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中国），人们的大致看法是：
第一，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1950年全球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为 13. 8亿人，中期中国就占了5.5亿，所占比例至少在40%以上。195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5%，而在1820年为32.9%。1949年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二十，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左右。据估计，1949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年左右。195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标最低的国家，仅为0.159，略低于印度。无论用什么经济社会指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都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贫困人口及低收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的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日支出1美元以下，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数为4.9 亿，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49%，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30%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口平均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人类发展指标迅速上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今天，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工业产品生产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外资吸引国。从综合实力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由1980年的5倍，缩小至2000年的2.5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综合实力大国。（胡鞍钢）
第二，改革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不说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中国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发展是个“奇迹”，中国的前景无比辉煌；第二种看法，中国改革不成功，未来前景不妙，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崩溃论”；第三种看法，中国改革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终结局难以预料。
第一种看法的基本观点：
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 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像在国内一样，国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赞誉之声也是不绝于耳，“中国崛起”越来越成了重要话题，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变得越来越响亮。伴随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预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估计、对中国粮食危机的预言、对苏东剧变之后中共执政危机必然到来的断言等）多次落空，不少人对中国的前景越来越乐观。所以，尽管有学者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认为中国GDP 增长数字有严重夸大之嫌，但响应者不多。今天，在不少人眼里，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经济列车的急速前进。在许多人看来，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仍然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奇迹”，并且这个“奇迹”还在延续。
基于这种看法，有些人推算，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超过日本，2040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 目前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大致应该排在第四位以后，第七位以前。
2001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世纪》，此书堪称这种乐观看法的突出代表。书中各章作者中有不少中国和西方政界、学界名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写了前言。该书的基本意思是，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发挥主导作用。
从那以来，类似“中国世纪”的说法似乎不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例如，2005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2月一期出版了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所用的标题是“中国崛起”（China Rising）。编辑部前言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中国加入世界大国行列更能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了。该杂志请7位专家学者谈他们对“中央帝国”重铸辉煌的看法。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崛起前景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进行这样的讨论本身，前提和含义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的时候人们当然绝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10年前都不会这样提问题。）
著名的美国大众传媒《新闻周刊》也在2005年以“中国世纪”（China's Century）为封面标题推出特别报道，用大量篇幅集中讨论“未来是否属于中国？”他们的结论是，从数字上看，例如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煤、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等等，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是预测而是事实，面对这种挑战和机会，美国必须在科技、经济、外交上有长期的应对策略。
第二种看法的基本观点：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2001在，美国出版了另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即将崩溃》。书中提出了与“中国奇迹论”截然相反的看法，即“中国崩溃论”。作者认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依据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国企的运作杂乱无解，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必须按规则办事，这会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都无法支撑下去，而中国既没有多少空间也没有时间完成挽救银行、挽救社会福利、解决严重失业等问题，因此，作者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几年后，作者多少修改了自己的预测，说中国在不出10年（即2011年之前）一定会崩溃，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日本学界同样存在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预测。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最终将因许多深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崩溃，其中包括贫富分化、国民经济的欺骗性增长、证券市场的黑暗、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环境破坏、政治腐败等。
“中国崩溃论”自然遭到许多人的批驳，包括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海外商界精英也表示不能认同，他们不希望中国崩溃，而更愿意看到中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种看法的基本观点：
