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也有人表述为美国的国际地位或美国的兴衰问题)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中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主要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外交智囊团还是在相关的学术界,概莫能外。判断当今国际战略格局和中国的国际环境,对“单极”、“多极”、“加速走向多极化”、“一超多强”等概念的探讨,中心问题之一都是对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作出基本分析。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也是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各大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之一。本文拟从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本身变化和世界形势发展出发,就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意见,其中涉及评判美国地位的若干标准,以及本世纪末美国内外政策的基本走向。
一、老问题，新发展，老现象，新解释
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对美国兴衰问题的讨论最集中的时期是1990-92年。当时的讨论有五方面的背景。一是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1987年)为开端的美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大辩论。二是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德国实现统一,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989年前后高于美国,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三是1991年海湾战争前后美国布什政府不断鼓吹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美国领导多国部队所显示出的强大政治军事优势。四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西方世界到处都在议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胜利”。海湾战争和苏联垮台后,在反对美国霸权图谋的国家中,普遍感受到可能出现单极世界的巨大压力,甚至有某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五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政策。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消失后,美国无疑构成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外部挑战。恰如其分地估计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对于中国制定长远的内外政策是紧迫而必须的。
在那一时期,中国研究者对美国兴衰问题众说纷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的地位已经相对衰落。有人进而提出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持续下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美、日、欧的经济实力在本世纪末即会“逐渐趋平”。也有人认为,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盛时期”相比,其实力和地位相对削弱或衰落固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说它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一直衰落下去,则根据不足。当年那场讨论大大深化了中国学者对美国和世界发展趋势的认识。有些观点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也有些观点当时看来很有道理,却没有经得起这几年时间的检验。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事实发展同预测不合是很正常的现象——有多少人曾经预言苏联的消亡?本文无意在此全面审视那场讨论,而是将90年代初判断美国地位下降的主要依据,同几年来的新发展和新观点做一个简单的比较。90年代初,得出美国正在衰落结论的首要根据,是美国同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差距正在缩小。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高于美国,1989年日德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7%和3.9%,美国仅为2.5%;1990年日德增长率分别为6.1%和4 2%,而美国仅为1%。[2] 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自1991年3月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70多个月的持续增长,远远超出了战后平均连续增长50个月的界限。以目前美国经济强劲的势头判断,这一轮经济扩张有望持续到本世纪末。美国经济增长率在1993-94年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数,1995-96年基本持平。在1995、1996、1997三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2.4%和2 2%,超过日本的0 9%、3.6%和1.6%以及德国的1.9%、1.1%和2.2%(1997年均为预测数字)。[3]
90年代初许多观察者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美国同日本等国相比,在多方面丧失了经济竞争的优势。论据包括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下降,在汽车、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和一些高技术产业竞争中不敌日本,外国在美投资迅速增加,外国银行进一步打入美国金融市场,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和银行形成对美国越来越大的挑战,等等。国际竞争力不像经济增长率那样容易比较,但是近年来美国同日本和欧洲相比竞争力有所上升,则是许多专家的共识。美国再次在世界市场上夺回汽车、半导体等产量的桂冠。美国从1994年开始连续三年得到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冠军称号。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共同组织的年度国际竞争力评价报告,1996年美国总分排名第一,日本屈居第四(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列第二、三位);美国在国内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国际化、科学技术开发等指标上都高于日本,但在企业管理、国民素质方面低于日本。[4]
自克林顿上台以后,扭转了里根—布什时期联邦预算赤字直线上升的局面,推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以削减赤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政策。[5] 联邦预算赤字从1992年的2903亿美元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638亿美元,[6] 1996年又进一步缩减到1073亿美元,[7] 已不到1992年财政赤字的40%。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6%降到1996年底的2%以下,接近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1995年底到1996年初白宫同国会虽然爆发了“预算战”,但在平衡预算的总目标上立场趋于接近,双方如果能在军费和裁减福利开支方面达成妥协,将有希望在下世纪初基本解决预算平衡问题。
1995-97年美国失业率只有5.4%左右,比起1992年7.5%的失业率有大幅度下降,更大大低于同期欧盟11%左右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充分就业状态。日本的失业率虽然只有3%左右,但对实行终身雇用制的日本经济而言已经是危机状态。[8] 近来美元汇率、消费者信心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劳动生产率、公司利润率等都处于高指标,也是美国经济良性运转的标志。自1991年以来,美国股市行情扶摇直上,1996年美国的股票市场是近20年来最火暴的。[9] 在1978和1990年,西德/德国的商品出口额一度超过美国，[10] 而近几年美国又重新成为第一出口大国。
美国经济在上述方面的发展变化,是90年代初期许多专家未能充分估计到的。同时,围绕着关系到如何评价美国兴衰的经济现象,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第一,关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步扩大,1990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到1995年已达1587亿美元。[11] 有些学者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像表面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严重。首先,所谓贸易逆差指的是有形商品贸易的进出口差额,而美国服务贸易的巨额顺差至少可以抵消其有形商品贸易逆差的一部分。自1970年以来,美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盈余,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已达103亿美元,到1995年更达630亿美元。[12] 务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而美国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技术、信息、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贸易领域稳居世界第一,因此仅根据商品贸易差额来判断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全面的。其次,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海外直接生产、就地销售的收入没有完整地反映在贸易统计中。[13] 再次,正像一位学者所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出口萎缩的结果,而是以出口的迅猛增加为背景的。[14] 美国出口额从1990年的3940亿美元扩大到1995年的5847亿美元,增长了32.6%。[15]
