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当时苏联的国情，是分析和总结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与教训的前提。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对苏联的国情进行全面的分析（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想指出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前后苏联国情方面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作为背景介绍与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民族方面
苏联的政治生活一直就受着民族问题的困扰，只不过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这个问题被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压制着，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影响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地步。但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族问题就已成为关系联盟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了。
苏联实际上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为本土，并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卫星国的庞大帝国。其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东欧诸国本来就是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所夺取的“战利品”。在冷战趋于结束的国际格局中，这些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可以说是势所必然，问题只在於时间的早晚。不容否认，在既有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要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彻底的独立，当然难免会使相关双方付出某些代价。对于东欧诸国和波罗地海沿岸三国来说，其独立的代价主要在经济方面。这是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所强行推行的“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与苏联本土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因此，“大苏联”从外围开始解体，对双边、甚至多边的经济不可能不引致负面的效应。然而对於苏联来说，外围的解体，其负面效应却并不仅仅限於经济领域！要知道，东欧诸国的分离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会极大地刺激苏联本土其它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现在看来，戈尔巴乔夫当初对这种负面效应，至少是认识不够全面，对其后果估计也是不足的。
从苏联境内的民族状况来看，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没有一个民族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三分之二以上）。苏联境内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和部族，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俄罗斯人，但也仅占全苏人口的一半略多。因此，从整体上说，苏联仍然是一个非民族国家。其二，苏联境内民族虽多，但各民族的混居程度却极低，其民族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集中和区域间差异。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几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某一单一民族在人口上占明显的优势，构成该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例如，俄罗斯人约占俄联邦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分别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九十；其余各主体民族占本加盟共和国人口的比例，除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族不到一半以外，均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才以民族的名称命名。
苏联各大民族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使它在国家结构上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整体的非民族国家由局部的民族国家复合而成。这样，代表国家整体的苏共中央和联盟中央政府，实际上便处於各“民族国家”(更确切地说，是“邦国”)的包围之中，仿佛是大海中的孤岛。由于各邦国的主体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在精神方面，中央对於各加盟共和国的凝聚力，首先就要靠建立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意识形态；而在制度方面，用以维护国家统一的手段，则主要靠中央集权的党政组织系统、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当各民族(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已经失去了对马列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民族主义意识上升为各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意识时，当各民族对苏共及其操纵下的联盟中央政府的控制反感日增，对其领导能力也最终失去信任时，当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的士兵们纷纷开小差“逃”回到自己的祖国——已公开发出独立宣言的各加盟共和国时，中央便完全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它用以维持统一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也随之迅速削弱。“无可奈何花落去”，戈尔巴乔夫最终没有对波罗的海三国使用武力，其真正原因是否就在于他已隐隐约约意识到，独立已是大势所趋呢？！或许他也被悲壮而又充满激情的“波罗的海之路”深深震撼。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麽领头闹独立的居然是在苏联国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俄罗斯？！如果熟悉苏联历史，其实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苏联，从文化方面看，俄罗斯文化虽然在表面上是苏联的主体文化，可实质上俄罗斯文化亦须“服从”马列主义，并且须由苏共及其领袖来作取舍。因此，俄罗斯人早就有一种“文化失落感”。从经济方面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显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只是就生产而言。在全苏统一计划的体制下，对於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因为俄罗斯的这种经济优势而获得相对丰厚的经济利益。许多俄罗斯人为此抱怨，认为其他民族(甚至包括东欧诸国)在经济上拖累了他们。从政治方面看，俄罗斯人对於来自格鲁吉亚族的斯大林给全苏各民族所造成的深重苦难，怀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九九一年初，苏共高层政局不稳，曾有消息传出，前苏联外长、格鲁吉亚人谢瓦尔德那泽有可能取戈尔巴乔夫而代之。有人就此曾向苏联科学院多位学者征询过意见，他们的一致回答是：“请您相信，这绝不可能！因为‘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斯大林给‘我们’的教训。”由此看来，俄罗斯人虽然无人不晓他们在全苏联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於已开始生活於“消费和工业化社会”中、因而已越来越讲实惠的他们来说，权衡利弊，他们总觉得在与其他各民族的联盟中，付出大于收益！俄罗斯人的这种“被剥夺感”和“受害者意识”使俄罗斯与整个联盟越来越离心离德。可见，俄罗斯虽然是前苏联帝国大厦最雄厚的基础，但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际，这基础已远不如通常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坚实了。否则，叶利钦也不敢带头向苏联中央政府大闹独立性。