如果把中国奇迹论和中国崩溃论作为两个极端，那么，两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根据对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种种判断。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未来的挑战同样巨大。由于改革开放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并非没有瓦解的可能，中国实际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命运。
单就GDP 增长而言，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表现的确不俗，称得上是成功的。但判断改革发展成功与否不但要看一时的经济增长，更要看是否为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够支持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还非常艰巨，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即使继续成功增长，到2020年，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就此而言，国外某些研究对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
2004年，一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文章（Gilboy，2004）。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认为人们过分估计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潜力，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前提是对外来技术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这一点，大大限制了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潜力。
文章的基本内容和观点以及分析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美国的企业和政界领袖开始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出口份额、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技术份额感到担心，把中国看作东北亚另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巨霸崛起的信号。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出口是由在华外资公司而不是中国国内企业主导的。第二，中国的企业极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第三，中国的企业只限于吸收和传播引进的技术，因此，中国不可能迅速崛起为强有力的全球性竞争对手。
在中国企业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经占有大部分份额，数倍于台湾和韩国在1970年代中期、泰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的比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脱离了所谓典型的亚洲成功模式。在华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领域的主导优势更为明显，由于中国过多依赖外国投资，中国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由于中国对外资极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国内市场作为国内企业的保护伞，而这一点是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都努力利用的一个条件。更有甚者，中国还在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为美国和其他国外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打开新的市场，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
所以，文章认为，与其把中国看作一个“亚洲经济科技巨人”，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正在崛起的“正常的”经济强国，就像巴西或印度一样。中国开发、发展和传播本土科技的能力有限，它的大多数企业将只能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依靠赚取微薄利润生存。
日本也有学者认为（例如长谷川庆太郎，2004），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特点是严重依赖低端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同时严重依赖购买外国专利和外国技术，而一旦这些通道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难以为继。因此，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外贸和外国技术及机械设备，发达国家也就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于是只好购买日本的专利，继续引进日本的技术，这样以来就受制于日本，为自己套上了枷锁。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
尽管这类评论似乎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但从经济发展本身来说，这些分析把评价标准定位在增长的质量而不是GDP 数量变动上，从这个角度判断中国发展的潜力和远景，可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值得引起注意。（路爱国：《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评价和看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认识来源于现实。总体来看，人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褒也好，贬也好，乐观也好，悲观也好，其实都是由中国的发展与现状本身有优点，也有缺点，有进步，也有问题这样的事实决定的。
总之，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越来越的大的作用、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这里介绍一下一些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一些分析与看法。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不同认识与评价有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之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基本是肯定和赞扬的，非主流学者则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持批评态度。持主流意见的人的活动领域和影响主要在中国国内，他们大多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官员和官方学者，持非主流意见的主要是体制外的学者，他们大多生活在国外（即使曾经在国内，后来也不得不移居到了国外）。在中国国内，主流意见居于绝对强势的地位，这样的意见几乎占据了中国国内的一切合法媒体，而非主流意见在国内则基本没有话语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区分主流和非主流的依据是他们是否被官方认可并得到行政权力的支持，以及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的数量方面的区别，和民众的支持率毫无关系。
由于主流意见遍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充斥着人们的视听器官，同时由于主流意见也很简单明了，基本就是一个字：“好！”，这里也就用不着多作介绍。在主流区域，我们接触到的大多都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在这里混的人大多都是在混吃混喝、骗吃骗喝，而当你一进入非主流区域，你立刻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这里没有张口报告腔、出手社论体的文化官僚，这里也看不到有奶便是娘的、官云亦云的混混，这里也感觉不到对权力的畏惧与阿谀。
分析和研究中国当前政治的学者很多，不同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相应的学者可以大致分为三派：一派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走向西方”派，基本认识是：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仍然很低，应该进行以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改革，而他们所说的民主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对这一点，持这样认识的学者大多并不隐讳。另一派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回到过去”派，其主张简单明了：中国政治就是今不如昔，甚至“文革”时期的政治情况也比现在要好得多，中国政治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再一派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技术分析”派，方法是对现实政治不进行价值评价，彻底地去意识形态化，不谈“姓资姓社”，只对现实政治作纯技术分析，也就是说，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划分丝毫没有褒贬的意思；还需要说明的是，划分一种观点依据的只是这种观点的主要倾向，特别是中间观点，即使是在做技术分析，其实也不大可能完全不沾染意识形态，也不大可能丝毫不表露自己对现有不同政治模式的倾向与偏好。
