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砰”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要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魄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有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越急越结，怎么也说不下去。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姿势，说：“预备──你唱！”于是这青年沪剧演员立即唱道：“哎格隆咚哟，阿拉屋里天火烧！”终于向父亲报了火警。还有一则说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同事的弟弟，也是口吃，他到王炼家去还照相机。别人敲门“笃、笃、笃”，每一记都应是同样的节拍，可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门来却是“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连敲门也结巴。王炼开门，问：“你找谁……谁……谁呀？”同事的弟弟说：“王……王……”王炼一听，明白了，连忙替他说下句：“…

…炼。”同事的弟弟点点头。王炼说：“请……请……”同事的弟弟也连忙帮王炼说下句：“……进！”这下该王炼点头了。于是两个口吃的人一同进屋。同事的弟弟说：“我……我……我哥哥叫我……叫我……来还……还……还……还照相……照相

……照相……”王炼不失时机地接道：“……机。”王炼又说：“请……”同事的弟弟说：“……坐。”最后告别时，同事的弟弟说：“再……再……再……”王炼仍然及时地补上：“……见！”这两个结巴子可算是“结”拜兄弟，能“结”二连三，

“结”得天衣无缝。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王炼是个极忠厚的人，听了也只是笑笑，最多再骂上一句：“滚你的蛋……蛋……蛋……蛋噢！”此时王炼显得越发的可爱。

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开玩笑，这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不过口吃患者也无需自卑。口吃只是习惯性的语言障碍，并非心智或品格上的缺陷，况且如今已有不少医院可以矫正这种语言障碍。还有一点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为荣的是一些伟人也口吃，如战国的大哲学家韩非、汉代的御史大夫周昌、三国的镇西将军邓艾等，他们或有文名，或有武功，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发挥才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些口吃。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脚下采访女将军李贞时，她就曾对我说过：“胡耀邦善于鼓动，很会演讲，就是手势多，动作大，为什么？他有点结巴，手不挥动就说不出话。”这和我跺脚是一样的道理，情同手足。后来我随《陈毅市长》剧组到中南海演出，胡耀邦上台接见全体演职人员，见他说话时果然有些期期艾艾。像胡耀邦这么伟大的人物，有那么一点口吃，反而觉得伟大得真实，伟大得平易，丝毫无损他的形象。一个领导人，如果硬要掩饰自己的缺陷，竭力要把自己装扮成个完人、圣人，在镜头前始终像演戏似的，那反而显得生硬、造作，不及胡耀邦的口吃来得那么亲切可爱了。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又逐渐恢复了自信，我的口吃也拨乱反正，彻底根治了。所以就我而言，口吃是种社会病。假如政治环境宽松，社会气氛祥和，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领导者能广开言路并尊重异见，那么像我这类社会性的口吃患者就会越来越少，说起来和表达思想时就能畅所欲言，再也不会结结巴巴了。

如今我结巴倒不结巴了，但常常有种势力想封住我的嘴巴，让我成为哑巴，这……这……这……不……不……不……不太……不太……不太好吧？您看，我又结……结……结吧了……