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本加盟国境内拥有相当强大的人口优势和民族基础。而且，苏联采行的联邦制，不仅为各加盟共和国旨在寻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现成完整的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形式(领土、国会、政府和人口等)，而且按照原苏联宪法，它们也有权力退出苏联。宪法的有关规定恰好成了各加盟共和国用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最便利法律依据。因此可以说，早在苏联成立之时，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苏联的民族地理分布、苏联所实行的联邦体制和联邦宪法为它们提供了人口、文化基础与制度、法律依据。这一切，实际上对民族独立意识起到了培植与助长、对民族独立运动起到了催生与促成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联盟中央的凝聚力强大、国家统一的直接基础——俄罗斯的支持坚强有力的时候，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上述条件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然而如上所述，当戈氏的改革开始的时候，作为统一国家的苏联其凝聚力已经急剧衰落，国家统一所直接依赖的基础也已经开始松动。形势变化使然，各加盟共和国在改革中寻求独立的运动，会随着政治的开放而不可遏止地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不管戈尔巴乔夫当初预没预料到，从其最终的结局来看，他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要么用武力将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镇压下去——如果他愿意而且能够做到的话。各加盟共和国和戈尔巴乔夫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生死的抉择。
二、政治方面
第一，由於苏共领导苏联进行了比较认真的非斯大林化，因此象斯大林那种暴君式、家长式的独裁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苏联的国家政治生活开始朝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方向逐步转变，并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这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权力开始从集中于个人逐步向党政机构转移，政治生活的人治色彩随之逐渐淡化。其二，原先主要体现於“一长制”的党政分工的范围，也不断有所扩大，并且日益制度化；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已明显提高。其三，泛政治化逐步在向有限政治转变，政治全能的情况在弱化，政治的影响在减弱，范围也在缩小。由于长期残酷、频繁的政治斗争与运动式的政治运作，使人们产生了极度的政治疲劳与强烈的政治厌恶，而这大大助长了普遍的政治冷淡。人们越来越用嘲讽的眼光来观看政治家们的种种表演，并尽可能地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
第二，自赫鲁晓夫以来，苏联的政治“解冻”过程虽也出现过寒潮复侵的现象，但总的趋势无疑是：政治迫害的规模和频率越来越小，程度也越来越轻，株连则已近於绝迹。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说：“在斯大林时代，过时的干部都得枪毙；而赫鲁晓夫把他们送去养老；在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这些人则被发配到小国去当大使。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代又创新例，跌了一跤的人还可以尝试着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来。”这从一个侧面，即党内斗争的角度，相当生动地概括了政治迫害在苏联逐步弱化的过程。随之，苏联国内的政治环境也逐渐宽松起来。正如索尔仁尼琴於一九七六年被捕前夕，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所描述的：“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我们连窃窃私语都不敢。如今，我们甚至在研究所的吸烟室里，都能撰写或者阅读地下出版物，彼此尽情地倾诉衷肠，抱怨‘他们’在践踏我们！”
第三，政治文化逐步褪掉了它原有的“工农革命的本色”，逐步转变为实用政治和公民政治。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苏共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暴力革命”；其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苏共打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旗号，并在理论上以“人道主义”取代了“阶级斗争”。人道主义作为一面公开的旗帜，不仅已经写入了苏共的纲领，而且已深入地普及到全体民众的政治意识中。人和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和现世的幸福，已被公认为与共产主义的目标完全相一致的根本价值原则。与此相应，关心人，尊重人，珍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幸福，被当作文明的体现或标志，至少以“话语”和“礼仪”的方式，在有教养的苏共官僚和知识分子中，蔚成了一种根本不同於“红色文化”、亦即工农革命文化的新风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相适应，苏联与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都呈现出“粉红色”（亦说“橙色”）。这也正是温文尔雅的戈尔巴乔夫由以产生的文化氛围。在大众层面上，苏联人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已经告别了以往的革命文化传统。正如哈维尔所说：“倘若革命风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狂热暴力是传统专制的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征在苏联集团国家里早已消失殆尽了。”
第四、一个信奉实用主义、将物质利益作为第一追求、非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精英”阶层已经形成。
根据苏联宪法，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叶利钦的获胜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许多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认为，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而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即完税后）让子女继承其财富。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苏共的种种“改革”措施，只不过是在为贪官污吏们化公为私、敛财和“洗钱”提供方便而已。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精英”们的目的达到了，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一大批从前掌握国有资产及其他生产要素的部长、厂长、经理，脱胎为今天私有企业的老板。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第五、政治空气虽然沉闷、压抑，但还是有一些独立的声音。
①民间独立的政治声音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时，民主派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在苏共垮台的过程中，民主派起了决定性的的作用。那麽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