下面将对以上三种观点分别作一概略介绍，限于篇幅，每一种观点一般只举一位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
一、“走向西方”派的代表观点：“新极权主义”政治说。
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是一种极权主义政治，只不过现今的极权主义与原创的极权主义有一定差别，可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变异”形态。这些学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徐贲。徐贲论述中国现实政治的代表文章是他在《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徐贲认为，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是一种“新极权主义”政治。他的观点可以看作“走向西方”派的代表。
1．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
徐贲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三个相关概念：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作者按三者发生的先后时间排序，把极权主义作为初始概念，后极权主义是在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新极权主义”则是在以上二者的基础上衍生而成。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这些概念。
①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个较早的概念，徐文并没有对这个概念给出定义，只是说“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是“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
那么，什么是极权主义呢？
中国学者胡适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中说到了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
（1）、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宗教之下；
（5）、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等于是一个神；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民众，严惩诚实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和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党控制一切文学艺术；
（12）、使用虚妄伪善手段，破坏政治信义；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
（14）、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公众敌人”；
（15）、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
（16）、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19）、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农工商各业受到政府及领袖全面统制。
胡适的定义较全面，也较通俗，可供参考。
徐贲认为：“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
②后极权主义
后极权主义是哈维尔提出的概念。瓦茨拉夫· 哈维尔（Vaclav Havel 1936-），捷克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剧作家。曾任捷克共和国总统，《民主杂志》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哈维尔的剧作于1986-1989年曾获西方国家多种国际奖。 1989年12月29日 ，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1990年6月大选后，再次当选为总统，1992年辞职。 1993年1月26日 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任期五年。 1998年1月20日 蝉联总统。
哈维尔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解。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和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把这种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把自己所要达到的变革称为“存在的革命”，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成一种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达到的“人性秩序”。哈维尔认为政治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求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哈维尔提出了后极权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后极权主义的原型还是极权主义。所谓后极权主义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制度大体上还是照原样运转。后极权主义十分依赖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中心。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每一个人都会被编织到骗人的意识形态之网中。在谎言弥漫的同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或那种品牌的商品的自由，但却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
徐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
2．“新极权主义”与中国现实政治。
“新极权主义”是徐贲文章的重点。徐贲认为，当前中国国内政治就是一种“新极权主义”政治。
徐贲认为，所谓“新极权主义”实际上指的是介乎于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状态。“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
徐文认为：“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中国的……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
“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 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
徐贲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
那么，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
徐贲认为，“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领导者意识到，在新的形势下，执政方式必须“与时俱进”的有一些变化，以前的一些经验显然已经不适用了。要想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吸取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在这一过程中，“新极权主义”逐步形成。
这样的“新极权主义”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徐贲认为，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和武装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
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
其三是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随时以种种理由关闭和停止这样的娱乐活动，并予以经济、行政甚至法律方面的制裁。也就是说，极权主义的“一手”仍然保留着，根据需要，这一“手”有时候软，有时候硬，这种方式既能使大众向右一定娱乐和宣泄的自由空间，又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最终控制地位。一切视需要而定。
其四是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在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方面都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的统治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比如，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还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压制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3．对“新极权主义”的评价。
