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08年5月7日20:00
地 点：北京师范大学教九502
分 类：中国转型论坛第七期
主 办：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周末，而且春天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这么多朋友，放弃很好的活动来听我讲一个标题听长去非常沉闷枯燥的话题，我非常的感动。我特别感谢“农民之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交流，我最初听到农民之子是通过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可贵的气质，在今天的大学里，这种胸怀天下的气质尤其让人感动。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一个话题不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观念，而是把我的思考跟大家来分享。也许大家会注意到我的经历我学的背景是自动化出身，但是我在大学里边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辩论赛上。有当辩手这样的经历给我一种习惯，让喜欢寻求问题的答案，而且喜欢从不同的角度来推敲问题。后来我做了主持人以后，再后来做记者，记者的职业又给我一个接触中国社会底层问题的机会。最初做记者的时候我会跑农村，关注拆迁、土地种种问题，在当时带来一种激动，而且我们也是能够发出几万字非常有影响力的报道，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但渐渐我会发现中国这些问题似乎不能用新闻的字眼来概括，那时候让人有一种焦虑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的思虑或者你觉得你自己的事业无处安放，因为你所关注的觉得这个社会最痛的问题恰恰不是新闻。比如讲，当我作出对于农业的问题，比如农村的征地的问题，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之后，全国各地会有几百个来信、电话，比如说作出拆迁或者医疗服务报道也是这样，你作出那个报道很有影响力，有几百个电话、上千个电话和来信告诉你，你快到我这儿，我们这里的情况更加悲惨，你为什么不来关注？你的良知到哪里去了？让你非常的难受和气氛。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用新闻的角度来一篇一篇报道这样的故事，你会发现你专门办一份报道，这份报纸的名字叫“中国拆迁报”，你每天都能把报纸办的跟辞海一样厚你都写不完，而且全是故事。就逼着你去想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学理的思维、学术的思维跟我们对社会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为什么要把中国农民的问题跟全球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呢？这是我对于中国“三农”这个学术圈的一种困惑而产生，最初我自己产生这样的问题。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方面，一般会有两个核心的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全球化，这是在学理层面讨论农业和农村问题关键的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议题，而且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议题。在世界上，基本上我的一个经验，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左翼知识分子和还是右翼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左翼知识分子通常态度是反全球化，反市场经济；右翼的知识分子通常是支持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支持全球化。
造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我曾经在印度去参加一次交流，这是一次论坛，这个论坛是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论坛，中国大陆去的就我一个人，都是世界各地的一些左翼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些人。他为什么邀请我呢？因为有人推荐，说我写过拆迁的一个开发区的报道。我去做一个演讲的题目，题目叫做“中国的经济开发区和征地问题”这样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做完以后，这些人都非常高兴，你这么关心中国农民的命运，你看你做这样的调查，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底层情怀的左翼知识分子。马上跟我勾肩搭背，觉得大家都是左派，左派情绪非常高涨。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恰恰我在中国别人提到我，大多数人会把我归纳为右派，而有趣的是在中国一般来说，参与农村的维权或者说征地、拆迁，或者说这些问题的知识分子一般也都会归纳为右派。我就非常奇怪造成这种认识的差距在哪里。
还有一个有趣的经历，无论跟美国、印度、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讨论到Globalization或者Open - door policy的时候，他们一般的态度是你是一个来自中国关注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人，他非常期待从你这里得到一个共鸣，这个共鸣就是你怎么看待全球化还有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民带来的影响？我说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民好像也不少好处。他们听完非常愤怒，你还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一定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我就发现认识中间蕴含着非常大的差距。
还有一次我是陪一个印度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大学的教授是印度一个左翼的社会学教授，他邀请我陪他去看一看中国的农村，特别是经济开发区。他就带他去看，到四川重庆那一带，还有云南那一带，陪他走了走，看了一些经济开发区，见到一些农民。这些农民土地以非常廉价的价格被当地政府强行征用，征用完以后转手卖给开发区或者卖给公司，其中一个大的征地项目卖给军工厂，转手政府可以获得上百倍的利润。当时看了觉得对你的良心是一种折磨。其中有一些农民的代表要去上访，谁上访把谁抓起来，你看到非常善良的老人就被抓起来了，看到身上的伤，你会觉得非常的气愤。
这次来了以后，印度的教授那天晚上喝了点啤酒，非常深沉的告诉我，宇宽，我亲眼看到了全球化对中国农民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我一下脑袋懵了，怎么看了这么多天你的逻辑是怎么得出来的？这怎么会是全球化带来的灾难呢？这分明是我们社会体制甚至是我们的法制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的问题。他说“That is my belief”。我一下子晕掉了。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一次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看来，中国非常好理解，一个村里面的恶霸，这个恶霸是村里面的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的大大儿子抓人在里面折磨，做苦力。结果也是一个印度籍的学者，这个学者在纽约一家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从这个黑砖窑事件批判“新奴隶制度”，这个我们都好理解，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全球化给中国人民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你看的非常莫名其妙，这样一个黑砖窑事件跟全球化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我们的脑海中产生的印象，“全球化”在世界的知识界会给人带来一个印象，就是全球化好像是伤害农民的利益，还有农村的利益。这个给我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再有一件事儿，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一些外国的新闻同行包括一些学者问我，说宇宽你怎么看？为什么加入WTO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好像中国的农民没有发出什么抗议？你看在香港搞一个任何全球化的大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开，一定会有全世界的农民组织去抗议，比如韩国的农民组织，甚至非常激烈的抗议。说为什么你们中国农民对全球化一点儿没有抗议？北师大的农民之子也没有办一个农民全球化的论坛，怎么回事呢？难道中国的农民智力水平这么底下这么麻木不仁吗？好像全球化是全世界对农民的妖魔，而中国的农民不知道反抗，为什么？这也逼着我思考。我当时非常不好意思，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的决策体系不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抉择体系，比如在WTO上面的签名，龙永图、朱总理这些人他们就签了，我们老百姓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们这样的人也没有发言的机会，没有人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更不要说农民有什么机会来发言或者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
后来我要说，随着我的调查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地。我到印度还有到韩国包括到美国、英国都想了解一个问题：日本这个社会，这些农民包括他们的农民团队，这么激烈的反对市场经济，反对全球化，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我在中国也有很多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我也没觉得全球化给我带来负面的影响。问题在哪儿？我寻找一个问题的逻辑是先看看人家反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出发点。比如拿印度来说，印度在一个小村镇里面，你会发现打着横幅，“打倒全球化”，“打倒市场经济”。我就跟印度的农民伯伯座谈，我说你们全球化给你们带来什么伤害吗？他们马上苦大仇深了，全球化太坏了，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印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印度农民享受很多的补贴，补贴体现在比如说化肥50块钱一袋成本，政府会有补贴，个别最多达到20块钱。包括农用的电力，灌溉季节政策有补贴，这是非常高的补贴。当然这种补贴反而不公平，有的时候反倒是比较富裕的农民耕作的面积比较大，补贴的越多。再比如用水也有补贴，粮食收购，政府价格收购的也比较好，也有补贴。全球化以后，引进了竞争，直接美国的粮食进口到印度，印度的粮食价格下降了，而且以全球化的名义，印度的农民补贴减少了很多。他就觉得带来的灾难都怪全球化。
为什么印度也有人不怪全球化？比如说印度搞软件产业的他们就不会说这种话，就是因为有了全球化，印度生产的软件才能卖遍全世界。同时印度有一些产业也不怪全球化，比如印度生产棉花的产业，他们的棉花卖到世界上比原来的价格高了。但有些传统的产业他们的竞争力比不上美国，比不上加拿大，他们对全球化批评非常强烈。