苏联民主派的生成、发展与壮大着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执政的苏共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实际已不再相信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信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
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老百姓长期在极权体制下养成的生存本能告诉他，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这样“厨房政治文化”就出现了：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但要小心不让孩子参加。许多异议人士就是这样形成共识的，而许多青少年也因为偷听厨房里父辈们的政治议论，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
这种“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最令知识分子反感。所以，那些最具有良知并时时想要体味由于献身而受难所带来的历史悲壮感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出于对崇高的追求，必然想要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他们私下场合的讨论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是作家、诗人、记者，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家，而只不过就是想说点真话。
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宣传杂志，来发表一些描绘社会真相的作品，最早的此类作品都是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种种黑暗现象，而最敢于发表此类作品的是文学杂志《新世界》。从六十年代开始，半地下的手抄出版物也陆续问世，在知识分子和部分民众中广为流传，其内容也更大胆。
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主要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它虽然只能在一小部分民众中传播，却赢得了读者的高度尊重和支持，而这种支持又鼓励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出更多的独立声音。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日常生活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对老百姓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随着被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而知识分子讲的真话越多，敢讲真话的人也就越多，真话就逐渐代替假话，讲真话的人也越来越赢得社会的敬重，以至于连一些共产党官僚也不得不迎合社会潮流，讲上几句真话，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体现了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秘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人们往往对这些传闻是否真实并不在乎，也不想去追究，使他们着迷的是真切地体会到在议论与传播这些消息时产生的解放感与报复感，这在他们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苏共靠隐瞒真相来维持的社会服从，在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广大人民由于意识到被欺骗了数代而产生出强烈的愤慨之后，立即就变为空前的敌意。人民自然转向同情、支持新诞生的民主派。
②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能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这些民间社团自然成了民主化运动的中流砥柱。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能负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测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民主运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亦称“跨地区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组织的出现，打破了过去一党制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禁锢，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中。关键是这种局面事实上打破了一党垄断真理并独掌“真理发布权”，以驾驭国民意识的文化专制状态。无疑，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专制状态的打破也为期不远了。
所以，现象上苏共下台发生在1991年，实际上早在1991年以前，此苏联就非彼苏联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令举世震惊，其实一切皆其来有自。
三、经济方面
第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制约苏联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苏联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就是管理高度集中统一、并以行政指令推动其运转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赫鲁晓夫开始，经济方面也断断续续地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体制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体制的弊端十分明显：首先，这种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基础。因为经济管理方面的集中统一客观上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来保证与维护，而政党的高度集权又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基础。其次，这种体制的运转成本极高。因为只有依靠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体系，国家才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一直到细微末节都进行控制和干预。再次，由与权力过于集中，统得过死，环节过多，必然造成反映迟钝，行动僵化。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不合理、结构不平衡以及极大的浪费，以及相对于时代的迟滞，是在所难免的。最后，这种体制极大的压制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整个经济毫无生机与活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工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严重的不合理，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工农之间的矛盾激化，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到后来，拥有世界四分之一土地面积的苏联居然到了连二亿人口的基本消费都不能保证的地步。
到戈氏上台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整个经济的制约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打破这种体制的要求已非常强烈，而这种体制也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不过，这种情形同时也为经济改革方面搞过头埋下了隐患。实践证明，要控制这种情绪并把握改革的“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干好这样的事情所需要的威望、气魄与技艺，戈尔巴乔夫都略显不足。
第三、高福利已成为国家经济的严重拖累。