徐文认为：
第一、“‘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第二、“‘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第三、“‘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因此，徐贲认为，“‘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4．关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发展前景分析。
第一、“新极权主义”存在无法摆脱的自身矛盾。
徐贲认为，“‘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
第二、“新极权主义”是一种陈旧而腐朽的政治现象。
徐贲认为，“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
第三、“新极权主义”是一种社会的“末世现象”。
徐贲认为，“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末世社会”呢，作者借用了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描述：
第一、“末世社会”是“分裂的社会”。社会学家孙立平把当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
第二、“末世社会”是“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第三、“末世社会”是“虚伪的社会”。孙立平认为，在“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谎言流行，只不过这种谎言不像集权体制下的谎言那样用意识形态和理论包装着，“新极权主义”体制下的谎言并没有着意去掩饰自己的虚假性，所以这是一种“透明的谎言”。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此外，第四、“末世社会”是专制的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相区别，“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致力于支配人们的想法，它致力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公共治理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第五、“末世社会”是奴性十足的社会。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不过，这些人不管心里有多大怨气和怒气，表面上大多都是“顺民”。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不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第六、“末世社会”是人格和精神分裂的社会。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人们具有了双重人格，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往往是虚假的，而真实的他们则生活在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像，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以上就是徐贲笔下现实中国社会的“新极权主义”政治。至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或出路），我认为作者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就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了，因为问题很明显，作者指出的“新极权主义”政治的诸多弊端，只有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下才可能真正得到克服，因此我把作者划入“走向西方”派。当然，这只是我的逻辑推论，至于到底是不是这样，自然还要作者自己出来说话。
二、“回到过去”派的基本观点：“黑暗政治”说。
在分析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时，有的学者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状况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状况相比较，得出了今大不如昔的结论，从而提出了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如郎咸平文章的火爆题目：《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这些学者对中国现今政治基本上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并认为改革开放以前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最好的时期，因此，他们主张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模式还是应该回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况，这样社会主义的中国才名实相符，而现今的中国，虽然还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其实已经完全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回到过去”派的代表性看法。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早一点的有何新、何清涟，目前较活跃的有郑永年、杨帆、郎咸平、张宏良等人。
这里，举张宏良为例。
2006年10月28日 ，张宏良在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乌有之乡”书社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在这篇演讲中，张宏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张首先把中国共产党1921-2006年共85年的历史分为三段，每段大约28年：
第一个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武装斗争，用2800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建立。这一段，张把这一段称作“梦乐园”。
第二个28年，是从1949年到197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张宏良认为，无论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这一段我们都是相当伟大的了不起的。比如，1949年我们建国时，我们国家连火柴、钉子都叫洋火、洋钉，水泥叫洋灰，可是我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一个百年战乱的烂摊子上，建成了一个完整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在高技术领域，我们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如生物领域的人工合成生命，到现在也仍然是那时的水平。这一段，张把它称作“创乐园”。
第三个二十八年是1978年到现在（2006年），张宏良认为，在这一段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丧失了公有制以及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无休止的牺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降低和剥夺广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来降低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一个富豪群体，0.4％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对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对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都形成了严峻挑战，有可能造成28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洒、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汗水白流的结果。这一段，张把它称作“失乐园”。张宏良认为，此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是残酷的、荒谬的，因而是黑暗的。
从这样的分法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6年28年的历史是基本否定的。
为什么基本否定呢，作者提出了八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这28年的发展目标是错误的。
张宏良认为，这28年的发展完全是以资本为本，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共产党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共和国各级政府的根本任务，整个国家机器，都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轴心运转，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工人的权益，牺牲我们几十年的奋斗成果，牺牲我们的主权，牺牲我们的资源，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资本最理想的天堂。张宏良的说法是，二战后一度被约束的资本的血腥基因，在中国得到了报复性的疯狂释放，洪水猛兽般地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扫荡，人重新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工具，只要资本需要，人是可以随时随地随便牺牲的天然附属品。