这是印度的例子，再说韩国，韩国人为什么痛恨全球化呢？我跟韩国的农民交流，韩国的农民太幸福了。就从朴正熙时代开始，他们韩国的农民享受很好的福利补贴。韩国人一般不吃牛肉，一般连炒菜的锅都没有，不是不想吃牛肉，是吃不起牛肉，牛肉太贵了，一般吃一次牛肉他们会猛吃一顿，这一礼拜就不用吃了。牛肉贵到什么程度？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几百块钱一斤这样的标准。
韩国还有水果，韩国地理的纬度大概跟山东烟台差不多，韩国苹果很好吃，但我吃起来跟烟台苹果或者陕西苹果其实口味差不多，但他们韩国的苹果多少钱一斤？折合成人民币50块钱一斤。韩国的苹果为什么贵？牛肉为什么这么贵？有一个政府的保护措施，不允许进口来冲击韩国的本土市场，韩国的农民过的日子比起我们的农民就太幸福了。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农民你到农村看，由于全球化，比如日本的稻谷、日本的大米，基本上米折合成人民币也是几十块钱。他靠什么来维持这个价格？也是靠组织国际贸易，比如中国的大米不准输入进去，而且农业享受很多的补贴。就更不要说法国的农民了，法国的农民抵抗全球化是最激烈的，哪里有全球化，法国农民要冲上去闹事，搞一点打砸抢活动。法国的农民为什么反抗全球化？也是法国农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太好，法国每一个农民基本上都是庄园，而且还享受补贴，而且还有享受优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人他们会受到冲击。最可能对他们构成冲击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太低了，一旦全球化，货物的自然流通，这就对他们的经济产生影响。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我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在世界这些比较自由、民主的国家，农民群体都会非常激烈的反对全球化，他们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以自由竞争、开放市场的名义，取消了他们的以往所具有的福利补贴。
我们过去经常有一个概念，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好福利、公共福利的社会，其实民主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说跟印度相比还不能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再来理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反对全球化？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到浙江去，大家都知道浙江的土地面积非常少，但是中国人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不一样，中国的人种我一直觉得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有一个性格，就是勤劳。农业产业的构成有几种要素，一种是土地，一种是资本投入，再有就是劳动力投入。劳动力投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重要的要素，中国农民的勤劳就决定了我们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在浙江人均耕地非常少，就在一个地方，他们现在生产香菇，香菇可以搭好几层的架子，虽然土地很少，只要你勤劳，你天天管理、看护得好，劳动力密集型，你产量就会高。
在过去假如是计划经济的年代，你这种产品统销你只能卖给政府，那你赚不到钱，什么情况下能赚钱呢？现在这些农民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日本，卖给韩国，一下子特别赚钱，收入变得很高。进一步说，这些产业给他们带来的效益体现到他们原来的劳动投入、他们在农业方面的生产可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寻找一个更好的买主。
结果上次去，碰到一个情况，那边就说现在那帮农民反全球化，现在给政府施加压力，不许吃我的香菇了。今年日本不来我们这儿采购香菇了，我的价格低下来，我就吃亏了。可想而知这些农民是不会反对全球化的，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福利。
中国什么样的农民可能受全球化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在日本种稻米的农民会受全球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因为补贴没了。但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的农村问题，一说谁代表中国农民的利益，有毛主席在就好。但是恰恰是在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中国的农业绝不是全球化的，而且绝没有自由市场。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国家统顾统销，而且强征粮食。这意味着什么？今天假如说全球化给中国农民一个选择的话，我生产的香菇我可以在一个广阔市场上寻求一个给我价格最好的买主，而且买主会进行竞争。比如说今年韩国的一个批发商到我这儿来，说你这儿香菇20块钱，我都包了，他只要有利可图，明年就会又来一个韩国或者菲律宾的批发商过来，他给20块钱太低了，我这儿给你22。这种竞争对他的利益就有一个保障。女孩子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假如有好多的男生追求你，你的感觉一定非常好，假如有一个人说你死了这条心吧，反正别人也没人要，就我要你了。你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没有选择。
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农民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所有你的粮食只有卖给唯一的买主，而买主为你规定的价格，你统顾统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要对付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了，现在非常危机，要做牺牲。这是他的一套理论。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农民面对的危机就来了。
阿玛蒂亚·森有一篇文章就讲为什么民主和大饥荒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在有民主的国家，一般来说最难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情况，因为他可以在全球的市场上寻求到粮食。比如这段时间我的粮食欠收，粮食欠收。我们国家这段时间粮食欠收了，但是有煤炭，有钢铁，我们卖一些现在不那么迫切的东西，然后到其他地方买一些粮食，大家不是吃饱喝足了吗？在集权制的国家带来的情况是，即使农民手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而政府依然可以继续出口粮食，甚至往外赠送粮食。我们国内老百姓已经饿死很多了，我们领导人在国际上非常慷慨，包括给印度毛分子支援，无产阶级领袖，对国内死多少号人并不很担心。
当时有一个讨论，梁漱溟追问毛泽东，你号称代表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对农民这么苛刻？这么压迫农民，你征余粮征到了比地主还厉害的地步，就连地主也不会让农民活不下去。毛泽东说砸锅卖铁当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可问题是毛泽东你有裤子，而现在农民没有裤子，你要当当你自己的裤子砸你自己家的锅，不要逼着把农民的裤子都当了，毛泽东自己住着全国各地的别墅，却逼着老百姓把自己的锅都砸了。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梁漱溟这个人被打成了右派，毛泽东说你懂得农民问题啊？我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你敢跟我讨论谁代表农民的利益。
说到这儿，回到今天讲的，我们来理解为什么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造成损失？这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农民在全球化下特别幸运，好像WTO条款对中国农业特别优惠，其实不优惠。WTO条款对中国来说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我们在保护自己利益方面，比不上韩国的农民，比不上日本的农民，比不上法国的农民，但是人家还抗议我们为什么不抗议呢？这不是因为WTO对中国农民更加照顾，而是因为农民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在我们的体制下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的地步，WTO的剥削再厉害也没有毛泽东时代和统购统销，集体所有制的剥削厉害，WTO那点儿小麻烦，中国农民不在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都没给饿死的人，还能给WTO吓死么。
WTO，全球化，自由市场，会让法国农民、日本农民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中国农民是一种非常悲哀、无奈的心理，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压根儿没有可持续的东西，印度农民可以抗议说你WTO之后把我的农业补贴给削减了；法国农民说你今天冲击我的市场，我的福利没有了。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福利，我们对农业一直是抽血的形式。难道让我们的农民抗议一个他们自己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吗？当然不。
相反，在这种开放的市场上，中国农民包括市场经济给中国农民第一次带来了选择的机会。在以前，比如说在以粮为纲的时代，假如说你是一个农民，你名义下有你承包的一块土地，但这块土地被集体化了，你实际上成为了这个集体的一个奴工，什么叫奴工？你没有选择的机会，就跟黑砖窑一样，你无处可逃。今天说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他再苦、再累他有选择，这个老板对我不好，克扣我工钱，但这个市场上总会有好一点的老板，一个北京有几万个老板供我选择，我可以选择好一点的老板。而在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就跟黑砖窑的一个工人一样，他名义上可以给你一个好听的名义，说你是集体所有，你是主人了，你说我们是主人翁，但是我是一个主人，我有没有离开家的权利？就好像你被绑架在一个地方，告诉你是一个主人了，但是你每天得工作，得给我干多少时间的工活，你不能逃跑，而且你也没有地方逃跑。我今天不想当农民了，我想进城，我能不能把我的土地卖掉换钱，到城市里找一份工作？不行，你是农民。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了那时候中国农民不仅没有处理自己的生产品的权利，比如不能卖你的一个生产产品，甚至连你的人生权利都没有。而且你连决定生产方式的权利都没有。比如说这片田地明明祖上说这篇是沙土地，适合做花生，但是规定了以粮为钢，你就得种小麦，哪怕产量非常低，这就是一个安排。这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极端伤害农民利益的一种环境。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当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今天的中国农民依然不自由，没有进城的自由，没有就业的自由，但是比过去，有了一些相对自由，这些相对自由意味着你可以进城打工的，尽管你不能在城里留下来。这样反而带来很多在农村地方的或者农民务工增加了，人民反倒有见识了，特别是不在少数的一批人产生怀念，会怀念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毛泽东时代多，公平。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有一个反差，过去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压抑着人民对于所有生活想象力，使你没有选择和挑选的余地。比如黑砖窑里面，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奴工，你想我的生活也就是这样，而且既然大家都是奴工，你当时想美帝国主义的劳动人民生活一定更艰苦，你现在很幸福了，不会有不公平感，没有什么怨言。当今天这种开放的大门打开以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会产生一种情绪的倾向，会发现城里人为什么这么生活？再一看，怎么美帝国主义的人生活这么好？这个不公平感就会产生出来，这种不公平感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比较。