此外,美国在官方统计中有夸大贸易逆差的倾向。这在中美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白皮书中,就谈到使用原产地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指出应透过表面数字,认真分析各国在贸易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考虑国际投资、服务贸易等趋势,以改善和完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16]
第二,关于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
虽然联邦预算赤字近年来呈直线下降趋势,但美国内外债仍在增加。联邦政府的公债从1990年的32333亿美元跃升到1995年的49740亿美元，[17] 增幅达54%。1990年底美国外债为2948亿美元,到1993年底跃升至5558亿美元。[18] 美国80年代末戴上的“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帽子,到90年代末也摘不掉。
有论者认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基本波动于2～6%之间,同西方七国在4%上下的平均比率基本持平,因此不能说明美国经济衰落,而且赤字财政是美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经济危机的结果。[19] 从传统观点看,长期债台高筑应导致投资不足,消费者信心下降,外国投资者撤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加剧了美国的外债负担,使美国政府必须用财政支出的一大部分用于支付外债利息。但有的学者指出,近年来美国并没有出现债务危机,国债销售看好,海内外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十足,美国对外投资特别是私人资金的投入增长迅速。90年代,美国资金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取代日本和英国,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日本近年来却投资不足。[20] 1990年代初,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剧增,曾经让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但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开始强调外国在美国投资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以及贸易赤字所造成的经常项目差额,有利于达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21]
第三,关于美元地位问题
如何估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90年代初“美国衰落论”的论据之一便是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后美元地位和汇率的不断下跌。当1994年和1995年头几个月美元兑日元和马克的汇率大幅度下跌时,人们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再一次表现出忧虑,有人甚至提出美元、日元和马克三种国际货币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是,有的专家根据新资料说明,“美元地位虽然在下降,但是与任何其他货币相比,无论作为计值货币、支付货币,还是作为储备货币,美元仍占有绝对的优势。”例如,1994年美元仍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官方外汇储备的57.1%,而马克和日元仅分别占14.8%和8.1%。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比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持续的时间要长。[22] 还有的经济学家证明,很难确定日元对美元的长期趋势是升值。“目前,日美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变化,谁能肯定日元对美元比价的走势目前不是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呢?”[23] 美元的回升“主要反映美国经济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比较健康,经济发展的势头比日、德好”。[24]
第四,关于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问题
几年前,人们经常根据日本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大超过美国的事实,来说明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随着“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在国际经济比较中受到重视,这一判断已受到怀疑。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商业部根据购买力平价的估算,1994年美国仍为世界首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6640美元,第二位是卢森堡的22830美元,以下依次为加拿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列支敦士登,日本(20200美元)、德国(16580美元)分别排第10和24位。[25]
中国的美国经济问题专家在估计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经济发展状况时,提到的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并且大都认为美国同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在一些领域甚至扩大了。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指出,“不能单纯地以商业周期的某种经济变动来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问题,不能在经济周期不景气时就谈论‘经济衰落’,而在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又说是‘经济复兴’,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可取的。”[26] 实际上,未来几年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可能回升。日欧的储蓄率都高于美国,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也相当高,又都处于深刻的经济结构性调整之中。因此,在下世纪初又一次出现日欧赶超美国的现象,并非不可想像。
二、调整评价尺度
90年代初,当一些著述论证美国的世界地位相对衰落时,最重要的依据是美国同日本、德国相比经济竞争优势的下降。那么,如果事实证明美国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拉大,能否说明美国的世界地位上升了呢?我认为,观察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需要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尺度,包括纵向和横向的尺度及多重视角。
所谓纵向尺度,指的是将今天的美国同什么时候的美国相比。如果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相比(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占到世界总产值的一半),美国的世界地位毫无疑问并且无可挽回地降低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这种比较也解决不了我们今天关注的问题。如果是同8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没有显著的波动,基本保持在25%左右,美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项指标都不足以说明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本文所探讨的,是同冷战刚刚结束时相比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
所谓横向尺度,指的是将美国同哪些国家相比。如果同日德两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相比,在冷战后的几年里美国的优势扩大了。同经济衰退的俄罗斯相比,优势的扩大更为明显。但是,当同中国、亚洲以至作为整体来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时,美国同它们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明显缩小了。近三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在6%上下,亚洲高达8%上下,而美国在2.2%左右浮动。[27] 也可以说,冷战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仍然能保持世界总量的1/4,靠的是日本和部分发达国家的低增长率,以及前苏联等地区的负增长。