第二，这28年的发展观是错误的。
张宏良认为，这28年的发展是GDP至上，而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的标志是十分荒唐的。正因为如此，这一段的发展导致了个体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导致了整个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永久毁坏。因此，这是破坏而不是发展。
张认为，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现象：你毁掉一座青山，因为你的GDP增加了，就可以算作是发展。相反，你绿化一座青山，但你的GDP没有增加，那么就不如毁掉一座荒山发展得好、发展得快。这种逼良为娼的发展观，使种树的省长越来越少，砍树的省长越来越多。横向来看这种发展观的结果，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纵向来看这种发展观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式，用李瑞环的话来讲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说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头喝子孙的血。我们这一代人还没走完，就透支了几代人的发展资源，毁掉了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张认为，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
第三，这28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
张宏良认为，如今的中国，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作为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规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历史灾难，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几十年对所谓小农意识中诚信道义的批判，几十年西方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最肮脏的地方，世界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我们今天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地坑蒙拐骗伪劣假冒。在这28年中，我们形成了一种逼良为娼的体制，谁讲信用谁倒霉，谁讲信用谁被淘汰，近30年的反向淘汰的残酷训练，30年横跨3代人的影响，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间一代，摧残下一代，结果是整个社会信用的荡然无存。
第四，这28年中，由于效率优先，导致了公平正义荡然无存。
张宏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企业之间出现了功能错位，错就错在政府疯狂的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率，并且荒唐到把效率写到政府和政党的旗帜上。张的看法是，效率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政府和政党的目标，政党是弘扬一种价值观的，政府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企业才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本来是资本的天性，别说不用去激励它推动它，即便是阻挡都阻挡不住。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一心去追求经济效率，是非常荒唐的。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惊人的错位：政府疯狂地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率，一心一意搞经济赚大钱，对百姓疾苦等政治问题没有丝毫兴趣，即便有兴趣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而企业则天天都在研究琢磨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和干部问题。
这样，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私人庄园，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庄园的农奴，少数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了庄园主。效率优先的实质，是把人仅仅看作是实现GDP增长的一个工具，根本不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成是人，就像农村看待猪羊牛马一样。
第五，这28年造成了极少数人的暴富，而多数老百姓则连基本的福利都被剥夺了。
张宏良认为，28年来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历史，打着的幌子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先富带后富根本不可能，完全是个陷阱，是个骗人的东西，不但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骗人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肯定会阻碍多数人富起来的道路，因为他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另外还有一点，富裕是个相对的概念，多数人越贫穷，少数人的成就感、富裕感就越强烈，感受就越好，幸福值就越大。
张举上海为例。上海自90年代以来，十几年总建房面积5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按照上海2005年的房价，新建房产总值是4.5万亿，增殖部分约3万亿，按照上海的解释，其中1万亿进入了各级财政，那么，至少有近2万亿落入了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
张认为，2万亿是上海总产值的2倍，增加值都被拿走了，这老百姓还怎么富裕？还靠什么富裕啊！甚至连老百姓最后那点活命钱社保基金都敢拿走，老百姓还能有什么指望！又怎么能逃过被重新压在3座大山（医疗、住房、教育）之下的命运！
张认为，以上海为代表的这种惊天动地的掠夺行为，恐怕以后的历史学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不会相信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苏联东欧共产党被推翻，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没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罗斯那样还在完善，然而在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却在先富带后富的等待中，连当初所谓贫穷时代的福利都等待没了，更别说等待富裕本身了！
第六，这28年的改革，完全是以少数精英为主体并由他们独占全部成果的改革。
张宏良认为，中国改革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益和风险相分离，成果和成本相分离，精英集团几乎享有改革全部成果，老百姓几乎承担改革全部风险和全部成本。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历史代价，78年改革最初我们GDP是2万亿，2006年达到18万亿左右，财政收入也由最初不到500亿，达到了现在的3万多亿。可是老百姓得到的是什么？是原来福利待遇的被取消，是3000万工人下岗，是6000万被迫丧失国有企业身份和待遇的职工，是9000万工资在绝对下降甚至干脆拿不到工资、并且连国民待遇都没有的民工，是成千上万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的冤魂，是成千上万个失学孩子！
张宏良举了深圳的富士康事件为例。深圳富士康公司的做法，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的金融时报都来中国调查了，调查数字是工人每天15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月工资只有350元，还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工资的一半！
第七，这28年的改革开放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张宏良的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说什么用市场换技术，说什么引进外资是要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结果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无论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凡是我们和外资合作的都完蛋了，不仅合作初期的民族品牌全部消失了，一些刚刚建成的世界级领先项目，如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也都被彻底扼杀了。相反，凡是没有和外资合作的领域今天搞的都很好，如“神五”、“神六”等航天领域没有和外资合作，今天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特别是改革大本营的上海，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的民族品牌消灭得一干二净，把上海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买办经济。