比如说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民连自己家里面养一只老母鸡都会被批斗，更不要说拿鸡蛋市场换钱，那是要受批判的。但那个时候虽然受批判的，还没有不公平感，只是政策，我违反政策了。今天允许你拿着鸡蛋到城里去卖，这个鸡蛋卖出的价钱比过去卖的高，城里人都喜欢吃农村的土鸡蛋。过去土鸡蛋在农村的山里有一点像全球化一样，比如一个深山里面的一个村，假如这个村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外面的村镇对一个村来说就是一个世界，原来这个鸡蛋只能在这个村里面交换，换也换不了多少钱，突然城里的旅游者来了，乡村土鸡蛋好吃，我花一块钱一个买。一方面对农民的利益来说肯定是好，把你的鸡蛋价格抬高了，或者你们家养的老母鸡、土鸡20块钱一斤，你的利益提高了。但回过头来你会觉得不公平，这帮城里挣的比我还多，看，他开着车来，我辛辛苦苦养出的鸡蛋一个才一块钱，这帮城里人每天坐在写字楼里，每天对着电脑敲一敲，手里也不沾泥，也不从事劳动，一个月就能拿好几千拿一万，他是剥削我，这不公平。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是不是有其合理性？我觉得当然有其合理性。人类追求一种公正的影响永远是正确的，而且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要给弱势的人有一种表达的机会，而且使他的诉求能够不断被倾听，进而产生一种博弈的环境。比如说这个村里的老百姓我这个土鸡蛋，你们城里人这么有钱买我的土鸡蛋才1块钱一个，下次要涨价了，我宣布1.2一个，这可以，这是应该鼓励的，就是应该有一种现代市场的谈判意识。可是假如我们产生一种情绪，这些城里人就花1块钱，他们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坐在电脑前面，也不挑猪粪，以后不卖给他了，关掉大门，把山上的路挖掉，以后我们自立更生搞建设，我们不做周围人的生意了。假如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可想而知，这种感觉可能很爽，把城里全都赶走，但最后损害的是谁的利益？
我要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个题跟大家交流。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关注农村问题“三农”专家的知识界我感觉有一种非常让我感到忧虑的现象，有一批知识界的学者特别是号称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学者，他们会“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市场经济，“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全球化，“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土地私有制。这就带来一种非常可怕的结果，在哪里？我们前面说过，假如把中国农村限制在土地上，剥夺了他对土地自由经营的权利，而且限制了他在自由市场上寻找更好的机遇，最后损害的只有中国农民自己的利益。
但是，有一些人还非常“崇洋媚外”，会非常善于引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比如法国学者的理论，印度学者的理论，告诉你全球化是一个坏东西，市场经济是一个坏东西。那么，对于农民来说，有时候会被舆论的力量特别当这帮人又代表学术、又代表学者，又同时号称代表农民，号称用脚做学问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我是“三农”方面的专家，代表农民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提出的口号的思路是“反全球化”、“反市场经济”，“反私有制”，一旦这样的话，农民就可怜了，就要受剥削、受压榨了。
最后农民的可怜在于，中国的农民太容易被代表，他甚至没有自己的话语进行表达。印度的农民可以表达出来的话语，他可以视为我原来享受的福利，现在没有的。所以，我不管你说全球化有多好，我就反全球化。而中国的农民是在一种尴尬的状态中，他们的话语没有任何的依附点，印度农民，法国农民可以说我反对一个东西，因为过去有一个好的东西，中国的农民一旦在现实状态中间遇到了不公平，他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参照的模型系数告诉大家过去是好的，他一找就会找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可以参照的就是毛泽东时代。一早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公平，那好，如果你要这样子公平的话，那就意味着让你们所有人都做奴工，大家都公平。这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对于全球化还有市场经济和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点思考，我背后所想到的其实是一套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你遇到一些人的逻辑总是无法自洽？这种无法自洽可以举三农方面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三农专家会说中国现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必须的东西，为什么是一个必须的东西？他说我们中国国情决定城市不能放开，难道你希望中国的城市全是贫民窟吗？但是同样是这样的专家，他又批判全球化，而批判全球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的全球化基本上是一种货币、金融的全球化，而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劳动力的全球化，这是一种不公平。比如在中国也做一个厨师，一个月拿3000块钱，你在美国做一个厨师，一个月能拿3000美金，干的是一样的活。这个因素目前无法实现自由的东西，这也是批判全球化非常主要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性，你只选择、掠夺走了对你比较有利的人，咱们的劳动力为什么不能自由化？但是你会发现，奇怪的是同样在批判全球化缺点的这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批判，而且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批判美国的全球化美洲的虚伪，一方面要自由，同时就不让中国人进美国。但一旦谈到中国的农村问题，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不能进入城市？他们会在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立场，这时候的立场又是另外一套逻辑，他会是使用主义说，说我们现在国情不允许。而更可怕的是当他说这一套对中国农民没有任何好处的一个政策为他辩护的时候，他又以中国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来说，这种危险非常可怕的。
我一开始非常难以理解这些人的大脑是怎样发育结构的。因为我以前喜欢搞辩论，搞辩论的人带来一点经验，一个人在讲一个话的时候，前后逻辑一定要一致。我对这一点是非常敏感的，什么叫一个人是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一定是他相信的道路他所理解的真善美他所理解的社会愿景，一定是有一个公道和真正的理想在哪里，而不能用不同的逻辑来区分。一方面，假如说你要代表农民的利益，你说现在全球化国际资本在压榨中国的农民，这个时候你批判；换一个问题，说到毛泽东时代，压榨中国农民搞农业化，你就觉得这是必须而且合理的。这就是一个人的逻辑混乱，但遗憾的是，也许中国人缺少辩论思维的训练，对这种逻辑不一致，缺乏敏感。
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会出现大批的逻辑混乱现象呢？我一开始也想不明白，我对人的大脑结构非常好奇，为什么会发育成这样，而且说的时候说两套完全不同的，而且都振振有辞。
我有一个经历，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在前半场讨论的时候他就批判，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始终带着霸权主义色彩，阻止我们解放台湾，这就是霸权主义的典型。这个话我觉得有逻辑的道理。结果到下半场的讲话，说现在南北朝鲜的分裂非常符合中国国家的利益，这种状态一定要维持。好像前后逻辑，一个人的脑袋怎么长出来？这种人非常奇怪。后来发现这样的人他的共同有一个思想的根源基础在于毛主席。回过头来讲，毛主席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政治人物，他有这方面的才华。毛主席他有一个叫“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比如说今天我可以跟你说，民主资产阶级就是我们谈的对象。咱们是哥儿们，我们一块儿对付美帝国主义，我们一枪把他打倒。打倒完了以后，再划一个界线，现在工农是咱们的哥儿们，民主资产阶级需要改造，他们也是压迫者，再把他打倒，打倒了。再打倒完了以后，再看，现在剩下农民是哥儿们，知识分子也是压迫阶级，把知识分子打倒了。打完以后，过一段时间再看，农民里再分几等，还有富农，富农也压迫我们，把他也打倒，最后他自己就是绝对老大。
从这个过程中间你会发现其实他的逻辑也是没有一条非常统一的逻辑，从一个基本人的观念来说，假如作为普通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今天舞台下三个同学说咱们是哥们儿，我们干一件事儿，把那个给干掉。咱们几个是哥儿们就要哥儿们，不能说过几天看谁不顺眼，咱们几个中间我跟你们两个是哥儿们，跟那个不是哥儿们，把他一块儿干掉。要是从做人来说这个人就太不地道了，但是毛主席怎么能够这么做呢？毛主席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有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毛主席有他的一套哲学，这个哲学是一套非常强大的，但是又是非常粗糙有效的思维，我把它称作敌我的思维，跟他相对应的你是知识分子，你不是搞政治的，政治家，你会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教授，假如他说美国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是错误的，错误的是非观念是统一的，同样他应该看待南北朝鲜的统一如果是一些阻碍，也应该是一个错误的。假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观点应该是这样。但是假如你产生，你的认知是建立在敌我的基础上，这种敌我的基础背后的逻辑不是说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而是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现在要团结或者利用的对象，谁是我现在选择要打倒的对象。如果根据这样的一套逻辑思维的话，就会得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理论。在这样一套逻辑上也有它一以贯之的曲线，也有他的思维脉络，这个思维脉络就是他的政治符号。他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目标他所想的是步骤，我先要打倒谁，然后打倒谁，为了这个目标，我设计的是谁哪些方面是错误的，哪些方面是正确的。