所谓多重视角,指的是经济以外的其他衡量标准。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最终当然是由它的国力来决定的,而国力的核心当然是经济实力。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经济实力同政治地位不相称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以来远大于中国,但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却小于中国。冷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远不如80年代后期,但它在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政治地位却没有下降,甚至可能比80年代后期上升了。在观察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时,经济指标(尤其是在冷战后这短短几年里的指标)和经济发展趋势,只能是主要依据之一。本文提出下列七项重要衡量指标,以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估。
(一) 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除上文已经提及的主要具体指标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美国经济实力有着恒定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地缘位置的优势为基础,国土辽阔,人口总数大而密度低,这些都是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在全球人口急剧膨胀同环境恶化、资源稀缺的矛盾日益激化时,美国这一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二是美国率先进入信息时代,由电脑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而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正在给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信息集约化的领先地位,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扩大美国同其他国家在尖端科技领域(生物工程、医学、宇航、新材料等)的差距。
(二) 军事能力
冷战期间,即从1945年到1989年,美国军费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6%。美国在冷战后削减军费的幅度较大,从1990年的3000亿美元左右(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 4%)[28] 削减到1995年的270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7%)。[29] 美国国防部1997年5月19日公布的“防务战略报告”,提出要保证今后10年内维持目前每年军费2500亿美元的水平。[30]如果这份“防务战略报告”的建议能够获得批准和实施,今后美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逐渐降到3%以下。但美国军费目前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是其北约盟国军费总和的近两倍,俄罗斯军费的三倍,中国军费的十几倍。
美军总兵力从1989年的213万人压缩到1997年的145.7万人,计划在2001年保持在144.5万人的规模。[31] 在美国军费、战略核武器和兵力都有所削减的同时,它在海外的驻军也急剧减少。1987年时美国在欧洲驻军达32万人,到1995年初时缩减到10万人。1992年美军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撤出,但它在亚太地区驻军的缩减幅度不大,只从12万人减少到10万人,并将保持这一规模。[32]
美国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弥补了它在经费和兵力上的压缩。美国仍然重视核武器的作用,但已将武器发展的重点转到开发新一代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在军费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增加高技术武器研制的经费,加速发展隐形、定向能、智能、精密制导、空间系统、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33] 冷战结束后,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付地区冲突的能力有所提高。
冷战后美国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的军事优势也许没有下降,但是在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降低后,美国的超强军事能力对其他大国难有威慑之势,军事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外交工具的作用下降了。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后仍然通过武装干涉、武力威胁和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等方式,在海地、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半岛、索马里、波黑、台湾附近海域等国家和地区,频繁使用和炫耀武力。用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的话来说,冷战后时期仍然是美军的“繁忙季节”。[34]
(三) 教育水平和人才流向
多年以来,“救救我们的学校”、“教育的末路”、“大学的危机”等等,在美国不绝于耳。人们常说美国的年轻人看不懂地图,中学生不会做简单的算术,大学生有的连一封信都写不通。最可笑的例子是布什时期的副总统奎尔居然把最简单的单词“土豆”都拼错,还要去纠正小学生。一篇评论美国教育的文章指出:“凡评论美国教育的文章无不令人沮丧”,即使是持乐观态度的人,也只是说美国教育水平近来并未下降,没人说它有所提高。“美国教育的失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35]
目前美国教育的困境,集中于公立中小学校教育质量低下和高等教育学费上涨过快这两个问题。在90年代,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缓解的迹象。“美国的公立学校达到了几乎是垄断的地步——没有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既没有学校体系内部的竞争,也没有来自外部的竞争。” [36] 美国学校实际上从未有过任何国家教育标准,也没有全国性的成绩测试,[37] 几乎完全是各自为政。政府对大专院校的拨款越来越少,学费增加已到了工薪阶层难以忍受的地步。公立四年制大学1993至1994年的平均年学费上升了8%,达到2334美元,私立四年制大学平均学费则上升6%,达11025美元(这些都不包括食宿费)。估计到2000-2001年,四年制州立大学每年学费可达3728美元,一流公立大学达4624美元,私立大学更达18845美元。到2000年秋季,一个学生要上像耶鲁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全年的学费加食宿费需开销36297美元。[38]
教育状况能否改善,关乎美国下个世纪能否保持竞争能力。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布什自称要做“教育总统”,被传为笑柄。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决心推进教育改革,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教育优先”。他主张制订全国教育标准,已引起广泛反响。但是克林顿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阻挠。宪法规定教育本质上应由州和地方政府管理,联邦政府只能起辅助作用,对克林顿的改革形成体制上的牵制。预算平衡的压力,又使政府难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拨款。[39] 因此,美国教育想要夺回国际优势困难重重。
美国教育既有弊端,也有很大的变革余地。它的体制相对来说最开放,最灵活,最分散,最少干预,易于实现知识更新。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在国际衡量学术成就的重要标志诺贝尔奖中,美国得主如此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美国人囊括了将近1/2,经济学奖美国人竟拿走了2/3。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教育设施和研究手段,高度开放的社会环境,将国外科技优秀人才和各类专门人才源源不断地吸引到自己国土上,直到90年代依然如故。只要人才流动的这一方向不变,就很难得出美国经济和教育状况将持续衰落的结论。
(四) 社会凝聚力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由不断涌入的新旧移民组成,种族、宗教、文化、政治必然是多元化的,但又有主流的族体、信仰和制度作为国家的核心和灵魂。美国主流社会的核心是所谓ＷＡＳＰ,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新教徒”。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在历史上经历过严重考验,二战后的最大考验是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冲击。70年代越南战争的失败和水门事件,则使美国政治领导的威望降到最低点。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冷战虽然大大消耗了美国的资源,但却使全民族有了一个明确无比的战略目标、竞争对象和奋斗方向。例如,1957年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曾经大大刺激了美国人,反过来变成美国科技革命的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同苏联的对抗和竞争维系甚至增强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