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学者往往只强调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僵化、过度发展国防工业、民用工业技术水平落后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苏联的全面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费水平也是苏联经济日益衰败的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时期那种行政高压和广泛的恐怖政治就已不再使用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开始注重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福利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邀买人心，以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的方法，由于直接风险小、实施容易并见效快，首选而成为一项长期政策。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今天中国人的购买力。
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严重缺员。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
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以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所不能及的。如果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党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党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
这样做的后患，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就任时，面临的不光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同时还有人们由于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日益上升的怨气。在其他种种办法都不能立即奏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是转而大肆宣扬改革，企图以此来激发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期盼，从而换取人们对现状的忍耐和对现行政策的认可。戈尔巴乔夫的目的达到了，但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结果，即：整个社会中普遍出现了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幻觉，认为只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很快过上发达社会的富裕生活。从这种幻觉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对经济改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然而，当时在苏联却很少有人提到，在苏联这种长期维持高福利、资源耗尽的背景下，推行经济改革其实是一种自救行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减少资源消耗、防止经济系统的进一步瓦解。这样的经济改革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甜头”，当然也很难让已经相当高的社会主义福利再上一层楼；相反，经济改革却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给苏联民众带来“苦头”。
四、社会主义阵营方面
这里我主要谈谈东欧各国的情况。照理说这个问题不应该算苏联国情，但由于这些国家与苏联、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非常特殊，所以我把这些国家的情况也放在苏联国情中来谈（至少可算“准国情”吧）。读完下文，读者就会明白，我这样划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有的西方专家认为，在冷战中与西方抗衡的失败，是苏联转而推动国内改革并默许东欧变革的重要因素。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共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撑新一代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因此苏联不可能在冷战中保持与西方的均势，更不可能在冷战中取胜。所以，苏共放弃了坚持冷战这一目标，谋求与西方的缓和。
苏联东欧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在抗衡中渐渐露出败像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放弃冷战。失去了冷战这个战略目标，苏联东欧阵营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对苏联来说，原来在冷战时期具有战略价值的东欧国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这些国家日益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它们对苏联的依赖，也变成了苏联沉重的经济包袱。结果，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开始鼓励东欧国家的变革，而对东欧各国反对变革、依赖苏联支持保护的保守派则越来越冷淡。这就是在一九八九年东欧国家的变革浪潮涌起始，苏联采取了一种不干预的默许态度的背景原因。也正是由于苏联的这种态度，东欧各国本该在1956年前后就垮台的共产党政权失去了支撑，从而相继迅速垮掉。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本来就是苏联处心积虑地扶植起来并由苏联强力支撑着的。“二战”期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颇有战略眼光地培养了一批东欧各国的干部，制定了一整套夺取政权的方案，准备战后建立听命于苏联的政权。二战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利用占领军的地位和权势，把以前培养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送回本国，或者是让他们加入当地的自由派政权，进而取得控制权，或者是资助、支持东欧共产党人建立亲苏的政治团体和政党，打击并逐渐取代本国的自由派势力，最后在东欧各国如愿以偿地先后建立了亲苏政权。
东欧各国战前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市民社会的传统，老百姓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怎么支持，二战结束时也从未发生过拥护共产党人的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强加给东欧各国老百姓的，在东欧各国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因此，在东欧各国曾屡屡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当地的共产党政权每次都是在苏联的干预和援助下，把这些反抗残酷镇压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后撤了，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就无法独自抗拒国内长期被压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没有了苏联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持，哪个东欧共产党政权也承担不起对抗国际社会的后果。这样，东欧各国在国内普遍要求政治经济变革的压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道路。而东欧各国的政权相继“易帜”，又反过来形成了对苏联政治改革的巨大促进和压力，使苏联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向前移动，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崩溃实际上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以上种种，即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苏联国情方面的几个主要特点，也是我们在总结苏共丧失政权的历史经验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