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要团结民主资产阶级，要打倒蒋介石所谓的官僚买卖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会说你们民族工商业是有功的，你们是我们的盟友；而另外一个集团代表的是买卖资产阶级，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打倒他。但是再把那个打倒完了以后，我现在要打倒你了，反过来，你发展民族工商业，你就是剥削中华民族和剥削苦大仇深的工人，现在再把你干掉。他的思维可以毫无负罪感的思维方式。
学生：从农民的地位如果从唐朝一直到现在看来，没有必要把毛主席那个特别的年代彰显出来，还是紧扣农民这个主题比较好。
郭宇宽：如果谈一个问题不从根子上谈透的话，特别是全球化，我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农民没有理由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这个根子如果不在毛主席时代开始，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个观点，接下来你可以问我具体的问题具体讨论。
问：您觉得是美国的石油财团、美国的世界银行，还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是各大科学研究所各大学的农业、经济研究团队，还是媒体，还是NGO，这些不同的集群，哪个对中国的农民影响最大？哪个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谢谢！
郭宇宽：可以回到前面说的那些话来解决。这位朋友问如果在中国现在，谁对于中国农村和农业影响力最大？毫无疑问，现在中国的政府是对中国的农村和农业问题影响力最大的。我说的政府是广义的政府，政权系统可能更准确一点，对中国的农业、中国的农民影响最大。你也可以说，是不是这些石油财团或者国际资本对中国农业没有影响呢？当然有影响，比如说全球化在一些地方也会对中国农民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广西，广西生产蔗糖的农民和生产芒果的农民现在就面临一个竞争，这个竞争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越南甚至缅甸、老挝等，特别是缅甸的农民。因为大家知道缅甸的军政府对农民还有控制，他们的环境更恶劣，就使得他们的价格可以比广西、云南这些地方更便宜。造成的问题，全球化在哪些地方开放关口以后，冲击广西、云南这些市场。这个地方对中国整个盘子来说，世界周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北朝鲜，北朝鲜假如跟中国开放贸易的话，也会对中国沿边的农民造成压力，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为什么？北朝鲜的农民假如到了中国，到农民国一个月50块钱都愿意干。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压榨的太可怜的。跟这些相比，中国那些地方的利益会有一个交换的系统。但是恰恰有趣的是反倒是那些最受压榨的国家，前面说过，今天在全球化的体系中间你的受益相对来说是正的。就比如说中国农民跟法国农民如果同时开放市场，肯定法国农民受损害，中国农民受好处。比如法国的桃你卖30块钱一斤，我们现在卖1.5一斤，我假如卖给你5块钱一斤，我都冲击了你的市场。当然，对中国农民是有好处的。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像中国，包括北朝鲜，官方反全球化情绪更加强烈，而反全球化他们的又经常自称代表农民利益，这是可怕的。
再回到前面的问题，有很多的组织和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也是周期全球化中间受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的，包括全球的石油、贸易，也是受到左翼知识分子批判的东西。我觉得这里要提出一个词和它本质的意义，Hegemony在英语里面叫霸权，我曾经碰到一些知识分子，他走到世界各地都要批判资本主义，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呢？我说你老批判资本主义不客观，资本主义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被全球资本保护的挺好的。他说不对，我走遍世界都批判资本主义，我到美国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到中国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我问他为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呢？他说资本主义的霸权和压迫。我说资本主义的霸权跟压迫确实该批判，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时候，又回到那个问题，回到毛主席的时代，在毛主席的时代对农民的压迫、霸权更离谱。现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当局恐怕对农民的压榨和对农民的权利的剥夺都不会达到毛主席时代对农民剥削的程度。为什么不批判那个呢？他马上无言以对。
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批判这些内容，比如说批判毛主席时代的农业政策（现在我们官方也反思、批判毛主席时代的政策），反过来我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银行就是天使？我也不这么认为。但我背后有一个思考方法，随着我接触更多农民工的生活，我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对中国农民有好处。
再基于前面粗俗的例子，我要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我要选择我的对象。我并不是告诉她，你只能跟我，不跟我我就扁你，就给你毁容，泼硫酸。这样的男孩绝对是非常坏的，你一定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会受折磨的，无论他说多爱你你都不能跟他在一起。我是不是说这个人好，你跟那个人就绝对好呢？不是，我的原则是一个人一定要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像一个女孩子一样，你应该多有几次跟男同学打交道的机会，你应该多跟不同的男同学交往，在选择的过程中间，让不同的男同学都跟你献殷勤，这样最符合你的利益，而且最后在挑选中间你能够选择出来最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的男孩。对中国农民也是一样，问中国农民一个问题，说你的粮食卖给国家粮库好呢？还是国际开发商或者卖给一个NGO组织更好？没有这样的答案。但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允许竞争，大家都来竞争，这有利于中国农民满足他的福祉。一个可怕的社会，就是一个只有一种力量号称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我来为你服务，但是你不能让第二人为你服务。如果你有第二个人为你服务，就别有用心，就跟帝国主义一样，我就要跟你干到底，我们大家都要团结起来。
一个好的社会，大家竞争，你这个NGO号称符合中国农民的利益，那一派学者、这一派学者都号称为中国农民做好事。好，大家一起竞争做，就相当于追女孩子一样，大家一起追求她，竞争看谁最符合他的福祉，而且一直要开放竞争的途径，把自由竞争作为一种制度定下来。这样的环境是最适合中国的。而我这个答案不仅适用于中国农民，它可以适用于中国任何社会阶层。
问：纵观您的全部演讲，我大概理清三个思路，中国农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前两个问题您说的非常精辟，您一直在讲市场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高中特别教育我们，市场经济有个弊端就是在于盲目性、滞后性。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农产品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大家都有深切体会。就像您所说的，农民私有化，在全国范围内随便配置了。如果他们种粮不挣钱，养猪不挣钱，这个时候到底伤害了谁的利益？如果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拿一些其他的资源到其他市场换，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温总理所说的，任何小问题，乘13亿人就是大问题，我们可能拿着钱到国外去买，人家不卖给你。最终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与中国这种国情综合起来，您如何看待中国农民全球化的问题？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有什么办法？
郭宇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就是关于市场盲目性的问题。市场盲目性当然是存在的。我和中国一些比较右翼的学者不同的是，我并不美化市场，而且我不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大多数问题。比如说福利问题，市场会带来竞争，这是肯定的，但是市场不可能照顾竞争中的弱者。比如在一个市场的竞争中间什么样的人会受益？比如中国农村人，你们一家有三个儿子，特勤劳，你们家肯定致富，劳动力密集型，你开养猪场干什么都可以挣钱。我们家就一个独苗，还特别懒，搞市场经济你肯定吃亏。这一部分属于福利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市场经济能解决任何问题，未来社会的发展会让一些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也想有足够的基本保障，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是回到前面的问题，盲目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农业方面。在教育青年一代的时候，有一种非常错误的导向，有一点愚民的感觉，反复给大家灌输市场盲目，但是不给大家灌输政府和政权的盲目性。市场是会盲目，比如说美国经济危机，一听说这个生意好，大家都会去做这个生意，会不会一段时间一说粮食好大家都做这个粮食?会不会有的农民投入大了就会亏损，就跟炒股票一样？但是市场的盲目毕竟还有很多只眼睛，很多个头脑在选择，大家可以作出一个自由的选择，在市场中间有些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会分散市场的一些东西。而政府的选择具有唯一性，独断性，而且在我们这种政府决策之下，可能一个人拍脑袋作出一个决策，就像毛主席说以粮为纲，这样一个决策的盲目性比市场的盲目要盲目一千倍，给中国农民造成的灾难更可怕。而且市场的危机大家还可以批评，可以反思，政府出现的盲目都没有人敢批评，这种盲目带来的问题也更大。
具体回到你说中国这段时间粮食泡沫的问题，有一些学者——就是前面说的个别“三农”学者他会说，你看市场出了问题了。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恰恰不是市场在起作用，恰恰那是只看得见的手——我们的政策在起作用，造成了盲目的问题。