苏联的迅速衰落和解体,使美国的国家目标部分地失去了方向感。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挑战,日本的经济挑战和“资本入侵”,舆论界关于“中国威胁”的鼓噪,都代替不了过去苏联那样一种激发美国内聚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严重地侵蚀着美利坚大厦的根基。这些问题主要是:
(1)种族矛盾突出,反移民倾向抬头,多元文化对主流文化形成强大挑战。60年代黑人运动取得的重大成果,体现在今日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种族平等的强大潮流相适应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公开表露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但种族间表面上的平等,无法掩盖社会权益上的不平等。同白人相比,黑人、其他少数族体和新移民是犯罪、暴力、执法不公、吸毒等社会痼疾的更大受害者。1992年5月的洛杉矶种族骚乱,1995年的辛普森审判,1995年10月黑人在华盛顿举行的大游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连续发生黑人教堂被蓄意焚毁事件,都凸现了美国种族分裂的深化。近年来白人保守势力又公然宣扬种族优越论,社会上掀起一股新的敌视和歧视移民的排外情绪。[40] 少数族体的自然增长率高于白人,加上以拉美人为主的新移民增加,到2050年前后欧洲白人后裔将只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使社会整合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面对社会离心力的加剧,面对各个种族集团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美国的主流社会日益公开地表示忧虑,并决意促进社会的整合。克林顿在1995年10月16日黑人大游行的当天发表演说,称种族分裂“正在撕碎美国的心”。[41] 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最为强调的任务便是加强社会凝聚力,避免种族差别带来分裂。“种族差别始终是美国的祸根。每一次新的移民潮都给旧偏见提供了新靶子。”[42] 此前一个月,克林顿刚刚签署了新的移民法,明显收紧了移民政策。而众议院也通过法案,规定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这是针对美国各州出现的双语甚至多语现象制订的。
(2)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近年来美国经济的持续上升并没有给中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显著的提高。在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变革中,出现了所谓“忧虑阶层”,其成员既包括20年来经济状况一直在下滑的最低收入者,也包括近况不佳的下层中产阶级人士。由于缺乏适应新经济形势的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报酬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者非全日制工作,始终没有分享到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数字表明,1992年以来低收入层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减少。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也只有微小的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有250万人在企业结构调整中失去了原来收入较高的工作,虽然其中的多数找到了其他工作,但收入却大为下降。同时,企业利润和企业家的收入迅速增长,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起劳工大众的不满。 [43]美国的工会组织在西方国家中一向是较弱的,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力量更进一步下降。
(3)犯罪率居高不下,恐怖组织猖獗。据联邦调查局统计,1995年同1991年相比,美国的犯罪率下降了10.5%,同1986年相比下降了3.7%,但是同1986年相比的暴力犯罪率增加了10 8%。[44] 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和异端教派同政府对抗的事件几年来一再发生,引起人们对美国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关注。美国持反政府立场的准军事组织数目很难统计,目前的参加者估计有数十万人。它们的政治主张相当庞杂。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主张白人至上,反对美国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反对各级政府干预私人生活,尤其是反对联邦政府对私人持枪进行管制。美国的高犯罪率和恐怖活动泛滥的社会根源是种族矛盾、贫富不均、毒品泛滥和精神危机,因此政府的治安措施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基本局面难以改观。
(4)核心家庭破裂,价值观失落。离婚率提高,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解体,对美国新一代的道德教育构成严重威胁。自1960年以来,单亲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两倍。据估计,在1980年出生的人中间,70%以上的白人和94%以上的黑人,在18岁之前都会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单亲家庭里。[45] 电视等传播媒体里充斥着暴力、色情和享乐无度的内容,腐蚀着青少年的灵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社会中“放纵的丰饶”(道德观念失落,物质欲望上升)表示深深的忧虑,担心长此以往,美国社会将失控,政治制度将不再具有吸引力。[46]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今天的美国是宽容和自由有余,训诫和自律不足。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新一代人更容易迷醉于以个人为中心的物质享受和低层次的“大众娱乐”,丧失对社会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当然,“美国精神”受到侵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对自由放任的批评和保守思想的回潮也值得重视。
(5)政界丑闻不断,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缺乏信任。冷战结束后的几次国会和总统选举投票率低落,虽然原因很多,但总的来说表现了美国公众对?治现状的失望和不满。在1996年大选后《新闻周刊》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2%的美国人表示对政府机构“相当信任”,而信任国会的仅为8%。[47] 不过,美国公众依然基本认可政治上的三权分立和两党制,第三党难成气候。
社会凝聚力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指标。以上分析至少说明冷战后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没有增强,而是呈现削弱的趋势。
(五)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及美国的形象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优势,反共意识形态的信条似乎得到验证。多党制议会民主——保障人权——言论自由——信息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质繁荣——社会公正——民族团结，成为美国意识形态中一环紧扣一环的链条,其对立面则被描绘成前苏联式的一党专政——侵犯人权——思想僵化——信息封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物质萧条——分配不公——民族歧视。苏联刚刚解体时,历史似乎“终结”,美国模式全面战胜苏联模式。
但是,冷战后短短几年的历史,就迫使美国以至世界各国的思想界对两极对立、非黑即白式的思维模式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反共意识形态尽管还有中国作为攻击的主要靶子,但中国改革模式的生命力不能不令持传统反共观念的人们感到吃惊。东亚一些国家在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继续排斥西方式民主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升,西欧社会问题激化,一些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后经济停步不前,民族矛盾加深,也都不是冷战意识形态教条可以解释的现象。
对美国来说更为严重的是,过去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榜样的力量”,随着美国社会痼疾的加重,正在一步步丧失。美国著名评论家、《全球视点》通讯网主编加德尔斯说:“那些曾经称羡美国社会并憧憬其未来的亚洲和欧洲精英们,现在却拒绝美国的自由放任模式,而把它视为加剧社会和道德混乱的处方。在他们眼里,美国成了半个霸主,部分是大棒,部分是脆弱的芦杆。”把冷战结束称为“历史的终结”的弗兰西斯·福山最近指出,美国近20年来的“权利革命”大大削弱了美国多元化的根基——社会信任,以至于适度的社会权威受到蔑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尖锐地批评道:“谁愿意在那样一个社会生活?孩子们持枪自相残杀,邻里没有安全感,老人遭遗弃,家庭分裂。传播媒体把所有权威拉下马,肆无忌惮地攻击领袖的人格,指责一切人,惟独不指责自己。”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的批评温和而深刻。他说,美国的错误在于把社会抛弃给了市场,造成了一个连家庭生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强大动力的“市场社会”。“人们禁不住羡慕美国社会的弹性、适应性和竞争力,但也会对犯罪、暴力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感到惊骇。”[48]
