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影响力和被影响力已远超过当初设计者的预想，它涉及到境内的境外的、眼前的未来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是国际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体制规则和政策制订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可能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更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制订和改变规则。欧美尤其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都将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可控的因素在加大。另外，与开放的市场经济相连的世界通行的法治规则，民主政治规则对中国的经济、政治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调整规则和政策，化解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新环境？

其次是民生的压力。民生的压力还不仅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以及公共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素分配不公以及公共品的逆向配置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民粹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生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应对民粹主义？

第三是民权的诉求压力。与少数具有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精英不同，大多数的民众的民权要求是源于民生问题，由于市场的权力化以及分配的扭曲，社会大众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要求政府增大和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政治诉求才日益高涨。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的诉求？

第四是改革的动力的衰弱，或改革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八十年代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与下层的共同“合力”，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于喻为“诸侯”的地方政府和喻为“王爷”的部门以及强势利益集团，那么，今天的改革动力来自何方？有强烈改革诉求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利益受阻的多数“群体”却无改革的“权力”，握有权力的少量“群体”的改革动力却日渐式微，而不思改革，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我认为，唯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解决或化解上述压力、挑战、矛盾和问题。

未来的5-15年是中国现代化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开放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国家（地区）看，一个强有力推行改革的中央政府、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基层的自治（民主）和公益性（互益性）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仅不能同时完成发展和转型的多重目标，甚至会陷入拉美现代化的泥坑。

总的来说，未来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突破：一是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30年的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的市场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最显著的标帜是产权制度仍然处于不完整不健全状态。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比方说，人力资本的建立健全最明显的标帜是人力资本的可观察可测量（可度量）从而可交易性，但在中国，构成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核——个人信用就不可观察和不可量度，从而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完全产权”。类似美国国民信用记录的“安全保险卡”理论界呼吁多年也无法在中国推行。再如，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不论是采取集体还是个体的形式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更谈不上产权交易和保护的法治化，另外，国有资源的产权也是界定不清的，这是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因此，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产权）及要素（产权）市场的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将土地产权分给农民并规范土地产权的流通、建立人力信用资本制度及分类市场交易规则、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是市民（或公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领域（医疗、卫生、教育、社保等等）改革的新突破。公民（市民）社会的培育应从社会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做起。比如社区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公益性NGO和互益性NGO的放开与有效监管；公共卫生体系、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九年制免费教育的全面普及和落实；社会文化、新闻乃至意识形态的有效管制和逐步放开等等。

三是民主法治上的突破。党政、政事、政教等等的如何分开和分离；人大议政权、审批权、表决权、监督权的逐渐落实和强化；党和国家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政府的雏形化等等。这一切都应自下而上的展开，首先从基层做起，有条件的基层政权要实行行政首脑负责制加公共财政制以及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与政权适当分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四是双向开放上的新突破。应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企业层面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制订，要逐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之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另一方面，要引进国际规则，逐渐放开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比如与境外政府和财团组建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区，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等等。

但是，上述改革动力从何而来？我认为，动力源于利益和偏好（包括信仰）。它应当是上层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与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的理想偏好以及各种群体的利益需求的交汇，而不可能是某一个利益集团的逐利动机。因此，上述改革的新动力必然来自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正当需求，即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切合，它可能来自各行各业的民营企业、非企业民办事业单位的公平竞争的需求；也可能来自于高层的有理想、有全局利益观、有危机意识、至上而下的推动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自境外的投资者，以及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的需求。总之，改革的新动力只能产生于各阶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汇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把潜藏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改革需求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新动力。

（本文选摘自《中国改革》2008年第5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