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来收集了一些官方或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字，分析比照的结果，本该欢欣鼓舞的我，却陷入了某种巨大的困惑之中。

先看财政收入。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府财政收入占J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以“分税制”和流转税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财税体制和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占JDP的比重下降到10.8%，到2006年，这个财政收入的相对数字又上升到19．39%。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3%—40%之间。

再看财政支出，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78年，政府财政支出占JDP的比重是31%，由于实行放权让利政策等原因，1994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2%。这以后又往上急升，到2006年上升到19．73%。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怎么也在30%以上。

如果我们以年份和JDP数字为坐标画两条最简单的曲线图，会惊奇地发现，无论财政收入还是支出，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差不多是完全对称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按照2007年财政收入增长31%、增收1.2万亿元的趋势（目前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右边的曲线已经超过了左边并将继续延伸下去，形成一种新的不对称关系。

我的“困惑”之处正在这里。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政治权力在这个国家，大体上仍然像三十年以前一样，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三十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费支出增长了近90倍，2004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三十年来，政治权力没有丝毫后退，仍然像以前那样控制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公权力商品化的潮流不可阻挡，形成一种可以自我强化的“权力经济”和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无孔不入地凭借特权谋取经济利益，与民争利，而对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感兴趣。2004年，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支出，我国为25%，美国为75%。尽管GDP猛涨，直接维系民生的社会保障、公共文化与公共卫生等财政投入却落在世界各国的末尾。三十年来，公民无权的政治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人大仍然无法行使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政府制定法规、政策依然可以我行我素，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本加厉地膨胀起来……。

这些问题尽管看上去很严重，但更严重的在于，现有的体制究竟是抑制这些问题的因素，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能不能被逐步弱化，以致最终得到解决，还是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跟那个传统的旧体制作殊死拼搏，其实它早已完整无损地移存于另外一个体制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我们培育的是一个与市场体制不相干的、被官僚体系熟练操纵的体制。仿佛于不经意间，这个 “新”的老体制已悄然形成，并且日益变得不可撼动了。

从前些年 “趟地雷阵”的精简行政机构尝试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统治者，对这个业已成熟的体制亦存无力和无奈感。如今数年时间又过去了，政治权力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经济资源已经“瓜分”完毕，“新”体制巍然屹立，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从今往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新老交融的体制都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继续改造我们的国家，也同时改造着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这条路的尽头，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主义社会，数千年来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就会是什么结果。

中国的改革“改”到了这个份儿上，让我看，倒是可以宣布结束了。以后再谈改革，应该是对这个正在“热”运行的体制的改革，而跟早先的那个“计划经济”的老体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以跟它说“拜拜”了。

写于2008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