前面说到现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有些人很不适应，它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原来依靠特别低保生活的人，一下子大米涨到5块钱一斤，这些人的生存一定是需要思考的。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整个价格体系为什么会被扭曲？中国的大米为什么就不能卖到5块钱一斤？北京一个楼房就能卖到2万块钱一平米，如果拿一个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做比较，拿他的农产品价格和房产价格做比较的话，绝不会像中国这样走高，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恰恰不是因为市场的盲目，而是由于政府的盲目产生，政府并不是盲目，是一种政府的管制。为什么中国的房价特别高？因为中国的土地开发权利掌握在政府手里，中国政府在房地产这个产业中间，他能够大量的寻租，所以把房产的价格抬到2万/平米，他能从中间获得很多的利益。农民是分散生产大米的，这一块对于政府来说很难从中间获得直接的收益，于是他采取人为压低的价格，压低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有很多好处，一个好处压是低农产品价格可以在人民中间造成印象：我们那么关心民生，中国老百姓粮食那么便宜。很多城市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处，对政府的好处是：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也就是压低了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压低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就逼着很多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来打工，逼着他们打工就是逼着他们出卖劳动力。而中国比如东莞这些工厂全部都是出口性产品，比如说我们中国卖到美国的那些玩具。Nike卖的是鞋子吗？卖的是衣服吗？不是，卖的是中国劳动力，拿中国的血汗和劳动力换回来的外汇体现出了政府的政绩，你看中国崛起了。
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压低农业土地的价格，这就使得中国农业用地的价格跟开发用地的价格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巨大的落差又带来一个利益，因为中国的土地没有自由交换。比如说美国一个农民他可以把这个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跟我谈判，多少钱一平米我卖给你。中国农民不行，你的土地唯一的收购人就是政府，政府有意的压低收购的价格，同时另一方面抬高开发土地的价格，最后带来获利，这个模型就非常清楚。
你看我们中国的农业土地都被抛光了，有时候说市场盲目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大学生这么讲是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一个“三农”专家这么说，要么是他头脑坏了，要么是他没有良心。
问：您刚才说的对于某一个关系学的专家的评论，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知识分子存在一个问题，你们在为人民或者为农民群体说话的时候，反而不理解你们，认为你们背叛或者违反了他们的利益。就像你刚才讲的国际关系专家，他讲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阐述清楚，所以导致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他是敌我的观念代替了是非概念。我觉得正是由于这种所谓的是非道德感，导致了他说这种话其实并不符合整个世界的发展。你说的利益是各国都存在的，而且这种双重标准也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像中国阻碍南北朝鲜统一和美国阻碍中国和台湾统一，这个如果不用道德感，用利益来解释的话，我觉得更容易讲得通。这种道德感太强，反而导致有些说的东西不加理性。今天我得到一个新闻就是南方报的长平副总监被免职了，我觉得就是这种道德感导致了他被免职，而不是由于他某种论述是错误的，或者代表什么汉奸的利益。中国就是因为这种道德感而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很多问题我们总是用道德来评判，实际上更好一点的是用利益辅助是非概念。这种概念很道德，但人们就是认为他是一个敌人，就是不能接受的豺狼禽兽。我觉得长平副总监被免职，就是由于整个民众的不理解，而且这种自由态度的知识分子最好在论述方式方面有所改进，否则这种现象还会不断地产生。你们为某一个群体比如说为农民群体，为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听到你们的言论的话，他们反而会觉得你们并不是为了他的利益。
另外，刚才有一个同学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市场的盲目。实际上市场明智的，我非常同意郭老师的说法。如果真的我们上大学更自由一点，有机会上网可以看一看美国基金会的一个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报告，与郭宇宽的说法非常相似。我还希望你们在从事写作或者应该说的时候，能够以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是你们为某些人说话，这些人反过来咬你们一口。
郭宇宽：我一直不主张划成这么清晰的派。我和你之间也没有太大的阶层的划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怀着你心中的理想，你说的对。回到你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你对我前面讲的有一点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我并不是认为利益的分析思维方式不对，我也并不是特别强调道德是非的思维放是是压倒一切的。但是我所要说的是一个人一定要有统一的概念，比如你是一个政治家，你从头到尾要清晰一件事儿，我是维护谁的利益。比如你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议员，我这个州是农业省，我就要维护这个州的农民的利益，我就要代表他们来谈判，就像律师一样。在这一点上，不需要强调太多道不道德的问题。
反过来，假如说你的身份是一个大学的老师，你的大学校园叫师范大学，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名字培养老师不叫教师技术进修学校叫师范大学？范代表一种规范，代表认为崇高的道义的理想，你要告诉别人的就是是非，给人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行为培养的精神。
我之所以提到国际关系的教授，我不是反感他用利益或者道德，是他不一致。他在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时候，他是用一种道义制高点，亡我之心不死。但是当他说北朝鲜问题的时候，他又变得非常功利。同样这些知识分子在讨论全球化问题的，一下子批判一个国际的问题，批判美帝国主义或者CIN，他会非常道义化，一旦说到中国具体农民的问题，他会变成非常实物主义。这样的人带来的人格分裂，我始终觉得他不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都是不称职的，这是人的逻辑混乱需要警惕的，基本上可以确信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良心有问题。一个人要抱着你所坚信的方向去生存，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很难想象绝对代表一方面利益。比如我做的一些事情，客观上来说我是在为农民说话，或者为下岗工人说话。但我不主张像有些人那样因为这个群体是受压迫的群体，就在道德上把他们崇高化。
你说的这个问题引起我思考，为什么有些人一方面出卖农民的利益，工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有的人还很相信他。前段时间我看一部电影叫《盲山》，讲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我就想这帮人都是大学生，怎么被拐卖呢？拐卖人有一个窍门，就是一开始要在情感上给你一个基石，在道义上把你端到非常高的地方。毛主席就会这一套策略，农民你脚上有牛粪，但是你是最高贵的。农民一听就非常舒服。接下来具体的政策损害你的利益怎么办？我觉得现代人的应该有越来越聪明的判断，这种判断力一是道义上的，二是对于一种是非的敏感。假如有人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你的手上沾了牛粪，但是你的内心是纯洁无暇的，这样的人一定要警惕，他可能很容易在农民中间产生共鸣。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任何一个阶层可以在道义上纯洁无暇。
如果说我不赞同我被划成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当然不是，我的生活跟资产阶级没什么关系；你说我是一个三农学者，我也不是；你说我代表农村的利益，我并没有。但是我心中有一个公道，这个公道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拥有的一种品质，使你保持自己独立判断。那种公道体现在，比如我们要维护工人的利益，现在中国有东莞那些血汗工厂，我们应不应该批判？当然应该批判。但是假如我们说是工人阶级创造世界的，我们今天把这个厂一把火烧了。可能工人会觉得你代表我的利益，非常爽，但是恰恰出卖了利益，这些人恰恰是公贼。
公道在哪里？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分成两派，比如一方面鼓吹私有化，说一个企业私有化好啊，提高效率。这个公道不公道？一个企业的效率是不是仅仅由企业家造成的？没有勤劳的工人会不会有这种效率？当然不会。
但另一种中国所谓的左派，我们工人阶级改造世界，你们怎么样，你们是最高尚的。这些人也胡说八道，比如说像宝钢那样的企业，是宝钢那些工人自己干出来的吗？全国人民的血汗，包括中国农民的血汗，抽上来的税收，全国人民的钱堆成这样一个宝钢。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一个公道的问题，比如说假如宝钢或者说首钢这样的企业要搞股份制改革，全部把企业送给厂长，这公平吗？肯定是混蛋，他的厂长干了十年，全国人民的血汗就都给你了，你再说你有企业家的才能我也不相信。反过来说，我把这个产权分给工人，但这个不是你宝钢工人干出来的，是全国干的。你的股份制改造就涉及到，比如国有股占多少，你说一个厂长发的薪水是不是比普通工人多？当然多，你应该占的股份是不是应该多一点？但是多多少呢？这个就需要一个开放社会来解决，通过不同利益阶层反复的博弈。包括摆在到桌面上，我们这样讨论，你的贡献大还是我们的贡献大，这样的社会就公道。这样的社会里面，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当你觉得这个时候压榨了工人，工人是弱势群体，你所努力的方向应该帮他们说话，帮他们把他们的声音发出。
像你所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适合划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我的信仰是有公道、有正义的。我在生活中间确实会遇到这样的痛苦，比如你在这样一个群体，碰到有一些左翼的群体，觉得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是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当然我知道自己不是，但是你跟他辩解很难讲清楚。但同时我如果碰上一个非常右翼的，粗糙地鼓吹私有化的，我跟他们讲我的道理，他们又会觉得你不是我们一路人，你是代表什么什么利益的。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我自己知道，如果说需要时间的经验，包括今天这么多大学生，你们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骨干或者意见领袖，当你们的识别能力能够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里面任何一个人跳出来号称他代表谁的利益，大家都会清楚。
问：我认为“三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民主问题。我想问一下包括“三农”在内的问题，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像您刚才说的坐下来进行辩论或者说集会，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些自由。中国走向民主，应该从哪方面做起？包括言论自由，应该怎么样实现？什么时候达到台湾那样的状态？比如说像在座的各位都是未来国家的主人，但是不可以反对政府的政策。您认为从言论自由这方面应该怎么发展呢？
