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欧洲政府现在无计可施，到了该承认让公众决定欧盟前途的时候了。

现在一切都戛然而止。

农民对全球粮食价格下降感到恼火，从布鲁塞尔连续传出新的管理规定。那些位于社会底层的人对于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感到恼火，那些穷人和富人相邻而居的国家就特别明显。国民蔑视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政客，这些人缺乏眼光，没有也不可能拉来支持者。

伴随而来的是对复杂得让人看不懂的协议的全民公决。欧盟成员国地位一直有多多少少的优越性。为什么要做出改变？加强欧盟机构的力量难道不会削弱只能在国内公共领域才能听到的民主的声音吗？

国民感觉到他们遭到屈尊俯就的对待，再次要他们正式批准根本就没有参与的一些东西。政府已经说了这次全民公决将不再重复，公民必须屈服。难道整个欧洲只有爱尔兰这个弱小倔强的国家的公民被征询了意见了吗？

人们不愿意被当成驱赶到投票箱的牛。除了在欧洲议会中否决这个议题的三个成员国外，爱尔兰人和整个爱尔兰政治阶级是唯一表示反对意见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笼统政治的全民公决，发出“政治”信息具有越发强烈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在当今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

人们只能猜测爱尔兰人投反对票背后的动机，但是官方的最初反应是十分明显的。欧洲政府突然被人从沾沾自喜中惊醒，不想表现得无可奈何。它们在寻求“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结果可能是让爱尔兰再次进行全民公决。

其实，这不过是决策者纯粹的玩世不恭策略而已，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尊重选民声明。这尤其有利于那些积极思考在其他推行半极权形式的准民主社会的效率可能更高些的人。

里斯本条约的目的是最终获得计划中的组织改革，但是在二〇〇一年欧洲尼斯峰会上没有实现。高峰会是在欧盟成员从十五个增加到二十七个之前召开的。伴随着繁荣程度的差异和利益多样化的欧盟东扩已经同时产生了大融合的更大需要。

这些新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不能靠欧洲管理机构用熟悉的方式来处理。二〇〇五年提议的欧盟宪法失败后，里斯本条约代表了有公民背后支持所推动的官僚协体系间的协商和妥协。随着最近绝佳事件的爆发，欧洲政府笨拙的行动显示出只有他们才能决定欧洲的未来。现在只剩下爱尔兰宪法授权的讨厌的例外。

条约本身不过是对于二〇〇五年的失败感到震惊的滞后反应而已。批准的过程在法国和荷兰停止了，最后才来到英国的真正障碍前。当时的困境在今天变得更加严峻，布鲁塞尔还像往常一样？或者是否到了人们认识到为了加快欧洲统一的步伐，布鲁塞尔必须转向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的时候了？

在尼斯之前，由经济自由主义推动的融合过程是由精英阶层而不是民众推动的。但从那以后，经济动力学的成功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零和游戏。欧洲的失败者越来越多。

理所应当的社会经济担心和随之而来的近视反应或许能解释民众不稳定的情绪。但是公众的心理框架能够受到政治党派的影响，它们本来应该为选民提供一个可靠的远景。政府更应该严肃对待的是没有被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时的感情波动。

全民公决失败是个信号说明精英模式的欧洲统一已经达到了它的局限，虽然曾取得了一定成功。只有在亲欧洲的精英停止把自己排除在代表原则之外，消除害怕和选民接触的恐惧心理才能克服这些局限。

给予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欧盟机构的政治决策权威与参与性民主提供的民族国家的机会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了。

这个状况因为能力在国家政府和超越国家层次上被不平均地分配而变得更加糟糕。在欧洲范围内实施的受欢迎的市场自由带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副作用被传递到每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反过来又被拒绝享受让它们外在成本提高的优惠条件。

结果只能在欧洲程度上获得失去的政治杠杆。只有这时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现在已经暗淡的“社会欧洲”远景才成为有意义的政治争议话题。

机构政治不能设计成让创造活动本身排除市场自由主义主流的其他选择。但是，欧盟内部的税收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谨慎的协调一致触及到一些过去让欧盟陷入僵局的深刻和广泛的重大问题。

政府对于欧洲未来让人尴尬的沉默掩盖了合并方向的根本性冲突，这个争论剥夺了欧洲统一的远景和吸引力。欧洲应该成为内部政策一致，外部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倾向积极的力量，还是作用更多集中在继续扩张，因而鼓励试图加入的邻近国家取得改善？

这种分散扩张工程的代价是在全球性社会中缺乏政治杠杆，虽然在经济上紧密结合，但是自从二〇〇一年以来在政治上越来越疏远。人们只要看看认识到欧洲在向世界舞台告别的小王子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向美国总统布什叩头的可怜形象就明白了。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全球经济秩序、基本人权的侵犯、对于稀缺资源的争夺平等地影响每个人。即使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的时候，全球政治舞台仍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走向暴力的愿望不断增加的场所。推动国际法的机制化和国际社会更有效的合作难道不是有利于政治强大的欧洲吗？

第2部：投入民主的时刻

欧洲不能达到与其经济重要性匹配的政治影响力恰恰因为其政府对于欧洲统一的目的达不成一致意见。非常明显责任在什么地方。首先，欧洲政府本身迷茫不知所措的这个事实，因而将万花筒般的阴郁情绪和心神不宁的“差不多”态度传染给公众。

很自然地，对未来方向的根本性冲突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历史根源等爆炸性差异。我们没有理由去批评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但是在爱尔兰信号出现后，我们应该期待政府做两件事情。它们必须承认现在有点无计可施，不能继续压制极为有害的不同声音。最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让人民自己来决定。

这意味着政客需要挽起袖子确保欧洲成为整个大洲内开展辩论的关键话题。已经回归到民族国家争吵的欧洲还能转变成一个在国内和国际规模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共同体吗？

挽救里斯本条约的一个方法是给爱尔兰提供部分退出欧盟的权利。这至少严肃对待了爱尔兰选民的决定，虽然这可能不是爱尔兰的本意。仅仅提到这个选择就可以发出正确的信号。一个合作条约，其中成员国希望暂时逃避参加某些机构的义务能够让欧洲度过身体不适的窘境。

欧洲列车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让最慢的成员决定整体的前进速度。但是从现在开始，它已经是错误的速度了。即使德国内政部长沃尔夫冈·绍布尔（Wolfgang Schäuble）的让欧洲人直接选举欧盟总统的建议也远远超过胆怯的里斯本条约。欧盟理事会应该先采取行动，把全民公决和明年的欧洲选举结合在一起。

全民公决的用词应该足够清晰，让选民对于欧盟未来的方向有一个决定。所有欧洲人都应该在同一天使用同样的程序，针对同样的议题，在全欧洲范围内投票。现在全民公决的缺点之一就是意见的形成一直局限在单个民族国家的环境内。

有了幸运和承诺，两个速度的欧洲就可以从这次投票中出现，那些全民公决获得通过的国家就可以加入更紧密合作的领域如外交、安全、经济和社会政策。

如果它们遭遇另外的选择，以及那些最近被吸收进来的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将严肃地反思他们的利益所在。对于那些对于未来感到怀疑的国家，政治上成功的核心欧洲将产生额外的吸引力。最后，内部的区分在法律上会非常困难，将能够有利于化解欧盟扩大中出现的争议。

本文译自克里斯托弗·苏尔坦（Christopher Sultan）从德文翻译的英文本。

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78岁，上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和法国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起在二〇〇三年呼吁欧盟的复兴。

译自：“And the Wheels Stopped Turning” By Jürgen Habermas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560549-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