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五年前吧，在绍兴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围桌而坐，一边喝着黄酒一边闲聊。都是参与编《大学人文读本》的，刚拜谒过鲁迅纪念馆出来，来这里午饭。文人的嘴有时说的比吃的多，记不得都说了些什么，反正话题在各位的嘴上不断游走。但这样一个情节我记得清楚，因为和我有关。记得在聊到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时，我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义上要比胡适更地道更纯粹。话刚说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他他怎么能和胡适比。我不知道这不屑是对我呢，还是对徐志摩。对我的话，大家都是朋友，也都很性情，无妨。但如果是对徐志摩，那可有点不公。

不过，说到徐志摩，在一般人的眼里，也就是个诗人和情人。长期以来，徐志摩的这一形象在人们眼里几乎定格为他的全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给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诗、情辉光，当然也加上后人的渲染。其实，在诗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还有少为人知的一面，这一面是指他的思想和政治识见。如果书写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事记，20年代那一段，是不应该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颇地认为，徐志摩的诗才其实一般。第一次读《再别康桥》就没觉得怎样。什么我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又不是猫，那么轻干啥。何况此诗在遣词造句上也有点让人发“腻”。至于做情人，也不咋的。事情弄得鸡飞狗跳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徐志摩一生主诗、情，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可是诗、情之外，比如比诗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并未经意，却我给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两件事让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后写下的《欧游漫录》，一是回国后负责《晨报·副镌》时所主持的关于苏俄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都有关苏俄，而苏俄在当时的中国直接影响国共两党，也同时影响中国知识界。1921年陈独秀成立的政治组织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会上所确立的新三民，第一条就是“联俄”。当时，包括后来的知识界，对苏俄大都抱有一厢情愿的热情，那可是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鲁迅被誉为迄今为止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对苏俄令人咂舌的一边倒。胡适，这个被视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对苏俄的态度，20年代也是那么依违不定。可是，作为诗人甚至有点滥情的诗人，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鲁之上，更无论那些组织。可是，耽于我们自己的视野，长期以来，只知胡鲁，不知有徐。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报》发动苏俄讨论，是出于他自己的一种预感：中苏之间“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诗人的感觉没错，眼光更高明。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这是那个时代的警世通言，可是这时的胡适庶几还在夸赞苏联人为了理想“干干干”呢，徐志摩颇反感这个“干”，认为“不雅”。然而国人的干劲也不弱，这场讨论不到两个月，一场大火冲天而起，烧掉了晨报倌，也烧掉了这次讨论。纵火者是由国共两党发起游行的学生与民众，他们不满《晨报》所秉持的反苏立场（尽管它也编发拥苏的文章）。于是，这场讨论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断章”。

前此，徐志摩去过苏俄，就像胡适后来也去过一样。但这两个自由主义者对苏俄印象大相径庭。胡适对这个国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对它满是质疑。这质疑来自他诗人般的感觉。我很奇怪，这感觉在诗上表现一般，为何在思想、社会及政治诸问题上却如此出色。莫非诗人本色是思人。读读他的《欧游漫录》吧，那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游记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识见。在莫斯科参观过列宁遗体之后，徐志摩这样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那个主义：“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徐志摩以诗人的眼睛洞穿了苏俄的主义，也忧心于它对国运的影响，后来历史亦未出于他的意料。这个人不仅是诗人，是情人，也是优秀的思人。如果按其优秀排序，把诗、情、思给倒过来我看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