郭宇宽：你问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天问，中国哪一天能不能到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答案谁都给不出来，而且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一天的时间，假如一夜之间中国民主了，或者一夜之间中国农民有权利了，不会，一定是长时期积累的过程。如果要达到台湾那样的状态，恐怕不会是个简单的过程。
真正回过头来，全球化的好处在哪儿？全球化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使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过去告诉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现在美国劳动人民还等着你去解放呢，中国人民守着“你看，我们多幸福呀”，每天都吃不饱肚子，然后整天在一块儿跳集体舞，社会主义多么美好。
等开放了视野以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选择，过去绝望我们会认为是我们的命运，今天全球化比如给我们参照体，我们有香港、台湾，在世界上还有马来西亚、南洋的华人，同样是华人，我们一样的文化传统、一样的性格、这都是非常像的人，一样的语言文字，为什么他们过那样的生活，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会带来一种积极的、加速变化的一种因素。但这个过程也会非常漫长，如果我们以台湾这个过程来看，我想恐怕80年代的台湾状态跟今天中国是非常的相似。
就是80年代的台湾岛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比大陆现在还好一点点。同时他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我们还知道有一首歌，现在大学生都知道的叫《绿岛小夜曲》，大家知道这首歌吗？这首歌非常悠扬，大家现在很多人唱的时候，都以为是一种恋人唱的歌。当时的绿岛是台湾关押政治犯的，其实当时台湾的政治犯心中倾诉着对外面的爱情，倾诉着自己的愿望。那个时代，你看台湾经过20年的努力，翻过了这一页，今天台湾的民主也变的更加成熟，我觉得大陆会经过这样一个非常艰苦、非常痛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大家怎么思考自己的时代定位，中国的事情总是…你看眼下的时候，你着急的话，你非常绝望。但是如果你拉长一个历史的趋势，比如拿今天和十年前的中国比，你会觉得我们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情况，而且你的幸福在于感觉。中国的社会里面有你的参与，你起了这份作用才使他变的更好，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今天你们在大学里已经20多岁，那么你们设想一下，你们怎么面对20年后的中国呢？现在你们是大学生，你们没有收入，你们在学校里面学习。那么20年之后面对那个中国的时候，可能需要中国一批议员，需要社会活动主持公道的，需要好的学者，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你们怎么面对未来的社会塑造自己？我反正在做一件事情，我做的是这些年来一直在大学里、在社会上推广演讲、口才辩论这方面的训练，这样的社会我想2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讲道理的社会。
什么叫讲道理的社会？一个靠强权维持的社会，谁拳头越大谁就越有力量。我靠推土机来征地，你拿钉耙来反抗，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么一个讲道理的社会，就是我前面说的公道要行于世的社会，那时候每个人要来陈述自己的诉求、陈述自己的道德。那么你要成为那个社会的骨干，你现在掌握的技能就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尊重不同观点，而且要学会讲道理方法和技巧的这样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来塑造自己。
还有一点可能也会是你们要求的，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觉得这个社会比较黑暗？比如说当新闻记者到处都是拿红包的人，你如果对自己有这个期望，我希望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点事情，你所想的是20年以后我们的中国会变的更好，你所做的就会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没有那么好，我们要求自己更严格一点。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以20年后中国的社会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们做事情可能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反过来如果你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没有希望了，反正也就这样了，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上逗留；按照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使你成为这个游戏规则下的成功者。还有一种是干脆出国，这也是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过去在我们毛主席的时代，中国人没有机会出国，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执政者想把你整死就把你整死，你只有跟它合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总体来说你看到的光明太少，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会为你的选择付责任，而未来20年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人？是由您今天所做出的选择决定的。
回到今天我非常感谢“农民之子”这个社团对我的邀请，我也感动于在北师大有这样一批大学生。他们今天做的事情，比如在“农民之子”里从事义工，能给他们带来奖学金吗？不能。能给他们加多少学分吗？能保证他们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吗？不能。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期许，这么投入的做这件事情有一个愿望，是要通过这种锤炼，使自己更加的适应于我所说的20年之后的中国骨干的诉求，所以非常祝福你们。
问：我没有什么批评意见，不过我想就你两篇文章的问题问一下。我看过你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北京征地的文章，好像是根据以前的情况。我想问一下结合北京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是那样？我看许纪霖的书，讲许纪霖以前有个关于研究生招生的入学歧视待遇的问题。我认为国家投入的太少以至于跟上面的高校差距太大，所以他们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教育会比较差，达不到一些导师的标准，您是否认同我这个意见？
郭宇宽：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回答，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大概，写的是03年左右的故事。在03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故事在北京的拆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在北京，比如从二环左右的一个四合院，这个四合院的面积比如400平米，这样一个四合院的市场价值当时就有1000万左右。但是补偿原来的房主补偿多少钱呢？叫危旧房改造，补偿大概2万—3万。你可以想一想，谁说出来都是难以置信的一个数字，你如果反抗，反抗就把的你抓紧监狱里。
我当时这篇文章全文发出来是2万多字，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迹。就是这些年来我没有发现在拆迁方面有比这个更加深入的报道，但是现在我发现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说透了，那个报道当时出来了以后，在北京带来的直接效果是，北京的宣传部门赶紧到处收缴这份杂志，不让它卖，然后很多人复印这篇文章到处传阅，而且刚好我发表这篇文章是在两会之前发出的，给北京造成很大的压力。
中间很多故事，包括对我个人的压力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今天的结果，今天北京的拆迁依然是强制拆迁，但原来的四合院补偿的价值已经达到1平米2万以上了，那么他转手可能能卖4万、5万。那么回过头来你说你这个努力有什么价值呢？还是强拆，你不服气还是可以把你抓监狱里，但是我觉得在朝公道靠近里面，比过去的社会有一点点进步，而这个进步发生也就5年时间，所以我觉得努力和不努力还是不一样。
至于你说研究生教育的问题，我回想当时我为什么要批评许纪霖呢？因为许纪霖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号称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你所说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教学投入的差异造成了教学差异的区别，我完全同意。但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持有批判角度的知识分子，你要批判的是什么？许纪霖连续几次在各种场合，我第一次听他说话我就忍住了，没有批评他，后来我忍不住了，我就公开跟他讨论了一下，他反正很下不来台。
这个问题恰恰是计划体制造成的，这个计划体制他所考虑的其实不是公共福利和义务的最大化，考虑的是他的政绩和面子工程，作为教育部来说，他愿意花几十亿都投在比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里面，然后给世界看。你看我们有这么牛逼的学校，你看我们的大理石地面不比你们美国差，而他不在于考虑说是这个社会有一个更加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但是许纪霖的错误在于他的批判对象对准了从那些相对比较二线、三线院校，在研究生教育中间投入更少的学校的研究生，他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理想的，是只知道考试的，没有学术追求的人，这个是我从内心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一个知识分子缺少一个逻辑的思维，因为我知道许纪霖自己原来就是一个所谓政工学校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个大学的教授，而且他到哈佛去访学。我设想在哈佛大学那些教授的眼里，你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恐怕也就相当于，比如在北师大眼里你连那个安徽师范学院恐怕还不如，但是哈佛大学没有说你是从这样一个学校来的，我就看不起你，而是依然把你邀请来，分享我们的教育资源。