美国的暴力犯罪、无家可归、家庭解体、道德沦丧、吸毒贩毒、种族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弊病,在发达国家中是较为严重的。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特殊、舆论界独立性强、社会开放程度高、秩序混乱的大都市多等种种原因,美国的社会病态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引起世界的注目。于是“以美国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口号愈发不得人心。正如一些美国评论所承认的,当美国在冷战后继续向别国进行“道德讨伐”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先治理好你们自己的街区,再来教训别人吧!”[49] 有人指出,“(种族多元的)巴尔干化的倾向将使国内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问题展开激烈和旷日持久的斗争,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在正在到来的时代里居于领导地位的能力。”[50]
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辩解的人,往往强调美国的“可口可乐文化”、“好莱坞文化”、“迪斯尼文化”、“音乐电视(MTV)”在全球无孔不入的渗透力,特别是以英文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向全世界传播的潜移默化的美国思想、信息与文化。美国新闻媒体执国际传播牛耳的地位,就像美国音响制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一样无可争议。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当代“美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政治手段,在国外政治精英中塑造的是什么样的美国形象,却是很成问题的。
(六) 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
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订有形或无形的法规、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力图操纵现存的国际组织,按照美国意愿和利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冷战后美国更加紧监督执行或组建、参与国际机制,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并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发挥作用,可以部分弥补美国实力的缺陷。应当承认,现存的具操作性的国际规则,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尊重知识产权、核不扩散、军备透明等,对美国是基本有利的。
(七) 自我调节能力
这里所谓自我调节,包括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调节。从内外政策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美国似乎没有惊人的变化和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实际上表现了相当大的调整幅度和能力:
(1)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其中削减联邦赤字,减少政府开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和其他高技术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有显著成效。教育改革、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则提出了目标,正在推进过程中,成效难以断定。
(2)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有重点地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强调“公平贸易”原则,对违反这一原则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制裁。
(3)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包括大幅度减少军费开支和在海外的驻军,加强快速反应能力,开发高技术常规武器装备;巩固同日本和欧洲的安全同盟,企图以此二者为核心建立更大范围的多边安全机制;对海外军事干预采取较为谨慎的做法,尽量减少单边行动,争取盟国分担责任;扩大安全概念的内涵,将安全威胁主要界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国际恐怖活动、毒品走私等“功能性问题”,而不把特定的大国视为敌手。
(4)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试图稳定同主要大国的关系,集中打击少数几个“无赖国家”,更加重视制订国际规则,力图掌握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权。
领导层的结构性调整,例如克林顿政府为适应冷战后国家目标转变的需要,新建了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高了财政部、商业部在对外经济决策中的地位。[51] 从年龄结构上,从1992年到1996年的选举,完成了美国政治领导层的更新换代,以克林顿和戈尔为代表、在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时期形成世界观的中年人,几乎彻底取代了以布什、多尔为代表的“二战老兵”。1997年克林顿决策班子的平均年龄只有49岁。
所有调整中最重要、最有长远意义的一点,就是将国家目标调整到重点发展经济,开拓世界市场,在海外实行有限度的战略收缩。十年前保罗·肯尼迪预言美国相对衰落的主要依据是“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即庞大的军事开支和过多的海外义务耗费了美国资源和能力。[52] 如今这种危险依然存在,但能力与义务的不平衡已有部分改观。
种族矛盾、信仰危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痼疾,以及政府权威的衰落,是美国政策调整中最无能为力的几个方面。政治领导人尽可以大声疾呼诸如加强种族团结、社区建设、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恢复家庭价值等种种口号,但这些问题并非政策调整所能解决,而主要靠社会本身的调节能力。美国社会毕竟是充满活力的。近年来,大批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社区活动部分取代政府功能,社会思潮偏向保守,宗教势力试图占领信仰真空,都是社会自我调节的表现。然而美国又是最开放的社会,外部世界时时处处都在向美国发起冲击。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最难调整的是它的“救世主”心态,即用自己那套价值观去评价其他国家,进行“道德讨伐”。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机会不多了,但自命为“世界法官”,以“亲美”还是“反美”、“民主”还是“专制”划线,自以为是,以势压人,仍将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特色。
三、全球化和外部世界的挑战
当人们把以柏林墙被拆除、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新时期称为“冷战后时期”时,容易忽略除国际关系以外人类历史的其他许多层面。冷战的结束,本来就是一段时期内各国社会内部调整进程加快、人心向背扭转、观念更新、国际力量对比失衡、跨国经济合作加强、跨国人口大量流动、信息革命带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转变等等历史性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仍在继续。其中的许多变化,如人类对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国际恐怖活动与毒品走私日益严重等等,与美苏冷战结束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分析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时,除了美国国内变化和国家间实力对比的角度之外,还必须考察全球性变化对美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一)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一提起“全球化”,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信息、文化产品和价值观的跨国流动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对主权观念形成挑战。有人于是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其实,全球化本身只是一种客观趋势,它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冲击也十分严重。
