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唉呀，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还要怎么赌？”
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钟，然后陡然变脸，冲口而出：“你娘！外省的，你们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高高举在头上，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怒声回说：“谁滚回去？跟你一样缴税，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旁观者死命拉住，他挥舞着凳子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这回我看见了，他也穿着拖鞋，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附在她耳边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相信了我的解说，只是皱着眉头说，“玩得这么大声，小孩子一样，不像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放到热豆浆里浸泡，泡软了，再让她慢慢嚼。
回到家，反正睡不着，打开计算机看网上新闻。德国的《明镜》首页报导是这一则：从医生到歌剧演员，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就参与了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给他的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因为，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天色有一点点灰亮。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滴溜溜的鸟声，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