那么许纪霖他所作的就是跑到这个地方，我记得当时那次会议就是在北师大开的。在北师大说你看我们是重点大学，招的都是二、三流院校考进来的学生，他们的素质都很差，那么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持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在道义还是逻辑上都太站不住脚了，而且跟你持有自由主义的理念也完全不符合。你怎么能说你在所谓的华东师大就代表了尊崇学术的精神，人家一个安徽师范毕业的学生，人家内心里面就没有学术的追求了，人家跟你的学术追求比可能更好，他才会追求自己命运的改变，要靠近这样一所师范学校。这种心态还有让我比较敏感的，就是每一个阶层，当他挤入一个行业内，都想把其他阶层排挤掉，不要分享我的资源。你说华东师范大学是一个多了不起的学校？他不过就是一个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而已，那么华东师范大学要说排名也比不上北师大，那么北师大的排名也比不上北大。试想如果这样逻辑推理下去，北师大会说华东师大算什么学校，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都可以到我们这儿做广告，那我们是不是太掉架子了？你们会不会这样说？会。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到北大，北大的教授会说，你看我们北大是什么样的学校，你们北师大的教授那水平没有学术追求，凭什么到我们这儿来讲课？这样的逻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诞的逻辑。而知识分子的荒诞延续他们的缺点跟我相比，我觉得他们没有受过辩论的训练，因为没有受过辩论的训练，所以他们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没有思考我这句话说出来其实在哪些地方是站不住脚的，不能站在另一个角度，从别人的角度思考我这句话说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和代表的立场，造成了他的逻辑混乱的描述，这是我的一点点回应。
问：谢谢你解答了这个问题，当我回忆在前天的除夕晚上，当我听到北京市的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孩子在演说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叫我们也是祖国的花朵，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当我看着我的同学在投简历，在跑工作，在向国企单位投简历的时候，我真的想对中央说我们是祖国的人才，我们也是祖国的人才，所以我从小时候长大一直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开始观察农村的一些事。一直到现在我都快研究生毕业了，我一直觉得每一次当我听到农民这个词的时候，当我看到农民工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像被针扎一下，当听到您做演讲的时候，我从第30分钟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在怦怦地跳，就像思念一个恋人一样一直在跳，可能我就没有情绪，我就觉得我现在作为一个农民之子向走向中国的大舞台，走向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地位在中国还是有血缘影响、世袭影响的。我以前也没有说过为中国的农民做贡献，去年新西兰的总理到这儿演讲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全球化，中国三农全球化，那时候我认识到了一个澳大利亚国会的议员，他给我发电子邮件的时候，他给我谈中国全球化的时候，谈到了中国农村的基础建设、农村的教育和福利，还有中国的经济，农村的经济命脉怎么与国际接轨然后利用这种机会，当时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想担任这个担不起，我没有影响力，我又不能当这个官，所以我觉得还是为背负这项出国，然后再当一个教授，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然后有身份地位了，能够从国外科学阶层一直升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我才有能力，才不会被社会的这种矛盾给冲刷掉，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想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农民之子，以后要走向社会，代表农民的时候，有句话叫矫枉过正，我就觉得中国的利益每年都是一个总值，农民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和上游社会的利益肯定是矛盾向冲突的，我觉得代表农民的利益，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必须参与农民的基础设施，从上游社会抢钱，这些钱才能够运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医疗，要不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知识地位永远不会提高，因为没有民主。
我还说最后一句话，一个韩国的朋友对我说，他已经40岁了，在中国研究历史，他说中国没有民间文化，我说以前有，他说现在没有了。他说像湖南的戏曲还有河南的民间戏曲，还有民间艺术基本上都消失了。这次我回家的时候，也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国没有民间文化，但是我爸爸妈妈在看《乡村爱情》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有多么开心，但是现在媒体普遍暴露的都是上游社会贵族的一些家庭观理念，还有中产阶级和偶像剧的一些行为，然后政府报道的是中国收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们的民间文化，尤其是社会观念和那种阶层的社会观、价值观有文化感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我的问题是想问郭先生，我作为农民之子，我能做什么？
郭宇宽：非常感谢这位学生的真诚，但我对你的发言有些失望，因为你没有批评我，我每次演讲，非常想听听批评我的人的观点。
还是回到发言，说到大家都是祖国的花朵，大家都是中国的孩子，不如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应该是公民，或者大家都是人，作为一个公民和人，我会问你强调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要做什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做什么？其实最本质的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怎么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更有超越性。
向你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出国，是我很多师弟、师妹包括朋友都会碰到的，我把他归纳为人所具有的灵与肉的困惑。灵与肉的困惑是我应该找一份好工作，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城市当一个尽自己价值的责任，还是说把我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替他们说话，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觉得这个灵与肉问题的答案在你自己身上，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在你的各个阶段都不一样。在你刚毕业的时候，我想可能你直接面临先要回报自己的家庭，给自己先找到一份能够安身的工作，有所积累。未来我觉得我们宝贵的地方在于在你心中相信始终有一颗种子，这颗种子是希望…假如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能够看到更多的童真。即使你自己生活的非常好…拿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也很不幸，我从事新闻这个工作，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内心的折磨和压力非常大。
我过去在大学里面，我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工作都非常的顺利。那时候我觉得我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讲道理的社会，那时候我觉得中国大方向都是好的，当时我的印象中有一个情景，就是当时我做节目主持人，在中央台你会看到门口经常会排很多人，有一次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人跪在地上被脱出去，那人发出的声音像杀猪一样非常惨，我说他干吗呢？他说他想进去找《焦点访谈》，边上刚好是一批孩子，是春节晚会上那帮小孩在表演，由家长带着，就说这个叔叔怎么回事呀？家长说他不懂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文化程度不高，所以闯中央电视台被拽了出去。后来在调查拆迁这个事情，我就亲眼看到在北京，你有再高的文化，当国家机器粗暴的对待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方讲道理，那几个月我在采访中我看到的东西对我良心的折磨是……其实我真的希望自己有一种能力我能够装作看不见，能够走开，假如一开始我就没看到这种情况，可能我现在活的要快乐的多，我的工作、我的家庭生活状态要比现在好的多。但是很不幸，恰恰我看到了，我看见了我就不能装作我没看见。
我记得在采访的时候，就是你面对那些人在讲他们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中国这么大，我们有这么多的好项目（形式上的）为什么人遇到不公正的时候，没有地方讲道理？那时候甚至我采访出来以后，我看到街边上有一辆献血车，我难受的说：“你赶快给我抽点血”。好像放点血，我的心跳才能舒服一些。即使现在我也觉得自己所作的东西非常的少，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做和不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回到你所说的那样一个线，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不公正，我们是不是要矫枉要过正？我想你的表达并不清楚，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农民之子要代表农民利益，而争取权利要从蛋糕里面切下更多的一块，我完全赞同，比如应该谈判，比如农村的基础建设应该更多，这是对的。但是我不认同那样的矫枉过程，那种矫枉就意味着说：好，今天你压迫我，那明天我就压迫你。这就是前面我说的你内心是不是真正有对公正的追求。假如你认为他压迫你是不对的，那么你不能反过来过一会儿又换了一个拳头我压迫你，就理直气壮了。毛主席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就在于他唤起了人们心目中邪恶的一面。因为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各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和解，可以通过大家的反省来解决。也有一种解决方式是，今天你对我不公平，好，明天我就压迫你，等回过头来你再压迫我，行，那我再杀你。唤醒人性中的邪恶，并且利用人性中的邪恶来操纵人群，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最邪恶、最不道德的事情，用佛教的思想来说，迟早是会有因果报应的。
那我们谈到印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知道印度有种姓制度，这个是干吗呢？种姓制度就是高种姓的人可以当祭祀、当教授，你们低种姓的人就受到歧视，你只能扫马路，你甚至连厨师都不能当，你当厨师人家会说你手是脏的。就是说这种歧视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印度民主化了以后，也有一种力量叫矫枉过正，包括印度的毛派力量，就是受毛泽东的思想启发，他说你看我们翻身当家，我们人多我们要压迫你，今天把你叫过来，在这儿撒泡尿在地上，然后你给我舔干净，他们就有人干这样的事情。这回过头来就像我说的，这样的社会永远不可能净化成一种很好的社会，用佛教的话来说这叫因果，众生的孽报。