几十年来,美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外贸易额在195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1970年占8.5%,1994年占17.9%。如果将服务贸易计算在内,1994年美国外贸依存度为22.8%。[53] 现在美国消费石油的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一大批就业机会取决于全球贸易。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其主要经济伙伴(也就是主要竞争对手)如出现衰退,其重要海外市场如陷入困境,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虽然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加,总的来说利大于弊,但“却有可能使特定的工人、公司、产业和社区遭到痛苦的‘移位’。”[54] 欧洲、东亚等地区的经济集团化和许多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对美国经济扩张造成影响。在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外国在美投资者的行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日增;全球金融资本流速大大加快,外汇投机活动猖獗,游资兴风作浪,使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削弱。1994年以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等事件,给美国试图维持的国际金融秩序敲响了警钟。1997年2月,许多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企业家联名上书克林顿,紧急呼吁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避免证券市场动荡和银行危机的政治冲击。[55]
美国经济的核心是巨大的公司财团。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的话来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56] 然而赖克又指出,到了90年代,许多核心公司已经由外国人控股掌握,其外国雇员和工人也迅速增加。如1990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在全世界的雇员中有40%是外国人,而且这一百分比还在增加。对外国资本、市场和人才的依赖,使美国跨国公司的“政治忠诚”出现变化,在美国同外国的政治争端中,这些大公司有时反而不支持美国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时候。[57] 当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威胁要用对华最惠国待遇为武器制裁中国时,波音公司、摩托罗拉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都表示强烈反对,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子。
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弹,其主要表现是“新孤立主义”的回潮。1996年美国总统竞选前期,新闻评论员布坎南在争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异军突起,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来移民、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新孤立主义不会成为美国政治主流,但表明经济全球化必然给美国社会凝聚力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58]
(二) 安全威胁的多样化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美国一贯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敌国用常规的领土入侵手段对自己造成威胁,而是担心其他形式的安全威胁。在冷战时代,美国最为恐惧的是苏联的核威胁。苏联从世界政治中消失,使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有了根本改变。大国间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此起彼伏,地区冲突烽烟四起,虽然一般来说未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威胁,但足以构成对美国倡导的“世界新秩序”的严重挑战。地区冲突的加剧,地区强国的崛起,使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许多国家纷纷寻求购买和制造先进武器,增加军费开支。由于研制核武器所需开支低于开发先进常规武器系统的费用,而且拥有核武器是国家军事实力和政治地位的重要象征,因此某些国家极力谋求核武装,作为同其他军事强国相抗衡的一种资本。企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时也在谋求导弹等运载手段。如果像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这样一些可能不惜代价同美国对抗的国家获得核武器和相应的运载手段,将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心理威慑和现实威胁。另外,随着核武器的小型化,国际恐怖组织取得核爆炸装置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在冷战后时代,美国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扩大,除核扩散、导弹技术扩散、生化武器扩散外,国际恐怖活动、武器走私、毒品泛滥、环境破坏、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等现象都在“全球化”过程中,进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议程,而且同美国的国内安全密切相关。克林顿强调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联盟并不是目的。我们需要用它们来对付对我们安全的根本威胁——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挑战、国际有组织犯罪和贩毒。”[59]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内,越是那些“全球化”发端早、进程快的地区,即外国投资多、对外贸易额大、新移民和非法移民比例大的地区,经济越发达,同时贫富差距、暴力犯罪、毒品走私、种族纠纷现象也越严重。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洛杉矶市)、纽约(特别是纽约市)、佛罗里达、新泽西、马里兰、伊利诺伊、亚利桑那等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情况,都很典型。这种情况,使那些同美国敌对的国家和政治势力容易渗透到美国国内,它们利用美国国内弱点对其进行要挟的手段增加了。
(三) 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导致东西方对立的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随着冷战结束而减弱。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空前的低潮。除古巴以外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南非等许多非洲国家,都建立了多党制政体。但是,当西方政界为资本主义思想原则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多种形式的国家发展模式出现,非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上升,对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构成了强烈冲击。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伊斯兰主义正在复兴。被西方人称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要求把伊斯兰教变成一种指导国家内外政策的政治意识形态。世界上有1/5即10亿以上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在东亚,许多政治家、舆论界人士和学者抨击欧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认为欧美社会以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已造成家庭的解体,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经济效率的下降,而崇尚权威、强调集体主义、重视家庭伦理、遵从传统道德,应更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东亚各国政治精英中日益增长的一种意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在经济模式、社会规范、政治体制、对外政策取向等方面,不应一切以西方为楷模,唯美国马首是瞻。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裁军、国际经济秩序等问题上,经常相互协调,提出与西方国家相对立的政治主张。在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西方人希望,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那套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体系,能够在冷战后世界上独领风骚。但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社会本身能否继承这套价值体系深表怀疑。他们担心,极力追求个人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的倾向将把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引向分裂、混乱和崩溃。