张宏良认为，目前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有些人还在天天骗老百姓，说什么世界工厂是个伟大的历史机遇。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世界都来耗费我们的资源，都来耗费我们的能源，张的比喻是如同大家都拿着炒锅到我们家来做饭，用我们家的煤气，用我们家的水电，用我们家的米面，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家很热闹，原来一个桌子吃饭，现在七八个桌子一块开饭，经济发展特别快，GDP总量不断翻番，可是吃完以后怎么办？我们子孙后代怎么办？中国的人均资源无论哪一项都是排名在世界一百位之后的，按照人均计算，中国绝对是一个资源穷国。为什么那些资源富国不远千山万水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就是资源的短缺，世界60亿人都想过好日子，这就面临着资源的威胁，所以大家都在采取措施保护本国资源。
比如，加拿大人均资源世界第一，完全可以卖资源发大财，可就是不让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资源，它把开发成本提得高高的，让你的开发利润几乎等于零，外资就进不去了。小日本也是拼命保护自己的资源：它人均森林面积排在世界前列，可是却不允许砍一棵树；它早就不烧煤了，却是日夜不停的从中国运煤，煤买来以后放到水泥箱里，沉入海底，变成人造煤矿；对耕地撂荒放牧，实现生物植物之间的物质转换，增加土地肥力，用他的汽车、电视、MP3、MP4去国外换粮食吃，一旦遇到问题，马上把储备资源利用起来。这些情况表明大家都在重视资源，都在想方设法耗费别人的资源。这就是外国人把生产线搬到中国来的大背景。
资源封锁之外还有一手就是所谓知识产权，如果说生产线转移是西方国家到我们家来做饭，知识产权则是拿着菜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吃完后我们还要给他钱。知识产权这个东西严重堵塞了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道路，所有行业知识产权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掌握着各种产品的核心技术，无论最后挣多少钱，大头永远是他们的。
第八，这28年即使是有发展，这种发展也是片面的，不值得追求的。
张宏良认为，28年的发展，是单纯地追求GDP指标，用GDP指标衡量政府政绩，导致了发展的极大片面性。具体体现在：少数人发展了，多数人没有发展，甚至情况还在恶化；城市发展了，农村没有发展，甚至情况还在恶化；沿海地区发展了，内地没有发展，边远地区甚至情况还在恶化；GDP指标上去了，但其他指标如资源、环境、人文、幸福、安全、诚信、认同、执政党的党风、非物质价值观等等指标则出现了全面下降。甚至有些东西还出现了退化性颠倒，比如荣辱观，真、善、美为人们所不齿，假、恶、丑成众人之崇尚。
张宏良认为，这方面最令人憎恶和可怕的是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
张宏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出生产力标准，其实质就是提倡金钱中心、金钱万能。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把金钱两个大字写入思想旗帜，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准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天天说美国是金钱国家，可美国的国家旗帜上写的也不是金钱，写的是平等博爱民主自由，唯有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把金钱写入了政治旗帜，这就是所谓生产力标准，著名的猫论：“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价值观的转变是根本转变，是所有转变的基础。中国落到今天这种道德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就是价值观转变的结果，摆脱这种状况仍然要靠价值观的转变。
张宏良认为，金钱中心、金钱万能的价值观危害最大的就是三个基本理论，即：“猫论”、“特色论”和“国情论”。张对“三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第一、发展目标上的“猫论”。
不管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张宏良说，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按照整个理论，一个姑娘走上社会，做工人这只猫，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做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几百块钱，你说哪只猫好？肯定是做小姐这只猫好。于是中国进入了“无恶不作”的时代，所谓无恶不作，就是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罪恶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无恶不作”的含义。你看，我们环境毁掉了，环保产业就发展起来了；社会风气恶化了，防盗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伪劣假冒兴起了，打假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并且伪劣假冒产品越多，GDP增长就越快。总之是罪恶越多工作越多，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只有罪恶才能推动工作。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发展方法上的“特色理论”。
所谓“特色理论”，就是一切都讲要有“中国特色”。
张宏良认为，特色理论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建立权利约束机制的理论依据。几十年来一直在讨伐批判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提“姓资姓社”就骂你是极左，骂你是僵化，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才成为精英集团妖魔化的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就得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约束体制；如果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就得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约束体制。
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包括封建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约束体制。
张宏良的看法是，现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色理论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标准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谁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
第三、发展道路上的“国情论”。
根据张宏良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国情论”曾经有过三次泛起。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国情论”，当时搞洋务运动，针对西方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路线，认为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怎么样呢？差点儿亡国灭种。第二次是蒋介石的“国情论”，认为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结果是天下丢在了共产主义者手中。目前是第三次“国情论”，认为今天西方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说特色理论是干尽一切坏事的借口，那么国情论则成为拒绝当代所有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借口，什么人权不符合中国国情，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公费医疗不符合中国国情，免费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国国情，总之，凡是好东西都不符合中国国情。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华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道理很简单，国情论的前提，就是承认对方是正确的，只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对其它国家都是适合的。
结论：1949年到1977年的中国社会——即“创乐园”时期——才是中国社会最好的时期。
以上是“回到过去”派的代表性观点。
三、“技术分析”派的代表观点：“危机社会”论
“技术分析”派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又一学术派别，实事求是地讲，这一派最不带情绪色彩。“技术分析”派不作定性研究，不问是姓“资”还是姓“社”，主要是对现实政治作技术分析，并试图对当前及今后政治运作提出一些技术性的指导意见。