体现在农民身上也是一样的，你用那套你觉得不公平的方式比如矫枉过正，用这套不公平我再来压迫别人，那么未来不会改变自己。就好像在毛主席的时代，那帮人为什么富裕？富裕不是因为他勤劳是因为他压迫，所以都是富农、都是地主，行，你把他给批斗，回过头来我不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阶层自己带着大家都富裕。那么要使一个阶层或者一个群体崛起，我觉得要唤醒人内心向善和人尊严的追求，这种意识我所相信的是不卑不亢。前两天我和他们在讨论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的时候感受到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人的本能反映是一种亢奋，就是说我要用加倍的这种行为来表达我对这种不公平感的逆反，比如你们这帮城里人，臭知识分子，你看着他们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我记得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上次表现很不好，就是孙大午。
孙大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很尊敬孙大午的朋友，说请孙大午先生到我们家来做客。让孙大午作客，主人比较讲究，进门这是拖鞋，你换上拖鞋吧，孙大午立刻就感觉受到了强烈的伤害，好，你城里人看不起我，你让我到你们家拖鞋，你嫌我们农村人脏、臭，我跟你断交。我觉得这就是他内心的一种…甚至是由于过去历史上受伤害、自卑带来的过分亢奋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同样是一种不公道，就像毛泽东的《农民考察》那里面说的看到地主的床，我们上去踩两脚吧。那么人家邀请你到他家去，她是怀着善意，即使是邀请其他的朋友也是拖鞋进来，这是她习惯的生活方式决定的，那么你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友人也要相互的理解。那么就从这个地方体现出来的过度亢奋，同样也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孙大午的一本书里看到他检讨了自己当时的过度敏感和偏狭，孙大午的这种反思精神让我觉得，他真了不起。我希望我们大家要真正唤起人对善良、对公道的追求，对于一种理想的追求，大家能有一种平常的心来组织建设，包括以这种平常心来对待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作为一个农民之子，你未来一定会走向工作岗位，在你的工作岗位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城里人。你说你想出国，你可能遇到的是外国人。那么他在他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思维和习惯，你会很容易感觉到受到伤害，那么你怎么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让别人来认识你？我觉得从你身上体现出来你的问题和你的状态，其实也是整个阶层所面临的状态。
今天假如我到一个美国农民的家里，他的自信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想中国有20年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谢谢！
问：感谢郭老师，今天给了我们很多思想的闪光点，一些不同的视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其中郭老师说有一个困惑，自己到底该有些什么？其实左也好、右也好，你不必代表什么，如果你一辈子能够坚持代表你的公道，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一生最高的境界了。不管对于科学也好、对于人生也好、对于整个社会也好，我想在座的听众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希望你一辈子能够代表公正。
我正在写一篇农民读了书以后还能再接受什么教育的文章，所以我看到这张海报以后，我就非常感兴趣，中国农民全球化，而且郭老师也是早有所闻，非常敬仰的一个人。我的问题是你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的农民带来了什么？到底带来了哪些正面的、负面的？那么导致这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去扬长避短呢？这个问题太大了，他本身就是一个论文。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文章，或者你看到了，或者你自己有这些方面的文章的话，可否介绍看一下？谢谢！
郭宇宽：您说的农民的教育问题也是我最近再思考的问题，我还没有思考成熟，不能够回答你这种状态。前一段时间我和几个朋友到青海考察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公办学校，那么公办学校教书的东西，包括历史各方面这些教材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在那里上完学对他们的工作，对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生活没有任何用处，那么因地制宜的教育，我觉得不是学者一个人开导而能够想出的一种方法。但是我想到的目前可以分享的一个原则是中国的教育应该走向更加自由、增加尊重多样性的选择。其实在教育方面解决地区差异，包括农村和城乡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教育的多样性，允许各个学校保持自己的特色。假如这个地方是以产棉花著称的一个地区，那么他搞的教育，他的课本应该花很大的篇幅，哪怕历史教育都应该给大家讲棉花的历史是什么，而不是给大家讲一些闻天祥、邱少云这些所谓历史故事。
那么这样的创新，能否解决中国这个问题？这是我现在所能想到的一个方向。同时各个地区有一些经验可以汇总下来，比如前段时间我到青海，他们那个地方是以“辩经”的方式来搞教学，你们师大的同学很应该去学习一下。在那里的学生原来都是牧民的孩子或者孤儿，原来都不识字，结果5年、6年的教育都考上大学，一个人原来连写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在那里上两年的课，可以跟我用英语对话。你们在座的大学生学过多少年英语？你们有几个人可以跟我对话的？你就会奇怪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教学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总结起来的。
再说全球化，全球化背后事实上是一整套的观念，全球化和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总的背后的一个背景就是信息、资源、人才的开放、选择机会和交流，包括物资的交流。那么我们怎么界定中国的农民？在中国这个语境下，我们说中国农民本身就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农民通常被作为一个固定的身份标识，比如一个人明明到城里打工，叫他农民工，这个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个？在中国的元朝也会出现这样的，把人分为几等什么色目人、汉人，把人分位几个等级。那么这一套对人的身份、标识甚至出生的性质是在毛主席时代开始得到强化的，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孩子，即使你的孩子依然归到资产阶级叫“黑五类”，你爸是地主，你的孩子也是。你爸是贫农，哪怕你现在已经当了主任，你生活的比富农还好呢，你还是叫贫农，这叫出身。
其实我在印度的时候，很多印度的知识分子说，哎呀，我们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制度，太专制了，居然能够给人的身份做一个限制，我说这不是最邪恶的，毛主席的时代我们中国也是对人的身份这样限定的。他说你不知道，我们低种姓的孩子想跟高种姓的孩子结婚都不行。我说毛主席时代也是一样，一个富农的孩子想跟贫农的孩子结婚也不行，你资产阶级的孩子想跟工人阶级的孩子结婚，组织都是不允许的。那么这种身份标识系统牢牢的套在了所谓中国农民的心中，即使你有了工作，即使在城里有了发展，你依然脱不去这个烙印。也就是像刚才那位朋友，你看你戴着眼睛，穿的衣服也挺时尚，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农民，我估计现在让你种地你也不会种，但是你依然根深蒂固的觉得我是一个农民之子。为什么会给你这样一个感觉？为什么西方国家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农民的孩子进了城找到了工作，他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身份识别，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属于农民阶层。这就是我说毛主席年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罪孽，他以追求公平的名义，强化了反人性的出生和血统意识。
后来我又说全球化的开放给中国的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选择？我举个例子，浙江的这些人。今天浙江的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浙江在毛主席的时代可能是中国最可怜的一个省份。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家乡嘛，所以我们也不给他投资，也不上大工业项目，那时候最让人羡慕的是比如东北，工人阶级活的特别好，浙江人活的一塌糊涂。在那个时候，浙江的农民有人想做点小生意，小生意都要被批斗，甚至关监狱、枪毙，非常惨。但是浙江的农民最早开始走向世界做生意，就是我们说的温州浙商嘛。他们最早做的是收猪毛、收鸡毛卖或者到一个地方给人剃头、卖茶叶蛋，这都是城里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卖钮扣、针线。他的勇气就是说我要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融入更大的空间。他们的艰辛、辛苦，那描述起来是可以写很多电影剧本的。在他们融入了以后，他们从这个体系中间收益。跟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满足于计划经济的人相比，他们融入全球化以后，他们发现中国的这些勤劳使中国人走遍世界都是最有竞争力的群体。
今天有些国情专家在我看来特别不要脸，他们总是爱说，我们中国的政策好，政府领导的好，你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其实中国人是世界上一个奇怪的动物，换句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根本不需要政策好，政策只要不过于压迫他就行了。比如说在南洋的华人，像印尼、马来西亚华人是少数民族，主流族群压迫华人非常厉害。可是即使不管多少压迫，华人依然是那个社会里面经济上最强势的群体。靠的是什么？华人的勤奋、华人的重视教育、华人的奋斗精神。那么中国的这种血脉里面，有这种强悍的东西，这种强悍使我们有很强的生存力，可以经受挑战，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害怕全球文化，中国人不怕。中国害怕的是关起门来自力更生，一旦关起门来，我们的统治者就怎么折磨中国人都可以，一旦开放带给我们的机会，包括那位朋友说的，在中国，你哪怕在北师大，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农民，你可能普通话不标准北京人都会歧视你。但是当你在全球化中间，你走到了美国，你说着不标准的英语，没有人会歧视你，为什么？因为在纽约，几乎所有的人英语全都不标准，什么印度英语、牙买加英语、菲律宾英语，你一打电话，接线员说的英语你都听不懂，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这个时候人就剥离了他原有的身份烙印，当然我也不能说绝对就没有歧视，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全球化的社会就剥离了人所原来有的那种身份的标识，而回到你是一个人，从你人所具有的特性出发。
就像马丁.路德的演讲：不是用你的肤色，用你外在的身份审视你，而是用你内在的品行来审视你。不知道我的回答会不会多少回答了大家的一点困惑，我想也是对大家的祝愿，我想在师范大学这样一所有教育精神的学校，我们大家都会培养自己的价值观，推动这个社会向更加公道的方向努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