仪式他应当在场。梅列茨科夫记述：“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3日，我飞抵该市…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大会在第二天举行…”，接下来数天是苏军远东军及各方面军首脑视察长春、沈阳、大连、旅顺等地（《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99页）。远东战役的时间被界定为8月9日至9月2日，有的研究者可能因此而附会9月2日有过某种仪式。可以肯定，苏军的另样做法并非是无意的，其原因一是不愿附和美国；二是由于苏联未执行《波茨坦公告》关于“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条款，因而不便举行正式受降仪式。
苏联在远东的所得虽远不如美国，但大国的姿态还是要做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984页称“麦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装和日本士兵的遣运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并设法防止在东京湾全面受降之前发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俄国人并没有受麦克阿瑟命令和指示的约束，俄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1日便接受了满洲关东军的投降”，这一说法就是指华西列夫斯基给山田乙三“限8月20日12时前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及缴械投降具体安排”的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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