“技术分析”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许多问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但危机并不是不可解决。其代表性的文章是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3年），文章的背景是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的一次调查。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搞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是：2010年前后中国的可能前景。调查对象是国内和国外有关专家，其中包括：不同部门、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组织机构和不同国家的专家98人。这些专家在专业上的分布为：经济领域45位，环境领域4位，社会领域16位，国际关系领域6位，卫生领域2位，公共政策领域6位，其他领域17位。
丁元竹的《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这次调查的内容。
1．2010年前可能发生危机的领域预测。
这次调查中确定的中国2010年前的危机因素主要有：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爱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调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2010年前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带来冲击，尤其是就业、金融、社会差距以及生态环境。此外台湾问题也不可忽视。
调查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社会差别拉大（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失业下岗问题被认为是高风险的领域。在经济领域，金融风险、三农问题最为人们关心。社会和政治危机包括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如非典和艾滋病的扩散）、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权力的要求、高失业率、腐败泛滥、社会稳定、进城民工的抗议和骚乱、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三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安全危机。“经济是基础，信心是关键，二者不可分割。从爆发的可能性来说，社会为爆发点的可能性最大”。
2．危机和冲击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调查提出的看法是：
第一、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动荡。
某一领域出现危机，“意味着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严重到暂时倒退”，“社会发生动荡，破坏正常生活”，“国民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社会危机可能会导致信心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心不稳、政府共信度减弱、国际地位和形象下降”。
危机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平衡。例如高通货膨胀或紧缩，或银行由于呆、坏账过多引起民众恐慌、挤兑而出现金融危机”。
第二、危机和冲击意味着遭受损害。
比如：“环境污染意味着许多人死于环境污染，许多人的健康受损害”。“教育的改革滞后，将极大地损害未来社会各个群体的就业安排，在教育投入上存在着巨大的战略偏差，过于注重高等教育，而轻视基础教育的做法，将使中国制造业与一般服务业停留在低水平，同时技术工人奇缺，高等教育人才就业困难，低水平劳动力无法实现起码就业”。“我国严重的水旱灾害本身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历史上一旦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大旱大涝、联旱联涝的天气形势，或赤地千里、或汪洋一片，社会与环境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与自然间的脆弱的平衡必然被打破，环境问题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 达到7，000-10，000美元时才走出环境恶化低谷的。我国目前的环境仍然处于总体恶化过程中，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加大，即使经济最好的区域，要达到人均7，000美元的水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环境危机的发生将直接威胁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环境退化不可逆转”。“消除危机无疑需要付出代价，视代价的大小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减慢发展速度、停滞、甚至倒退”。
第三、危机和冲击意味着无法应对冲击和困难。
报告中说：“危机意味着发生了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可能出现什么突发性事件或危机的话，很有可能是在社会领域或局部的政治领域。实际上过去几年中这类事件在不同地区时有发生，只是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已”。“在国际问题方面，出现危机意味着可能发生战争。我国应当尽力避免战争，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危机“意味着社会经济的非正常化并产生连锁反应，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信心危机等其他危机”。而这一切，“意味着社会和国家松散无力，经受不了冲击和困难”。报告中还说：“经济危机，尤其是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结果往往导致市场恐慌、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乃至政权更迭。这一局面已经在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发生。我国目前金融领域问题很多，不良债权居高不下。兑现入世承诺又需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一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这只是时间问题），风险将浮出水面。一旦危机爆发，我国将面临比印尼、阿根廷等国家更加糟糕的局面，任何国际机构或国家都无力拯救中国，况且我国还存在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出现的局面不是不可能在我国重演的。加之，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尚未具备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或危机的能力，且内部问题不少—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官员腐败、专业人才缺乏。此外，短期内我国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有大的突破。那么，国企难题将继续存在下去，也将持续拖累银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投资决策是所有危机的根源。失败的投资除了创造债务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来自他们的坏账和死账。”
第四、危机和冲击意味着对抗。
报告中说：“所谓政治危机主要是指：政治性的大规模抗议，或高层发生公开的分裂”。再就是“因腐败、经济滑坡和差距过大导致政局不稳”。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政治危机动摇人们的信心，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外交危机主要是指台湾问题导致中美之间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形势”。“经济危机指因汇率问题处理不当导致经济大幅度滑坡”。“社会危机指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局部社会动荡”。“在城市中由于失业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里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在农村中，农民收入的持续相对下降，农村中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中各种矛盾的严重化和复杂化等因素都使整个社会潜伏着危机。如果遇到某些诱发事件，可能酿成较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事件”。“如果经济的发展出现停滞，那么一个国家诸如社会、政治以及国民信心方面大危机就会随之发生”。“不断增加的失业。贫富差距的扩大，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这些集合到一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这些将会导致出现大规模的、甚至全面的社会对抗。
3．中国2010年前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在中国在2010年前是否会发生重大危机，有77位专家作了回答，其中51位认为会发生重大危机，26位认为不会，分别占66.23%和33.77%，说明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2010年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风险较大的时期，或者说是危机多发期。