90年代美国国内种族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与冷战后全球范围内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同步发展,相互呼应,引起了美国主流政治精英的忧虑。《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说:“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社会里一些群体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于从其他文明过来的移民,他们拒绝同化,继续坚守并且宣扬他们母国那些价值观、习俗和文化。……如果同化失败,美国将变成一个分裂的国家。”[60] 另一位学者科斯则认为“真正的文明冲突”存在于美国社会内部,能够整个摧毁西方文明的基础。[61] 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例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亚裔学生已占学生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少数族体的精英势必更多地参与政治,进入社会上层领导岗位。他们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有别于传统的白人基督教文明。据估计,美国的伊斯兰教徒人数已达510万。[62] 曾以组织1995年10月首都“百万(黑人)男子大游行”而闻名的美国黑人伊斯兰领袖法拉汉,于1996年访问了利比亚、伊拉克、古巴、伊朗,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一道声讨“美国压迫者”。
(四) 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对美国来说是忧喜参半。对美国不利的是,西方联盟的内部凝聚力明显减弱,西方其他国家一方面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共同应付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挑战,另一方面不愿美国在头上指手画脚。欧盟认识到,只有加强内部合作才能不听命于美国。日本表面上仍然对美国表示恭敬,但在实际政策上和内心深处,都滋长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巨变,国力下降,但仍是不能融入西方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迅速上升,同美国的矛盾是全面而深刻的。除了欧、日、俄、中几强之外,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南非、巴西等地区强国也在崛起。这样一种国际格局对美国有利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既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提出挑战,或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和政治渗透力等任何一个方面赶上美国,也不存在两个或几个大国结成固定的抗美联盟的可能性。许多国家希望或者默认美国在本地区扮演某种“平衡者”的角色。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属于“多强”层次的国家和集团越多,相互间的牵制就越大。诸强不愿当“出头鸟”,而愿“搭便车”,给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空间。[63]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存在致命的谬误,他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同非西方对立的判断,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在上文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安全威胁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对美国形成的冲击中,主要挑战来自非西方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美国在世界政治斗争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正如亨廷顿忧心忡忡地指出的,在人口数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所控制的资源等方面,西方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因而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的文化影响力也将逐步减弱。[64]
四、结论:“高处不胜寒”
关于美国世界地位兴衰的辩论还将长期进行下去。“美国霸权必定衰落”同“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的观点两极对立,中间则有各种各样的调和论点。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时,判断美国兴衰的结论当然不同。人们决不会听到比尔·克林顿讲“美国霸权必然衰落”,也决不能想像萨达姆·侯赛因会说“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然而进行较为超脱的学术分析,也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衡量尺度和侧重点各异。甚至于什么叫做“霸权”或“领导地位”,也没有一致的解释。[65]
本文的主要切入点,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趋势,以及全球化进程同美国国内变化的互动关系。今天,美国在世界诸强中没有确定的战略敌人,推行霸权的最大障碍是它自己。美国建国初期的总统林肯说过:“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那它的发起者和结束者一定是我们自己。”[66] 布热津斯基的话也值得深思:“对美国的特别的全球角色的真正挑战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实际上,美国的主要薄弱部位可能不是被其对手的有形挑战所突破,而是被它自己文化形成的无形威胁所突破,因为这种文化在国内越来越削弱、涣散、分化美国的力量乃至使其瘫痪,同时又引诱和腐蚀外部世界乃至使其异化和革命化。”[67] 我认为,美国不会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不会拥有传统意义上(如19世纪的大英帝国)那种称霸世界的能力。倒是暴力犯罪、道德沦丧、吸毒贩毒、贫富悬殊等社会痼疾的蔓延,今后可能对外部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胁。
美国领导人在谈到世界事务时,最喜欢提“美国的领导地位”。其实,英文中“领导”(ＬＥＡＤ)一词,包含着两层基本含义:一层是“领先”,“名列前茅”,另一层才是“领导”,“指挥”。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单凭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指标,很难得出美国的世界地位正在衰落的结论。但是,美国“领先”包含着多重内容。它既是唯一超级大国,又是许多“单项冠军”。一旦它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与此同时,美国又在武器扩散、暴力犯罪、监狱关押的人数、吸毒、贫富悬殊、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等许多指标上“名列前茅”,给世界带来了祸害,树立了恶劣的“榜样”。
从这样的“世界领先”地位出发,能够“领导世界”吗?许多美国人现在的回答比80年代末更为肯定,他们津津乐道的是美国的经济又重新取得活力,科技遥遥领先,迪斯尼、麦当劳、可口可乐、微软产品使“世界美国化”了。但是他们所说的美国,是经济统计和文化符号中的美国,而不是政治意志力和政治影响力意义上的美国。同时他们也不应忘记,大量来自海外的移民、消费品、投资,以至走私的武器和毒品,也在使“美国世界化”。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一书中指出,以国家资源来衡量的力量,同使其他国家接受自己意志的力量之间,几乎总有一定差距。他提出了著名的“软力量”概念,即社会凝聚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控制国际规则和机制的能力。他认为美国同时拥有传统的硬力量和新的软力量,而“关键问题在于它是否具备政治领导能力和战略远见,来将这些力量资源转化为国际政治过渡时期的实际影响力”。[68] 今天美国要将国家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困难,恰恰在于它的软力量特别是社会凝聚力在削弱,又缺乏战略远见。此外,它所联合的主要力量——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和相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力量正在逐渐分散和削弱。从这种角度看,美国是孤立的,是无力“领导世界”的。“高处不胜寒”,可以作为今日美国地位的形象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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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2] 数字引自周纪荣:《世界格局变化的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1年第4期,第5页。
[3] 滕藤、谷源洋主编,徐更生、温伯友副主编:《1996-1997年世界经济形势趋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4] 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报告”,《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30页。另据报道,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199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香港和美国排列前三位。见《光明日报》1997年5月22日。
[5] 参阅张馨:《美国联邦赤字与公债问题析评》。《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100-104页。
[6] Source: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ee Robert Famighetti, ed.,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7 (Mahwah, New Jersey: K-III Reference Corp., 1996), p.130.