事实上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危机决不是短期现象”。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亚洲众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亚洲国家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在金融和劳动力方面的弱点暴露无遗”。在深度市场化和快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金融和其它体制方面的弱点将越来越明显。
调查认为，中国2010年前政府在危机管理问题上要关注金融问题，目前金融还谈不上危机，但金融风险很大，并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银行连续出现大问题，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也与体制有密切关系。
调查认为，中国整个社会体系是非常脆弱的，但是由于公众组织性很低，演化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虽然存在，但形成实际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不足。
调查认为，金融危机、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值得重视。城乡差距也是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农民工，特别是农民工中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会成为中国2010年前不稳定的领导力。目前这个阶层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障、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
调查指出，这里有一个悖论，不解决农民问题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但要全面解决他们的问题又会大大提升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的国际竞争优势会不复存在。
调查指出，如果腐败在近期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2010年前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它可能是危机的导火索，与失业下岗、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危险性大增。
调查指出，由现实严峻形势引发对未来的担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国内还是到国外，包括2000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都提出了未来10年到15年中国发展存在的不确定性。
4．2010年前几种可能的国家发展前景
提出三种可能：
第一、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
这个过程产生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利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国大多数人民不分地区、不分城市和乡村，都能在发展中获益。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技术的开发与传播：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方面的差距，提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或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经济增长可以广布财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解决目前存在银行不良资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社会发展是保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处理和消除社会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居民的就业；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将为我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意义不必多说；再有一点，就是公共治理的改善，即所谓的善治，即政府在处理国内公共事务和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制度安排，使国家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内和国际冲突大幅度减少。
调查认为，目前“中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2010年前的发展将决定中未来的发展路向。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中来，如果大部分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发展规划和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措施，促进更多的人民参与将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办法”。
调查认为，如果以上都能做到或都能实现，那麽中国就会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
第二、偏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调查认为，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虽然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得到加强，GDP 按照预定的目标持续增长，但结果只是少数经济、社会和政治精英从发展中获益，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绝大多数人民不能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继续认为发展可以解决一切，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社会差别问题、就业问题、道德建设问题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问题；财富继续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广大劳动者被剥夺生产资料，社会分化严重、地区差别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低下；国家贸易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家遭受全球化中负面因素的干扰越来越严重，并因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危机而使国内的发展陷入困境；国家内部冲突加深，不公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关系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就实际上偏离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第三、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报告中提到的未来发展的第三种可能是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就无法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业已存在的经济体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国际或国内的突发性事件激化了现有的内部矛盾，经济发展进程中断或发生经济倒退；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差距的继续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由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国内需求不能进一步扩大，国家经济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的波动引发国内经济危机，中断经济发展进程，或引发经济倒退；居民收入降低，大量居民失业，社会差别进一步扩大，进而加深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国内需求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缺乏刺激因素，经济速度降低，失业率上升，激化其他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调查的基本判断是：中国2010年前面临的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因而，出现全面社会危机的可能是存在的，当然，如果处理得好，危机也是能够避免的。
这是“危机社会论”的大致内容。
以上概略地介绍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非主流观点，供参考。至于对这些观点应该怎么评价，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