[7] 柯居韩:《美国经济仍处于温和增长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第58页。
[8] 以上失业率数字均引自滕藤、谷源洋前引书,第323页。
[9] 余永定:《国际金融形势平稳发展》,滕藤、谷源洋前引书,第21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96美国股市走势判断》。《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3-4期,第27-28页。
[10] 沈伯明:《当代美国经济与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11] Source: Office of Trade and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e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7, pp.240-241.
[12] 数字引自张晓堂:《评美国衰落论的四大经济支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第69-71页;李俊:《浅析美国的贸易逆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期,第50-51页。
[13] 肖炼主编:《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学———兼论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5页。
[14] 张晓堂前引文,第69页。
[15] 同9。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白皮书》,《光明日报》1997年3月22日。
[17] 同4, 第131页。
[18] 沈伯明前引书第106页。
[19] 张晓堂前引文,第69页。
[20] 朱文莉:《关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疑问》,打印稿第2页。
[21] 参见张建清:《战后外国美国投资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178页;夏申:《走钢丝并不潇洒:评美国‘双赤字’》。《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3-4期,第14页。
[22] 高海红:《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下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第5-6期,第26页。
[23] 余永定前引文,第213-214页。
[24] 陈宝森、王荣军:《在通货膨胀下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滕藤、谷源洋前引书,第36页。
[25] Sour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Year Book 1995;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e The World Almanac and the Book of Facts 1997, p.134.
[26] 郑伟民:《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打印稿第7页。
[27] 滕藤、谷源洋前引书,第320-321页。
[28] 朱明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7页。
[29]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5-96 (London: Brassey’s, 1996), p.25.
[30] 高凤仪:《新报告,旧思维———述评美国新版防务战略报告》。《光明日报》1997年5月21日。
[31] Charles E. Morrison, ed., Asia Pacific Security Outlook 1997 (Honolulu, Hawaii: East-West Center, 1997), p.139.
[32] 参阅朱明权前引书,第190-207页。
[33] 潘振强主编,夏立平、王仲春副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34] Colin Powell, “U.S. Forces: Challenges Ahead,”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October 1992, p.36.
[35] 劳拉·理查森:“美国学校何去何从”,《交流》1996年第2期,第2页。
[36] 彼得·德鲁克:《新现实———走向21世纪》。刘靖华等译,江时学校,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37] 著名的“学业评价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并非全国性的成绩测试,而是由一家私人公司出题和安排进行的,参加测验者须付费。
[38] 罗恩·盖尔斯:《改造大学》。《交流》1996年第2期,第11-12页。
[39] 参阅金灿荣:《教育中的政治———评近来美国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世界知识》1997年第9期,第30-31页。
[40] 关于美国新的反移民情绪,参见周琪:《日益升温的美国反移民情绪》,《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第7-22页。
[41] 转引自万光:《美国的种族矛盾》。《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1期,第49页。
[42] President Clinton’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USA Today, January 21, 1997, 10A.
[43] 陈宝森:《美国两种经济哲学的新较量》。《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第33页。
[44] Source: 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1995, see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7, p.958.
[45] Peter G. Peterson with James K. Sebenius,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Agenda,” in 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 Treverton, ed., 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p.83-84.
[46]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朱树扬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47] 王缉思、朱文莉:《1996-1997美国形势报告》。《国际形势分析报告(1996-1997)》,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1997年3月出版,第18页。
[48] Nathan Gardels, “Half-hegemon,”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13, No. 1, Winter 1995/1996, pp. 2-12.
[49] Jonathan Clarke and James Clad, After the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Post-Superpower Age (Lanham, Maryland: Madison Books, 1995), p. xxvii.
[50] Michael Clough, “Grass-roots Policyma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4, p.7.
[51] 参阅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34页; 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Nixon to Clinton,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 28-29, pp. 271-274.
[5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514-535.
[53] 沈伯明,前引书第153页。
[54] 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威尔·马歇尔、马丁·施拉姆主编:《克林顿变革方略》。达洲等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55] “Urgent Appeal to President Clinton To Convoke a New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EIR, April 18, 1997, pp. 14-15.
[56] 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徐荻洲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57] 同上,第306-320页。
[58] 参见王缉思:《‘新孤立主义’的幽灵》,《世界知识》1996年第11期,第14-15页。
[59] 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金灿荣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6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 304-305.
[61] James Kurth, “The Real Clas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37, Fall 1994, p. 9. 关于科斯的观点介绍,参见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9页。
[62]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7, p. 644.
[63] 张宇燕:《透过美国看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1-2期,第18页。
[64] Huntington, op. cit., pp. 82-101.
[65] 关于霸权的定义及有关论证,参见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章。
[66] Abraham Lincoln, “The Perpetuation of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peech, 27 January, 1837, Springfield, Illinois,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Microsoft Bookshelf, 1996-97 Edition.
[67] 布热津斯基前引书,第158页。
[68]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25-35, pp. 188-201, and pp. 259-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